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近代史上，谭嗣同可以说是大家公认的爱国者，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为改革变法而流血牺牲的第一人。1898年戊戌变法宣告失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慈禧- 谕旨，捉拿维新派。
其他的维新派人士纷纷躲避追捕，意图将来积蓄力量，再进行改革，但当时的谭嗣同置自己的安危所不顾，多方想办法营救光绪帝，但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用自己的牺牲去向封建顽固势力作最后一次反抗。他对劝他离开的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谭嗣同
9月28日，谭嗣同和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五人一起被斩杀于北京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年仅33岁。六人并称“戊戌六君子”。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他的遗骸运回原籍，葬在湖南浏阳城外石山下。
虽然说这次变法失败了，但是这是中国封建王朝几千年来的第一次尝试，也是中国人的一次思想的觉醒，对中国的中国历史有很大的意义。谭嗣同行刑前，妻子哭喊：想为你生个孩子！他的回答尽显悲凉。
但是却遭到对方的拒绝，谭嗣同表示自己的一切努力就是为了改变旧制，计划失败后就意味着旧制还会持续，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还要成为旧制的奴隶。
这样一个有气节的中国人，却有我们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他在1894年的时候竟然提出了"将新疆卖与俄国，将西藏卖与英国"的要求。
中国的历史上，永远都以失去领土为耻，几千年来的中国人，一直为中国的每一寸土地不离开中国而努力着，但为什么当时主张变法图强的谭嗣同选择提出这条建议？这一切还得从谭嗣同那个少年说起。
谭嗣同虽然属于维新派的人士，但是他却是一个真正的官二代，父亲谭继洵，官至光禄大夫、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咸丰九年（1859年）三月，谭继洵赴京参加会试，得中贡士；次年四月补殿试，考中三甲八十六名，赐同进士出身。
1863年夫人从家乡进京，一家人在北京团聚，1865年谭嗣同在北京出生，当时父亲在北京户部任职，可以说他算是一个官二代。
1870年，谭嗣同5岁，二姐与母亲、大哥先后染上“白喉病”去世，谭嗣同也感染了此病，昏迷三天三夜，父亲本人为谭嗣同也将性命不保，没想到谭嗣同却奇迹般的生还，父亲谭继洵因此给他改名“复生”，以此纪念这次死而复生。
1875年（光绪元年），谭嗣同10岁时，拜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为师。欧阳先生对当时之中国颇有见解，可以说对年轻时期的谭嗣同影响很大，在欧阳中鹄的影响下，他对王夫之的思想发生了兴趣，受到了爱国主义的启蒙。
他勤奋好学，文章写得很有才华。他对传统的时文八股非常反感，在课本上写下“岂有此理”几个字。
谭嗣同颇有英雄气概，曾和当时北京的一个“义侠”大刀王五结交，二人成为生死不渝的挚友。
谭嗣同读书比较广博，所以他深受很多思想的影响，他不但阅读中国的各种书籍，还吸取了当时西方的思想，这为他后来参与变法埋下了伏笔。
康有为和谭嗣同
当时的洋务运动在中国兴起，一部分中国人想以此发展中国，所以很多西方的思想进入中国，1888年（光绪十四年），他在著名学者刘人熙的指导下开始认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华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同时又广为搜罗和阅读当时介绍西方科学、史地、政治的书籍，丰富自己。
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中国战败，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本想借洋务运动改变中国，没想到一场海战，把李鸿章的海军打回原形，中国也为此签订了不平等的《马关条鱼》。
30岁的谭嗣同在家乡满怀忧愤，即努力提倡新学，呼号变法，并在家乡组织算学社，集同志讲求钻研，同时在南台书院设立史学、掌故、舆地等新式课程。
同年，康有为等人在北京联合1000多名，上书清政府，要求拒和、迁都、变法。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2月，谭嗣同入京，结交梁启超、翁同和等人。当时因为谭嗣同一直没有考中功名，父亲不忍看到儿子如此境况，就决定花钱为谭嗣同捐了一个候补知府的官衔，分发江苏，等待委任。
在他赴任的过程中，他游历了天津、湖南、湖北等地，谭嗣同说：“非有大本钱，官场万难驻足”，“固知官场黑暗，而不意金陵为尤甚。”官场的虚伪逢迎，深深刺激了他。
后来他到了上海，在上海他见到了很多西方的技术，不禁觉得今日之中国，和西方列强之间的差距，觉得中国也到了非变法不可的地步。
后由湖南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回到湖南帮办新政。办《湘报》，宣传变法，抨击旧政，成为维新运动的激进派。
后来在他主张变法期间，他却提出了要把新疆卖于俄国，把西藏卖于英国的想法，甚至还不止这两个地方，他说表述的原话为：“以二境方数万里之大，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赘，而卖之则不止值二万万，仍可多取值为变法之用，兼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费如不足，则满洲、蒙古缘边之地亦皆可卖，统计所卖之地之值，当近十万万。”
谭嗣同当时给出来的理由则有以下几点：
第一当时这个两个地方太偏远，清政府没有能力坚守两地，对于这些完全不受控制的地方，清政府还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也就是谭嗣同口中的累赘。
而且不限于这两个地方，甚至满洲和蒙古边缘地区都可以卖。
第二、寻求列强的庇护，如果把两地卖给英国俄国，清政府可以寻求两国的保护。
第三、当然是为了钱，卖得的银子可以作为变法的经费。
当时的新疆是左宗棠经时一年的奋战战争从沙俄手中夺回来的；英国当时对西藏的控制权更大。可以说名义上这两个地区属于中国，但清政府的势力却非常弱，谭嗣同就干脆卖掉这些清朝统治薄弱的地区。
其实在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前，朝堂之上还进行过一场"海防"与"塞防"之争。
洋务派的李鸿建议以"海防"为主，并且着重全力发展海防 ，以此来对抗来自日本的威胁；
湖南巡抚王文韶则主张塞防，英俄等国陆军力量不得不防。觉得日本再有强大的海军，也没有办法和英国和俄国的陆军相提并论。
左宗棠的建议"海陆并重"来进行防范，但是也能从中看到维新派（李鸿章）与守旧派（王文韶）斗争的缩影。
谭嗣同（左二）与时务学堂教习合影
谭嗣同的想法太过天真，作为中华之土地，并不是一件商品或者待宰的羔羊，想法太过天真幼稚。
首先，中华之领土，是我中国国之根本，出卖土地就等于出卖整个中国的主权，无疑是卖血度日，这样的话，根本不像谭嗣同想象的那样，可以得到英国和俄国超过10年的保护，反而会助长列强瓜分中国的速度。
把自己的安慰寄托在外国的保护之上，听起来可见之天真可笑，不像是一代维新领袖之所为。
如果按照他的想法，把西藏、新疆、满洲、蒙古等地卖掉，可以说列强会从西、南、北等方向直接进入中国，直接把中国陷入亡国之境地。
1898年9月14日，光绪皇帝同慈禧太后发生争执，帝、后终于摊牌。谭嗣同夜访法华寺，要求袁世凯起兵，包围颐和园。
把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结果被袁世凯告密，戊戌变法彻底失败。
然而戊戌变法注定会失败的，从谭嗣同等人的主张中，很多时候，把希望寄托在外界的力量保护，寄托于其他人按照维新派的思想行事，根本不是一个把中国带上光明之路。
反观后来的孙中山，唯有革命才能真正的旧中国，谭嗣同是不是卖国者，这些事情后人会有评判，但他也代表了一部分当时的中国人，想改变中国，改变现状的迫切需求，但手段和思想却颇为稚嫩，也注定会走上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