李家治先生是国际著名陶瓷考古奠基人，他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是陶瓷考古的里程碑著作，其内容之广泛、影响之深远、见解之精辟，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一定程度上完全可以说，李家治先生是我陶瓷考古的引路人，是教导、提携我的恩师，也是我们毋庸顾忌学术观点，畅怀请教的前辈大师。如今，李先生仙逝虽已两年有余，但其音容形貌仍历历在目，无疑，如实、生动地记录李家治先生的部分生前印象，既可深切缅怀李先生，更能传承先生的爱国、敬业精神。
一. 莫名的自信源自先生的“错爱”
40岁才有机会从事科研，我居然雄心犹存，究其缘由，莫名的自信主要源自众多先生的“错爱”。众多先生中，李家治先生的“错爱”颇为特殊，直接关乎我陶瓷考古事业的发展。还是在1986年，我决心从事科技考古研究时，即考虑组织召开全国性学术讨论会。1988年，在广西自治区科委的资助和支持下，我和广西民族大学(原广西民族学院)的万辅彬、李世红老师精诚合作，虽几经周折，最终仍使全国第一届实验室考古学术讨论会在南宁市顺利召开。记得那次会议，曾主要邀请三位专家与会，其中，李家治先生是誉满全球古陶瓷界的权威，华觉明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冶金考古学家，而李虎侯先生虽为放射化学背景，但在考古界尚无特别影响，而他居然觊觎实验室考古或科技考古的“头把交椅”，上述会议筹备的周折，正是其野心作祟之故。这段历史其实是活脱脱的学科发展史，有机会拟将其整理成文、公布于世，以飨读者，这里不宜赘述。
与李虎侯先生不同，李家治、华觉明先生欣然接受邀请参加会议，他们的精彩报告，提升了会议的品味。最令我记忆犹新的是会议闭幕后，我恰巧有事绕道上海，谁知一到上海，李先生便问我落脚何处，他要先送我，然后再回家。要知道，88年时私家车几乎不见，李先生在所里享受院士待遇，出行有专车接送，作为初出茅庐的晚辈何德何能，敢让先生的专车先行送我？然而无论怎么推托，也拗不过先生的盛情，最终只能恭敬不如从命，由李先生先行送我至岳丈家。88年至今，30余年矣，然而那时的情景常常突显眼前，久而久之，我逐渐认识到李先生对我的厚望，意识到自己肩负责任的重大。
如果说，先生88年对我的“错爱”主要体现在生活上的关心和照顾，那么，后面的叁件事则反映出先生对我的信任和器重。第一件事大约发生在90年，那时，我采用改进的增量法，尝试探索古陶器的产地，取得了颇有价值的结论。正是这篇论文，使我有机会参加了国际古陶瓷科学技术学术讨论会。会议期间，李家治以及陈显求、郭演仪等先生找到我，一本正经地征求我对他们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惶恐之余，我斗胆指出，毫无疑问，硅所的古陶瓷研究代表着国际方向和最高水平，但总的说来，硅所的工作“偏瓷不偏陶”，正因为“偏瓷不偏陶”，故而研究领域“偏工艺不偏考古”。没想到诸位先生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并强调他们多年研究的兴趣和风格已经定型，估计难以改变了。既然如此，我告诉先生们，我将依然避开先生们的强势领域，主要开展陶器产地的研究。
第二件事与李先生的80大寿相关。1999年，李先生邀请我参加硅所举办的小范围学术讨论会，旨在庆贺先生的80华诞。我兴冲冲赶到会场，发现先生仅邀请了三位来宾发言，一位是我；一位是干福熹院士，他是李家治先生数十年的合作伙伴和知心朋友；一位是罗宏杰教授，他是李家治先生古陶瓷方向的嫡传弟子，时任西北轻工业学院副院长。不难看出，无论学术和社会地位，抑或与李先生的亲近程度，我皆无法与他们相提并论。当时深感受宠若惊，万思不得其解，直至面对下述第三件事时，我才体悟到李先生的良苦用心。
2000年7月，经过不懈努力，我获得了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方向性项目的资助，项目分工时，在我的建议和坚持下，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李家治先生的课题组应邀成为主要成员。之后的5年，是和李先生频繁接触的5年，是向李先生认真学习的5年，更是和李先生深入合作的5年。这5年的主要体会将在下一章节介绍，这里讲的是第三件事。
与李先生合作5年间，李先生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全无耄耋老人形象，然而岁月不饶人，李先生已深感力不从心，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老王，你将陶瓷考古这面旗帜接过去吧。”我毫不谦虚地作答：“虽然我自信有能力接过这面旗帜，但不能这样做！贵所从周仁先生算起，古陶瓷研究已有80年历史，其水平始终处于国际前列，一旦易帜，后果不堪设想。任何单位在短期内欲达到硅所曾有的水平，皆无可能。”我建议硅所聘我为兼职教授，以便名正言顺地协助李先生将古陶瓷研究提升到新的高度。李先生欣然应允，2001年5月，正式聘我为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兼职教授，自那时始，我几乎每月都赴硅所，一方面向李先生请教，一方面和李先生课题组讨论学术问题。如今，我基本可以无愧地说，没有辜负李先生对我的厚望。
二. 令人景仰的大师风范
