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章灿：石刻的现场阅读及其三种样态

在阅读者面前，石刻文献不仅是源源不断的文字内容提供者，也是新颖多样的图像形式提供者。它弥补了其他文献形式之不足，提供了广阔的阅读空间。简而言之，石刻文献主要有石刻、拓本、书籍等三种存在形态。这三种形态以各自不同的物质存在形式，吸引不同的阅读主体，形成不同的阅读模式。不同的阅读模式，具体表现为不同的实物对象、场域空间和方式情境。阅读的实物对象，有石刻、拓本和书籍之别；阅读的场域空间，有实地访碑、户外展挂和室内摊卷之别；阅读的方式情境，则有摩挲、辨读、抄录、拓印、吟咏、考证、编纂等多种。石刻文献阅读所特有的实物对象、场域空间和方式情境，丰富了中国古典文献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也丰富了中国文化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在中国古代文士的成长历程中，石刻文献阅读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他们的人生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阅读主体与阅读客体之间的互动及其相互成全，在石刻文献阅读中表现得尤其突出，格外引人注目。

由于篇幅的关系，本文只集中讨论古人对于石刻的阅读，至于拓本和石刻典籍的阅读，则需另文讨论。

一、读碑与石刻的生长

石刻文献的阅读史，与石刻文献的生产、使用与传播都是密切关联的。从某种角度甚至可以说，石刻文献的阅读史，就是石刻文献生产史、使用史和传播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秦始皇东巡刻石，是见载于典籍并且较早被人阅读的石刻。它在西汉最重要的读者是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司马迁不仅详细地记录了秦始皇在泰山、峄山、琅琊台、之罘、东观、碣石、会稽等地刻碑立石的经过，而且抄录了除峄山刻石以外的六篇秦刻石文字[1]。这六篇文字都属于四言诗体，皆出自李斯之手。秦始皇以及当年随从秦始皇东巡的李斯等从臣，是这些石刻的第一批现场读者。秦二世及其从臣是第二批来到现场的读者，他们还在原刻上留下了阅读的痕迹。秦二世元年春，“二世东行郡县，李斯从。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从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2]。因为秦始皇在东巡诸刻中自称“皇帝”，秦二世为了使后人能够区别秦始皇旧刻与自己的新刻，下令在新刻诏书中称秦始皇为“始皇帝”[3]。在阅读秦始皇刻石之后，二世在原石之旁添刻一段文字，今昔两种不同的文本透过共同的石刻媒介联结起来，新的文本在旧的文本基础上衍生。在这个情境中，秦始皇石刻不仅吸引了后来人的阅读，而且催生了与其直接相关的衍生文本。

与此类似的文本衍生现象，后代屡见不鲜。那些最吸引读者阅读的石刻，往往也就是衍生力最强的石刻。从内容上说，这些衍生文本大多为读后感，这些读后感又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原石题字的形式出现，有些被叶昌炽称为“妄人题字”[4]，有的则如题跋，例如云南“二爨碑”被发现之后，阮元、邓尔恒分别在碑石上加刻了一段题跋[5]，其形式内容与拓本题跋颇为类似。实质上，在这种情境中，题跋者是将石刻视同拓本，将石面视同纸面。另一类是以诗赋的形式出现。比如，湖南永州浯溪摩崖石刻中，最早有中唐大历年间的元结诸铭以及元结撰、颜真卿书《大唐中兴颂》，继而衍生出宋景祐五年（1038）陈统《读元颜二公中兴颂碑》，宋崇宁三年（1104）黄庭坚《中兴颂诗引》，宣和间（1119-1125）张耒《读中兴碑》，元后至元二年（1336）姚绂《历九疑下泷江游澹岩寺读浯溪碑》，清嘉庆十九年（1814）王显文《游浯溪读元次山诸铭书后》，光绪十九年（1893）吴大澂《雨中游浯溪读〈中兴颂〉次山谷诗韵》，等等，不胜枚举[6]。上述例举诸刻石皆聚集于浯溪摩崖之上，而且由其题目可知，皆是作者读元次山铭刻有感而发。实质上，在这种情境中，题跋者是将石刻视同纸本诗文的。由此可见，石刻的现场阅读，既是一种石刻的观赏方式，也是石刻文献的衍生方式。置身石刻现场，读者的情思受到感发，相应的文本因而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