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的兴起，承载着独特的历史意义。这场起义不仅是规模庞大的农民运动，更呈现出浓厚的宗教色彩，源于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教”。领导结构也颇为独特，太平天国采用了“双头鹰”制度，洪秀全是宗教领袖，而杨秀清则是军事政治领袖。这奇特的领导制度形成的原因，是从太平天国的诞生说起。
洪秀全原是广东的一名普通读书人，本期望通过科举途径进入官场，过上富足生活。然而，命途多舛，屡考不中，只得回家务农，同时兼任教书以度日。那时的清朝刚开始开放，广东成为最早接触外界的省份之一。基督教传教活动蓬勃发展，许多乡村信奉教义。洪秀全将天主教视为内心寄托，受到传教士影响，尝试阅读传教小册子，计划受洗成为教徒。可传教士觉察到他不够本分，有着异想天开的想法，拒绝为其施洗。失望之余，洪秀全决定自创教派，“拜上帝教”由此兴起。但要成功，必须有信徒。客家人常被本地人排斥，洪秀全作为广东客家人在当地发展困难。仅有冯云山、洪仁玕等几友成为拜上帝教的核心成员。于是，洪秀全决定寻求新的机遇——前往广西。这个地方比广东贫困，也就意味着拜上帝教有更多发展空间。在广西，他们找到了客家人聚集之地，这个群体因常受排斥而相互团结。尽管洪秀全作为广东客家人来到广西，仍受到当地客家人的接纳。这为洪秀全的教派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并吸引了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人的加入，构成太平天国早期领导核心。
至此，洪秀全是整个“拜上帝教”的领袖。虽然他的领导能力一般，但因身份特殊而得到杨秀清等人的跟随。然而，一起客家人与本地人的冲突，却打破了这一平静局面。激烈的冲突导致了人员伤亡，洪秀全吓得逃跑了。教主逃跑，新兴的拜上帝教岌岌可危。这时，杨秀清挺身而出，上演了一出“降神附体”的戏码，声称接受了“上帝”附体。这一举动让杨秀清权威大增，其能力更胜洪秀全和其他早期领导者，他整顿了教派，救回了冯云山，并将逃跑的洪秀全请回。洪秀全回来后发现，杨秀清已成为新的领袖，拥有“上帝下凡”的象征。只好默许了这一事实。自此，“拜上帝教”（后来的太平天国）出现了“双头鹰”领导制度，一个是源自广东的洪秀全、冯云山等人，他们是宗教领袖、精神领袖；另一个则是广西的客家人，以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为代表的实权派，手握“上帝下凡”的特权。这种领导结构为后来的“天京内讧”埋下祸根，最终导致太平天国的覆灭。
太平天国的兴起是一个充满着戏剧性与变数的历史事件。其领导结构的独特性源自于宗教领袖与实权派的共同领导，然而，这种复杂的结构也导致了内部纷争，成为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