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军入侵意大利——人们经常举出这一事件，作为现代和前现代之间的分水岭——的10年后或更久之后的1504~1515年之间的某一时刻，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和约翰·柯列特（John Colet）造访了位于英格兰坎特伯雷的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A Becket）的著名圣地。根据伊拉兹马斯的描述，这两位作家对此处的富裕和展出的过分铺张的宗教纪念物深为反感。当一个乞丐建议他们亲吻据传是圣托马斯的鞋子时，柯列特轻蔑地对伊拉斯谟说：“什么？难道这些畜生觉得我们必须亲吻每一个好人的鞋子么？为什么？照此推理，他们也许应该让我们亲吻他们的口水，或者别的什么东西。”

很难想象这种场面会出现在之前的一个世纪。——倘若真的发生了，同时他们的言论被人无意听到，那么这两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就会脑袋搬家。但现在已经不是中世纪的欧洲了。大约在1450年到1650年之间——这一被后世的历史学家称为文艺复兴的时代、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的时代，欧洲大陆的变革远比之前1000年的要大。改变在不断增多，同时又尚不完全，某些领域领先，而某些领域相对落后，它由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脱胎而来，虽然不是与之完全不同的突变，但变化仍然非常显著。任何对那些最重要变革的简要罗列都必然包括以下这些：

一度权势旁落的国王变成了强势乃至绝对君主。与之相对，贵族的自治权开始衰败。封建征兵制很大程度上被王室雇佣的常备军所取代。由于新的市场结构的发展，一度势力鼎盛的行会发现它们对制造业和贸易的控制力变弱。贸易开始主要依赖于现金，而不再是实物交易和债务交易。富有较之贫穷更受到赞扬。城镇在规模和重要性上都日渐增大。科学开始挑战宗教信仰。在受教育的阶层中，本国语言开始取代拉丁文。学院和大学对人的研究（人文学科）超过了对上帝的研究（神学）。艺术家们转向当代和古典主题，而不再只有宗教主题。而且，正如伊拉斯谟和柯列特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当对于其他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一种正统（新教）取代了另一种正统（天主教）的同时，确信——有的人称之为“轻信”——在某些方面向怀疑论让步，例如思想定义的模式。

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将发生改变的很久之前，欧洲变革了。在这一时期之前——约公元1500年之前欧洲是一个隔绝的、分裂的和相对贫穷的地区，在科学和文化的很多领域落后于土耳其、波斯、阿拉伯、印度、中国和日本等自成世界的政治实体。至少直至15世纪，蒙古和土耳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其弓骑兵使许多亚洲国家胆寒，同时也攻入了欧洲的东部和南部。在为数不多的与异文化的军队的交战中——例如12世纪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十字军远征，欧洲人大多失败了。在1450年——黑火药时代的黎明时分欧洲人只控制着地球土地的15%。但到16世纪早期，欧洲就将以世界上最富有最具活力和最强大地区的姿态出现。在接下来的岁月中，欧洲的探险家、商人、传教士、殖民者、水手和军队将会征服其余人类中的大部分，到1800年为止，欧洲控制了陆地面积的35%，而到1914年，这一数字变为了令人惊愕的84%。

火器的冲击

在这些重要的发展中技术起到了关键性的重大作用。铁产量的增长、全铁制犁取代木制犁、带旋转车轴的马车的引入、轮耕制的改良、水车、风车以及风帆货船的普及——所有这些进步导致了中世纪晚期农业生产力和贸易的显著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繁荣。这又为那些大城市如佛罗伦萨、威尼斯、布鲁日和安特卫普的兴起创造了条件，而在这些城市中，文艺复兴正如火如荼。