不难理解，邀请李先生课题组参加创新方向性项目，是对李先生课题组的有力支持，更是对我个人和我们团队古陶瓷研究的有效推动！可以这样说，正是李先生的悉心传授和指导，我们才能在古陶瓷领域取得颇为骄人的成果。
李先生耳提面命的教诲，使我逐渐领悟到，做学问，特别要注意系统性，即关注知识之间的联系，逐步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李先生的传世名作《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就是一个自洽的知识体系。多年来，李先生的《陶瓷卷》始终置于我书房桌上，频繁地阅读，我已将之牢记在心，奉为科研的准则。我自认为学到了李先生治学的真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他的“嫡传弟子”，他是我的恩师。
李先生之所以令我敬佩，是他的敬业精神。90岁高龄时，李先生居然还出版了专著《简论官哥二窑》，该专著综合历史文献、考古发掘和科技分析三重证据，探讨了官、哥等窑的时空定位。重点探讨了宋室南迁对我国南北窑业重点转移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其条理清晰、论据严谨，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而其提倡和身体力行的三重证据研究方法，为陶瓷考古乃至整个科技考古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李先生之所以令我敬佩，还缘自他学术上的包容性和追求真理的精神。李先生曾多次谈起他们和刘新园先生的学术争论，明确告诉我，最终证明正确的是刘新园先生。多年的人生经验使我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李先生这种实事求是、勇于认错的精神，是老一辈科学家的优秀品质，我们有责任将其发扬光大。
需要指出的是，向李先生学习古陶瓷知识的过程，是一个“质疑”的过程，特别忌讳盲从。记得和李先生合作之初，我向先生提出，拟重新思考我国原始瓷的产地结论，没想到他直率地告诉我，他仍相信原来的结论，但支持我再研究。先生对不同学术观点的包容性深深感动了我，随着研究的深入，终于根据岩相分析推测我国北方同样也生产原始瓷。不要小看这一结论，它有可能修改《陶瓷卷》的知识体系。
李先生对我的关心和支持还体现在待人接物上。众所周知，2004年初，我给时任中科大校长的朱清时院士发了一封信，该信放在校长信箱内，有好事者将其传至他校网站，并被转至“新语丝”上，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成为中科大网站议论的热点。李先生知道后，特地将我叫到身边，语重心长地说，在我国，千万别得罪领导，设法向朱校长服个软，以求得他的支持。我十分理解李先生的苦心，他是真心为我好。我向李先生表示，倘若服软可换得支持，我可以立即服软。然而，我深知朱清时的为人，他已下决心让他人替换我，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服软都无济于事，既然如此，还不如旗帜鲜明地与之据理力争，以求绝处逢生。李先生何其聪明，瞬间便理解并同意了我的判断和决定。
从实说，李先生为人低调，除涵养厚重外，或许与李鸿章的长期负面影响相关。据李先生介绍，他实非李鸿章嫡传，但祖上曾过继至李鸿章一脉，其关系之近可见一斑。人所皆知，所谓卖国贼李鸿章之铁案直至上世纪末才有所松动，由此不难想象，解放后李先生感受到的政治压力何其之大。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现实生活中的李先生始终受到党和国家的重用，我以为，超高的学术水平当属主要原因，而他与人为善、谦虚谨慎、热爱党和人民，在同行和同事心目中德高望重，应同属重要原因。今天回想起来，李先生关于做人的教诲还是具有普适性的。对于这一教诲，我的理解是：我们应提倡“博爱”精神，重视领导关系，尽可能创造和谐发展的外部环境，更有效地报效祖国。
三. 展望我国陶瓷考古的前景
李家治先生的仙逝，意味着以李家治先生为代表的老一代陶瓷考古科学家的谢幕，当然，也标志着我国陶瓷考古新时代的肇始。今天，我们悼念李家治先生，旨在继承先生的遗志，弘扬老一辈科学家的高贵品德和治学精神，将我国陶瓷考古提升到新的高度，继续引领国际陶瓷考古研究的方向。如何引领这一方向？我以为，首先，重新审视李先生建立的我国陶瓷工艺发展的体系，特别是陶器和瓷器的起源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各类瓷器之间的关联；柴窑和北宋官窑的探索；明清时期代表最高工艺和艺术的瓷器品种的深入探讨，例如，珐琅彩、粉彩等；海上丝绸(陶瓷)之路始末；陶瓷与古代文明的关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以预见，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随着陶瓷考古的全面展开，新方法、新思想和新成果必将不断涌现，希望有一天，我们在李家治先生总结的我国古陶瓷五个里程碑的基础上，再创奇迹，书写第六个里程碑，即夺取国际现代陶瓷研究的领先地位！
李家治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