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的“鲸鱼”有多远
编者按
不久前，湖南大学教授文双春在科学网发表了一篇博文。文章中，面对“大学老师如何摆脱论文压力”这一并不算新鲜的话题，文双春提出了“人在大学，但不属于大学”的 “新鲜”思路。
他借用社会学家米尔斯的话，将这种思路概括为“在鲸鱼外生存”。这里的“鲸鱼”显然指的是高校，而之所以要在“鲸鱼”外生存，则是因为目前的“鲸鱼”并不完美。
那么，完美的“鲸鱼”应该是什么样？我们距离完美的“鲸鱼”还有多远？针对该篇博文的观点，以及上述两个问题，本报特邀请三位高教界不同身份的人士发表他们的真知灼见，以飨读者。
大学老师如何摆脱论文压力
作者 | 文双春
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现代大学成了一种“焦虑机器”，学者们普遍存在心理健康问题，其原因是不断要求更多、更快产出论文。
对于今天学者们被锁定在一场争夺优势和地位的激烈竞争中的状况，美国心理科学协会主席巴瑞特用“军备竞赛”一词来形容。
这种竞争不是用武器、物质财富或真理进行的，而是在论文上的战斗，也即是一种学术出版物“军备竞赛”。
著名社会学家比利格有过类似观点。他说，学术界的大量出版是由“竞争对手发表的比我们多”的心理恐怖所驱动的，是地位焦虑。
由此可见，在国外，学者们如果身处大学又无法摆脱论文压力，便难免成为“焦虑机器”的“产物”，而焦虑无疑影响幸福。
值得庆幸的是，笔者感觉周围学者的焦虑现象或心理健康问题没有前文说的那么严重。
但是，经常吐槽因论文压力妨碍自己做真正有价值研究，并因此痛心疾首的老师，特别是青年教师不在少数。
毕竟，论文压力除了影响幸福，还阻碍科学成就。那么，大学老师有没有什么办法摆脱论文压力，做有意义的研究呢？
笔者近来正在研读科学史，其间觅到一条宝贵线索：牛顿和爱因斯坦两位科学巨匠在取得各自最重要科学成就时，都有一个共同点——远离大学。
牛顿1665年从剑桥大学获得学士学位，但由于瘟疫流行，剑桥大学不久便被迫关闭，牛顿回到了乌尔索普的老家。
直到1667年剑桥大学重新开放，他回校当教师。
据资料记载，在家中的两年里，牛顿的科学创造能力爆发了，这应当是历史记录中最辉煌的一笔——他在3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做出了奠基性工作。
在数学领域，牛顿发明了二项式定理以及微分和积分计算法；在光学领域，他发现了光的颜色分解；他开始用重力理论统一天体力学，这最终促成了他的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
无独有偶，爱因斯坦在1905年发表了5篇划时代的物理学论文，创造了科学史上的一大奇迹，这个奇迹是他大学毕业后在瑞士伯尔尼专利局当技术员时创造的。
众所周知，爱因斯坦去专利局工作纯粹是由于生活所迫，他大学毕业后一心想在大学谋得一个教职。
不妨穿越并想象一下：牛顿当年如果不是因为天灾而被迫宅在家里两年，爱因斯坦当年如果如愿以偿做了大学老师，他们能取得那么伟大的科学成就么？
沃尔特·艾萨克森著《爱因斯坦传》回答了关于爱因斯坦的问题：“倘若爱因斯坦当初做了某个教授的助手，他也许就会发表一些中规中矩的文章，在挑战传统观点方面畏首畏尾。
正如他后来所说，原创性和创造性对于学术地位的跃升并不是最主要的，尤其在德语世界，他将不得不去迎合其主顾的偏见或流行看法。”
爱因斯坦本人说过：专利局是一个“让我构想出最美妙思想的世俗隐居之地”。
不知是否受到了牛顿和爱因斯坦的启发，笔者注意到，国外真的有学者指出，在当今环境下，想要做出真正有意义的学术，离开大学是个好选择。
然而必须承认，牛顿和爱因斯坦远离大学的成功经历，很难被今天的大学老师（至少绝大多数老师）复制。
一个重要原因是，今天的科学研究远比牛顿和爱因斯坦时代更依赖于条件和团队，这不是一般家庭和“专利局”所能提供的。
不过，不能复制并不意味着不能借鉴和改版。
前不久，英国卡迪夫大学高级讲师马里内托总结出一个在论文压力下谋生存和发展的策略——人在大学但不属于大学。
这样的人，经济上扎根大学，而精神上远离大学。用我们耳熟能详的话说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吃大学的饭，但不为大学所迫。
不难判断，这个策略本质上就是牛顿和爱因斯坦远离大学的与时俱进升级版。
自称“天生的捣乱者”的社会学家米尔斯就是“人在大学，但不属于大学”的典型。
他喜欢“在鲸鱼外”生存——这是一种精神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只接受自己的指令。
在马里内托看来，米尔斯的方法有3个方面值得效仿。
首先，学者的职业重心应该放在掌握学术能力上，而不是通过在业绩或产出上超越竞争对手来赢得同行敬仰。
第二，应该重视思考和学术的深度，而不是工具性的绩效衡量，尽管这可能导致学术产出率低于平均水平。
第三，学术写作需要有条不紊地实践相关技能，而不是追求回报或目标。
“在鲸鱼外”生存有什么好处？
当那些仍留在鲸鱼体内的人被压力所吞噬，以满足这种动物对出版物的无底胃口时，鲸鱼体外的人可以自由潜水寻找珍珠。
综上，像牛顿和爱因斯坦那样物质上和精神上都远离大学历史上是条好途径，尤其适合处在科研黄金时期的青年学者；对今天的绝大多数老师来说，更切实可行的策略是物质上扎根大学、精神上远离大学。
