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就当是在替哈里森·福特e写剧本，感觉可能会好点。”艾伦建议道。

艾伦不知道，她的话是多么地一语中的。因为最像出版提案的就是剧本，一种对想象中电影情节的有效描述。

电影《天才捕手》剧照

十九世纪，法国，年轻妇人嫁给外省医生，渴望爱情，煎熬在平庸的丈夫与自己先后结识的两任情人间，不堪愧责之重负，最终自杀。本书读者类型为女性。

“很好，”编辑说，“把十九世纪改成二十世纪，再多加一两个情人，就行了。让那个丈夫也有点戏份，比如，让读者发现他其实喜欢男人。最后别写自杀！没人信。”

十九世纪，俄国，上层社会已婚妇女坠入爱河，抛夫弃子，投奔爱人，被社会排挤，爱人从军，她卧轨自杀。本书读者类型为女性。

“棒极了！”编辑说，“两姐妹，一个在苏联嫁给克格勃高官，却爱上了异见人士。另一个移民法国，嫁给平庸的外省医生。一九九〇年，两姐妹重逢。各种闪回，两种生活、两个女性不同的命运。表现共产主义垮台后东西欧的幻想与幻灭。名字就叫《两姐妹》，现在就给我写！”

首战告捷，我心中有了勇气，甚至有点喜欢上写出版提案了。近来我什么别的事也不干，专门在家写出版提案。我不畏艰难地写出了《追忆似水年华》的提案。该提案惨遭拒绝：太无聊了，太长了，书名改一改……

就这样，我开始检验起市场。伪装后的莎士比亚最受好评。《尤利西斯》完全不行。《没有个性的人》虽然我是以肥皂剧的口吻写的，但还是被扔进了垃圾桶。《哈德良回忆录》被扔进了垃圾桶。《维吉尔之死》也被扔进了垃圾桶。好吧，我承认伟大的欧洲作家们写起东西来多少有点清汤寡水。但就连海明威也不行，虽然我好不容易卖出了《老人与海》。不过我把它稍微改头换面了一下，特别强调了整个故事的生态意义。我还把老人改成了一个年轻俊美、同性性向的古巴流亡者。这个提案立即被采纳了。

整件事情之后，我觉得自己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为什么人类会喜欢市井闲话？因为人类总是对发生在其他人类身上的事情感兴趣。市井闲话是人与人之间残存的最后一点彼此关怀。文学中，闲话是最基础的文学类型。成功的出版提案必须是成功的闲话小品。畅销书不过是闲话小品的加长版本。许多伟大的文学作品，其实就是一大串一大串的闲话。比如《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真是一代大师，没有他写不了的东西。西方文学的奠基石《圣经》乃是历史上最伟大、最激动人心，恰巧也最有利润的闲话之书。希腊神话无非是豪门闲话。那些经久不衰的闲话，全是跟神仙有关的。

我没什么好抱怨的。虽然我已经好几年不写东西了。我是说，我已经很久没有写出一行我自己的东西了。这些出版提案完全占据了我的创作生活。我变得越来越草草不恭，修饰伪装越来越少，刚才，我给一个编辑发了一份《百年孤独》的出版提案。

“内容就算了！”编辑说，“没人能看明白。不过这么好的书名，没有理由不用一用！”

1996年

电影《天才捕手》剧照。

低薪作家

当一个作家不仅埋头写作，还关心起周遭的文学环境时，他最好对此事保密。千万别声张。声张此事无异于折断自己赖以栖息的枝条。鸟就不会这么做。而诗人也是一种鸟，不是吗？他们也会唱歌。每个写作的人都不要忘了，自己的心里正藏着一个诗人。

但既然我们聊的是出版业，还是来举一个与产业相关的例子吧。一个作家关心文学环境，就好比一个本该安于在传送带前某一岗位工作的工人，突然开始询问传送带的工作原理、工厂的结构，突然开始关心在自己双手间传递的小钉子的命运，俨然他是个老板。这样的工人，是应该马上炒掉的。