所有发明中最为重要的是活字，它与廉价的纸张结合在一起（这两种中国的发明都在13世纪传入了欧洲），推动了知识较之前更广泛地传播。第一部印刷书籍是古登堡的《圣经》。它产生于1455年，此时欧洲全部书籍的数量不超过10万。在5年中，约600万册书籍出现在欧洲的书架上，50年后这一数字攀升至1500万至2000万册。印刷术被证明是进步强有力的推进力，同时也是一种颠覆性的力量，因为很多新书籍传播了诸如哥白尼的日心说（1543年出版）和马丁·路德对罗马教廷的抨击（始于1517年）。教皇使用宗教裁判予以反击，但是无力逆转近代化的无情步伐。

军事技术同样也在中世纪的消亡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重装骑兵在战场上的绝对优势是封建秩序赖以生存的基础。被贵族所统治的广大的各阶层原先都是用来培育骑土和为之服务的，同时，庄严而彬彬有礼的骑土文化也使得骑土们的赫赫武功更显荣耀。历史学家林恩·怀特（Lynn White）提出：马匹饲养的进步和8世纪前期马镫传入欧洲，使披甲骑士的战场优势成为可能。在古希腊时代就有骑兵，但那时的轻骑兵使用弓箭，防护薄弱，由于缺乏马镫，所以无法在马上有效地战斗。马镫使人与马合为一体，导致了在战场上不可抵挡的“半人马怪兽”的出现。起码在最初是这样。

骑兵的优势在14世纪受到了挑战，有些历史学家称之为“步兵革命”。事实证明，英国长弓手和瑞士长枪兵可以击败笨重的重骑兵。在139年的劳本战役（Laupen）中，长枪兵第一次获得了对骑兵的重大胜利，而长弓手们则在7年后的克雷西战役（Crecy）中获胜。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认为发射长弓或是手持长枪不是一个有身份的人应从事的职业但是战争开始变得庶民化。不久之后，政治和社会也跟随了这一趋势。

黑火药的传入给旧秩序带来了致命一击。如同马镫、罗盘纸张和许多其他事物一样，这也是从中国传入的发明。人们认为黑火药在9世纪或更早的时候出现在中国。与传统观点认为中国只是用火药来制造焰火的误解相反，火药开始就用于军事，创造出了诸如火箭、手榴弹、喷火器、炸弹和地雷等武器。到12世纪，在经过大量的以提升其爆炸威力为目的的试验后，有证据表明黑火药开始用于从管状物中发射抛射物（诸如火矢、石弹和炸弹）。事实上，炮铳取代弓箭，成为中国军队的首要抛射武器。无论如何，那时黑火药已经传播至欧洲。

欧洲第一次使用黑火药的记录是1267年，而第一次使用铳炮是1326年。到15世纪结束时，得益于铁铜挖掘、冶炼和黑火药制造上的进步，欧洲人大量制造从火炮到火绳枪的各类火器。如果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化学力取代了人力的话，那么火器就可以被视为第一种现代发明。

黑火药的传播并非受到所有人的欢迎。贵族尤其不喜欢那些摧毁了陈腐的骑士观念的武器，正像当时某人所抱怨的那样：“那么多英勇无畏的人，被那些不敢正面视人的胆小鬼和逃避义务的家伙从远处射来的肮脏的子弹杀死。”有些骑士在玩弄被缴获的火绳枪时炸断了手或炸瞎了眼睛，他们对这种“来自地狱的器械”（14世纪诗人Petrarch之言）义愤填膺。尽管有这样的垂死挣扎，但是任何追求对敌手的竞争优势的欧洲军官都无法抵制火器，1494年法国对意大利半岛的入侵已经充分显示了它的威力。在日本，幕府将军完成了事实上的统一，并创造了一个长久的和平时期（1615~1853年），火器被弃置不用；而自从罗马帝国崩溃后，没有一个欧洲国家享有过可与之相比的长久和平。