这个策略作为一种状态或境界，让人不由自主产生豁然之感，不正是我国东晋诗人陶渊明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在现代大学的具体应用么？
如果实践这种策略，陶渊明给出了“定心丸”，就可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不是发表论文只得到了论文。
这就更值得我等大学老师玩味了。
“理想大学”与“纯粹学者”
作者 | 陈建新
“大学老师如何摆脱论文压力？”这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首先必须认识到，一个优秀的大学教师要有一定压力感。
尤其是在“双一流”建设的大背景下，高校本身承载很大压力，教师作为学校工作的直接参与者，必须努力完成教学、科研和其他任务。
否则，教师放任自流、缺乏对学校整体工作的责任感和协调互动，学校的“目标”成为一纸空谈，教师自身也不可能很好地发展。
当然，对教师承受的压力要有正确分析。这些压力不仅有论文压力，还包括经费压力、项目压力乃至于教学和行政压力。
这种压力应该是来自学校建设与发展的本质需要，而不是高等教育“市场化”“社会化”或高校间“军备竞赛”的附加任务。
这种压力应有一个限度，学校为教师设定的目标不能超出教师的学术、生理和心理极限，要引导教师跳起来，而且“使劲跳一下就能摘到桃子”，如此才能激发教师潜力。
一旦高校教师承担的压力，以及需要履行的职责超出限度，必然会造成教师群体的过度压力和焦虑，成为“焦虑机器”的“产物”，影响教师的幸福感。这是目前教师群体普遍颇有微词的一种现象。
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可以引申出关于“理想的大学”与“纯粹的学者”这一涉及大学本质问题的探讨。
所谓“理想的大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无法将百年前的大学标准套用到当代大学上，不同时期“理想的大学”虽各有特点，但基础、核心和本质的内涵却是不变的。
在我看来，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理想的大学一定是能够给予学者幸福感的大学，而非焦虑感。
必须承认，当前的大学教师普遍存在着一定焦虑感，这是压力过度造成的。这种来自于并非大学自身发展需要的压力，最终会导致大学的异化，不再是“理想的大学”。
与此相伴，学者本身也可能发生异化。
在讨论理想的大学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涉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话题——“纯粹的学者”又该是什么样子？
正如“理想大学”的标准古今不同，我们也不能一味按照过去的眼光看待今天的学者。
但一位纯粹的学者首先要热爱学术，同时也一定要热爱自己的大学！在我看来，文老师所描述的“远离大学”，其实远离的只是当今大学中某些“世俗”内容，从精神层面说，应该还是属于大学的。
我身边有很多活跃在教学、科研第一线的同仁，他们并不特别在意学校给予的某些压力，以及某些考核指标，即使他们的身份仅仅只是讲师或者副教授，也会利用学校内外的各种条件潜心学术，不仅在学术上取得突出的成就，学生也很愿意听他们的课。
换言之，一个纯粹的学者，需要与某些附加在理想大学之外的“俗事”保持距离，但在精神层面，还是与所在的高校心心相印的。
不久前，我正好拜读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协名誉主席韩启德先生的一篇文章。
文中强调建设科学文化和弘扬科学家精神，指出科学技术的进步源于科学家内外部动力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两者之间，仍然需要更强调科学家自身的内部动力，也就是人类本身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我认为，一个纯粹学者的本质内涵，就是始终保持对科学与学术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这也是一个纯粹学者的初心。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原党委副书记、苏州科技大学教授，本报记者陈彬采访整理）
“理想化”是一个过程
作者 | 胜勤
首先，我并不是很赞同所谓“在鲸鱼外”的生存方式。因为至少从目前来看，不管是教育主管部门的评估考核还是国内外的各种排名，都还存在于某一个体系之内。
在这个体系中，我们的竞争还是合乎规范的，这也决定了这个体系不能轻易被打破。事实上，评估和排名所采集的指标也在不断完善并与时俱进。
正因为如此，“经济扎根大学，精神远离大学”并不具备太多的可操作性，我们也难以想象哪个学者可以在深山老林中做出有影响力的研究。
一些高校已经对教师进行“KPI考核”，如果某老师在教学或科研上的确有成果，每年获得的经费支持和收入待遇也会高于其他人。
换言之，目前在高校中，一些合理的考核是有必要的。当然，我也很反感所谓的“唯论文论”，但并不能因为一些高校对于教师不合理的论文压力，就否定论文的价值。