许多作家都无法直面自己的职业名称。过去我填写表格上职业一栏时，经常写打字员。后来这种美好的职业消失了，我又填翻译，这样显得我比较正经，因为翻译好歹是个职业，而作家鬼才知道是什么。作家碰到的困境与酒鬼相似：他们无法坦白自己。每当与编辑谈话、参加文学晚会、接受采访，需要我说出自己的职业前，我都会好好地提醒自己：我是作家！我是作家！我是作家！而且我总是用英语说这句话，很可能因为，我看过的有戒酒协会的电影都是美国人拍的，所以记忆里我是酒鬼这句话，也都是用英文说的。

一个人自轻会导致另一人自负。商业世界大抵据此运作。因为我对商业世界不是很了解，故此说大抵，但我对像我一样同为作家的人还是有一定了解的。一个作家只要对自己是否成其为作家存疑（真正的作家永远会这样），便不能踏实地认为自己的职业可以冠以作家之名。这样的作家在为自己因文学而付出的努力收费时，总是难为情。所以出版业会拿这些自轻的从业者来营利。

“你以什么为生？”

“我是个作家。”

“这个不算……如今谁还不是个作家？我是问你的职业，你靠什么赚钱？”

真正的作家都有自轻的问题，即使受到大众承认，他们依然被怀疑所困扰。即使获了诺贝尔奖，这种怀疑也不会消失，甚至会愈演愈烈。这我不是瞎说，因为我以前真的碰到过这样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自轻的人就像一只谁都可以打的沙包；任何人经过时都会打上一拳。真正的作家心里，总是怀着愧疚，觉得其他人都在干正经事，只有自己在做这种无关痛痒也没什么用处，好像只有特权阶级才能做的事（虽然，也没有人付钱给他）。这样的作家总是特别崇敬物理学家、木匠、外科医生这样的人；这样的作家就像苍蝇或蠕虫，轻轻一捏，就扁了。

电影《天才捕手》剧照。

一旦有人打着人本主义的旗号去求他，一个自轻的作家会立即答应分文不取。一旦某些国家的人抱怨说文学式微，自轻的作家会二话不说，答应免费发表自己的作品。因为他把钱看成馈赠，他以写作为生，不以赚钱为生。所以经常出现在作家之家的作家，都是些自轻的作家。在那里，他们充分沉浸于孤独之中，靠着微不足道的一点学者补助和一间免费的小房间，写着自己的伟大杰作。写完后，再收取一笔绝不超过他编辑月薪的稿费。

在文学的领域，有着许多这样谦卑的工作者，他们知道自己的位置，也安于自己的默默无闻。我曾遇到一个作品我已经相当熟悉的美国作家。她的书被译介到南斯拉夫，裱以华丽装帧。护封上赫然印着一幅作者像，像中作者双眸璀璨，说明写道，该书风靡美国。我第一次去纽约时，我在出版该书的出版社里做事的一个编辑熟人，带我去看这个作家。此前我从没见过活的美国作家，更别说活的美国畅销书作家了。她的地址听起来就叫人神往：布鲁克林高地。我按动门铃，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把门打开了。我心想，哦，这是作家的保姆。结果这就是作家本人。我来纽约时，护封上的照片与原型之间已经产生了不小的偏差。后来，我了解到，原来她的作品除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没有别的外国译本。

“你好，南斯拉夫的读者朋友。”她说。她的话里透出一种迷人的忧郁。

她住在地下室，厅中堆着很多垫子。原来是用来教肚皮舞的。

“我靠这个赚钱。”她说。

她带我在布鲁克林高地转了转。

“这是诺曼·梅勒的故居，”她自豪地指着一栋房子说，“我经常碰到他。他有时还跟我问好。他会说，你好，玛丽。”

每当我想起这位忧郁的作家兼肚皮舞教师玛丽时，我的心都会隐隐作痛。我心中的作家举起她抗议的拳头，然而她不知该向谁宣泄。难道歌德也需要教人跳肚皮舞为生？我问，难道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也要这样吗？我追问；我等待答案，可没有答案。

我明白，还是闭口不言的好。让我们继续像枝头的鸟一样歌唱，让我们安于这个柔软而轻盈的比喻，并希望，有人能不吝撒下几粒面包渣吧。

1996年

本文内容系独家原创。原作者：[荷]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摘编：宫子；编辑：刘亚光；校对：张彦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文末含《时间的刻度：新京报年度好书20年》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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