火器决不是欧洲人的垄断品，莫卧儿印度、大明帝国、波斯萨法维帝国、李氏朝鲜、奥斯曼土耳其和德川日本也有效地使用了火器，但欧洲在火器制作和改良方面很早就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其原因的争论长久而热烈。有些历史学家指出，是欧洲在政治和地理上的分裂刺激了军备发展；另外一些历史学家将理由归为理性主义、自由主义和物力论的欧洲文化驱策了各领域的科技进步；还有一些人则将其归结于欧洲市场更为自由较其他地方更少管制，为革新提供了更多动力。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因素都促使欧洲领先于其竞争者，包括火器的发明者——中国。中国和其他许多非欧洲国家都一直在制造火器，但到1500年，他们的武器已经明显劣于欧洲所生产的。甚至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在攻克君士坦丁堡时所使用的攻城炮——其中包括两门可以发射800多磅石弹的巨型火炮，也不是出自土耳其人之手，而是由一名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所雇佣的匈牙利人制造的。

一旦火器变得更为可靠，其最立竿见影的结果就是终结了中亚弓骑兵的军事优势。使用弓箭的骑兵不是装备火枪的步兵的对手，由于游牧的蒙古人不能自己制造火器，他们的恐怖统治走向了尽头。火器对于改变包括欧洲内部的力量平衡的影响也同样深远，同时也更复杂。

按照一般流行的想象，火炮的传播结束了封建秩序，因为它轰塌了城堡的高墙，而那里是贵族权力的源泉。这种想法在很多方面符合实情，但并不全面。在15世纪，火炮的确快速地粉碎了欧洲各地的许多旧式石制堡垒。法国对意大利的入侵便是其生动反映，曾经坚守过数年的要塞如今在几个小时内就被攻陷了。通过使用火炮法国人将英军驱逐出了法国，西班牙人将摩尔人赶出了西班牙，奥斯曼土耳其攻克了君士坦丁堡。1519年，马基雅弗利写道：“没有城墙能够挨过几天的炮击，无论它有多厚。”

然而，这一进攻技术的胜利只是短时间的。查理八世的入侵刺激了意大利那些最优秀的才智之士，包括米开朗基罗和莱昂纳多·达芬奇去寻求对抗强大的法国火炮的解决之道。意大利人建造了厚重而低矮的棱状要塞，其上布满了巧妙地部署在棱堡中的火炮，形成了互在射程之内的交叉火力。这些外形较为低矮的堡垒，再加以稀松泥土的保护，使炮弹难以击穿，也使敌兵难以接近。这种意大利式的梭堡（trace italienne）出现得太晚了，未能使意大利免遭外国军队的蹂躏。但当这种要塞设计在意大利普及之后（随后，于16世纪30年代开始在欧洲其他地区普及），进攻一方的优势被极大地削弱了（17世纪早期，进攻方将重获优势，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荷兰人和瑞典人的创新，我们将在第二章中述及）。只有使用重兵才能攻克这些新型要塞，同时还得花上相当长的时间。它们的普及意味着任何征服者都无望统一整个欧洲。

具有最新技术发展水平的要塞与围攻它所需的部队，这两者的代价是根本不能让人承受的。查理八世的继承者法国国王路易十二询问，要实现他1499年入侵米兰的计划，什么是必需的。他的一位顾问坦率地回答道：“钱，更多的钱，更多更多的钱。”欧洲的小领主们没有足够的钱。要完全达到黑火药时代，需要一个超级领主、一个统治着赋税充足的大王国的国王。因此，战场，或者说围攻一方所提出的要求，给君主制国家的发展注入了强有力的推进剂。

于是出现了一种循环：更为富有的君主能够维持规模更大的军队；而拥有这些军队反过来使得这些君主通过扩张统治范围变得更为富有，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在实际中，这种模式并非一直有效（军事远征的花费通常高于所得的利益），但是社会学家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的格言道出了真谛：“战争创造了国家，国家制造了战争。”