至于我们所讨论的“理想大学”，也需要首先明确一个概念，那就是“理想化”究竟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其实很难找到一个绝对意义上的“理想模式”，因为高等教育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创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高校和教育主管部门不断根据国家经济社会的实际情况而做适时调整。
因此，可以说，“理想大学”本身也没有一个“固定值”。
比如从历史上看，新中国的高等教育曾经模仿过苏联模式，也借鉴过美国模式，哪一种更加“理想”？从当今的世界范围来看，德国某些高校的博士生毕业并不必须发表论文，只需要导师同意即可，这种模式如果放在中国的国情下，又是不是“最优”？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
在我看来，在大学未来发展的问题上，我们没有必要纠结一个所谓的固定模式，还是应该在实践中逐步摸索。
我们现在也处于这样的摸索阶段。
举个例子，目前很多高校在实施的“非升即走”制度，当然是一种很“残酷”的制度，但问题是，这种“残酷”的制度的确激活了很多年轻教师的科研和教学热情，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学校整体“水平”得到了提升。
与此同时，某些已经评上教授职称的教师，其自身的创新能力反而变小了，同时他们将大量时间用在了“跑会”等与科研、教学无关的事情上，这当然不是一个正常现象。
从考核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对这种资深教授也应该加大考核力度。如此才能使整个学校呈现一个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状态。
事实上，国内一些顶尖高校已经开始进行类似的尝试。这种尝试本身，也就是我们在寻找高校“理想状态”的一种探索。
（作者系国内某高校理工科教授，本报记者陈彬采访整理）
大学仍是“最优解”
作者 | 刘志业
以各种指标体系为衡量标准的各类大学排行榜，使大学领导者倍感压力。这种压力又被学校以各种考核形式，传递给了教师，使很多老师因为论文、成果和教学工作量的数量考评，而异常焦虑、苦不堪言。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对教师松绑，减轻对他们的量化考评，给予他们更多自由时间，进行更有成效的创造性活动。
有人甚至从教育史、科学史的考察中得出结论，认为从大学的体制中挣脱出来或者摆脱依附，会更有利于大学教师的个人发展。而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的产出，也是造福社会。
但是，这种想法不免过于理想化了。
从德国洪堡大学体制诞生以来的科学与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来看，大学这种组织机构，也许不是知识创造的最佳体制，但却是最有生命力、社会成本最低、社会效益最高的最佳制度设计。
科学发展到今天，已不是一个人可以单打独斗，在斗室里凭借一张纸、一支笔就可以做出划时代成果的年代了。
科学发展早就进入了“大科学”时代，科学信息的交流、试验数据的获得、课题团队的合作，都是科学得以获得重要进展的条件。
而大学以特定组织形式把研究人才集聚在一起，有制度性的学术交流渠道、有物质条件的保障，能确保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各种条件。
科学研究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失败往往比成功的几率更大。
但学校却有一个优势，即不管成功还是失败，其研究过程都可以作为教学案例，在教学中发挥正面作用。
一个教师即便在研究中遭遇挫折，至少还有学校这种组织制度确保其衣食无虞地继续工作。
纵观世界各国的科学研究组织体系，大规模的专有科学研究体制并非普遍存在。
虽然这些专门的科学研究体系，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做出了优异成就，但目前科学研究系统也在实现科研与教育结合的大规模制度性安排过渡，这本身就是教育与科学不可分离的重要体现。
所以，大学这种集教学、科研于一体的组织体系，虽有一些弊端，但确是促进文明发展的最优制度设计。
可以说，即便不是最优，也是一种最不坏的设计安排。
但现在的问题是，学校间的激烈竞争、各种排行榜带来的压力，以及转嫁到教师身上各种沉重的指标考核，正在摧毁教师的创造性，且制造出了越来越多的学术泡沫。
具有原创性的重大研究成果，产出越来越困难。
这需要大学领导者，以及教育、科研管理部门深入研究科研规律，让教师和研究人员摆脱短期的、急功近利的科研心态，有充足的学术研究时间和心态，做出一流的科学成果。
当然，面对国际范围的指标量化给大学带来的巨大压力，要处理好自由的创造与数量的考核之间的尖锐矛盾，确是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
不管怎样，这都不是个小问题，而是事关民族复兴、文明发展的大问题。
（作者系山东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编辑｜宗 华
排版｜蒋志海
《中国科学报》 (2020-1-14 第7版 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