哈布斯堡争夺霸权

如前所述，法国是欧洲运用新军事技术的先驱。西班牙和葡萄牙则在海外输出中处于领先地位。到16世纪中期，葡萄牙人已经沿非洲、印度、中国、东印度和南美海岸建立起了港口和贸易基地；而西班牙在新大陆开拓出了一个巨大的帝国。倘若没有一些必需的军事创新，这些向伊比利亚半岛提供了丰厚回报的海外前哨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依靠大型远洋帆船，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到达了美洲非洲和亚洲；而靠着旧式的划桨船，他们是绝不可能做到的。一旦他们到达了海外，铁制刀剑、弩、大炮和火绳枪使伊比利亚人轻松地粉碎了当地人的抵抗。

甚至在500年之后，这些征服者的战绩也是不可思议的。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an Cortes）用800人和16匹马征服了阿芝台克帝国（人口估计在800万到1000万之间），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仅用180人和8匹马就击败了印加帝国（人口估计在900万到1600万之间）。当地盟友和欧洲人带来的疾病的确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具有决定性的是西班牙人的军事技术，否则阿芝台克和印加帝国早就被当地的敌对者推翻了。在欧洲战场上，西班牙步兵也被证明几乎同样地能干。在1525年的帕维亚战役（米兰附近）中，他们决定性地击败了法国人，确保了统治意大利的将是哈布斯堡王朝，而非瓦卢瓦王朝。

哈布斯堡家族的领袖是皇帝查理五世。与路易十四、拿破仑、威廉二世、希特勒诸人不同，他并没有有意识地计划统治欧洲，但是他的遍布全欧洲的利益却将他推向了与这些后世的征服者同样的道路。他的领地遍布于西班牙、德意志、奥地利、阿尔萨斯、弗朗什一孔泰、波希米亚、匈牙利、尼德兰、意大利的很多地区和美洲。当查理五世于1555~1556年退位到修道院中隐居时，他将自已的国家分为两个部分。他的弟弟费迪南德得到了神圣罗马帝国和哈布斯堡皇室在奥地利、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领地。而他的儿子菲利普得到了剩下的其他部分。在1580年，菲利普利用继承权——因为他的母亲是葡萄牙公主——将葡萄牙及其殖民地纳入了他的统治下。

与他的父亲一样，国王菲利普二世将自己视为“上帝的信使”，与外部的“异教徒”和内部的“异端者进行斗争的基督教卫道者。他曾宣称：“果我自己的儿子是个异端者，那么我将找来木头，亲手烧死他。”尽管穆斯林的威胁略有消退（1529年奥斯曼土耳其在维也纳城下被击退，1571年在勒班多海战中被击败），但是自从1517年10月马丁·路德将他批判出售赎罪符和其他罗马教廷的弊端的《95条论纲》钉在威登堡（Wittenberg）教堂大门上这一决定性时刻起，反罗马教廷者的数量不断稳定地增加。

宗教改革所引发的斗争只是近代早期那些震撼整个欧洲的事件之。宗教因素与王朝间的斗争混杂在一起，导致了一个极为好战的时代的产生。历史学家弗兰克·塔利特（Frank Mallett）写道：“在1480年到1700年之间，英国卷入了29场战争，法国是34场，西班牙是36场，（神圣罗马）帝国是25场。”正如其名称—八十年战争（也称为荷兰独立战争）、三十年战争——所表示的那样，很多战争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伴随着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出现，几乎持续不断的战争是形成民族国家的强有力的推动力（在16世纪早期的意大利战争期间，在法文中出现了“国家/state”这一特定术语）。所有这些战争同样也导致了新的战争手段的发展和运用，特别是火炮、滑膛枪和大型帆船。到16世纪中期为止，哈布斯堡王朝从法国人手中夺取了在运用这些革新上的优势，但是其领先地位及其帝国将会受到诸如英国荷兰和瑞典这些日益自信的对手的挑战。随之而来的争夺欧洲，乃至最终整个世界控制权的战争，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黑火药时代战术和技术的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