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墙
明期时的西口是“杀虎口”,它是内地与北方民族互市的市口之一，位于边墙的杀虎关，市场设于边墙关外，边外蒙古地区统一于清朝统治之后，长城内外成为一体，内外商路畅通，归化，绥远两城，(注)在商贸军事方面取代了“杀虎口”成了与东口(张家口)相对而言的“西口”，时间在康熙中后期。
清朝一代，因形势所需，山西人曾掀起几个“走西口”的浪潮，西部蒙古地区便成了山西人的第二故乡，特别是大同人。尽管对少数民族有过不等价交易的不体面历史，但在沟通民族文化，互通有无，土地开发等方面还是有一定献的，其中出现了不少佼佼者，对此本文就所集资料以“最”概括，率献于读者。
边墙
晋剧随商路走出杀虎关来到西口，当归化城的商业发展到顶峰时，有“小部黎园通上国，千家闹市祝丰年”的诗句概括，什么“小班馆子”“大戏馆子”且不必说，就是关帝、玉皇、财神、三贤、三官、文昌等庙会的死日子以及行社中的活日子，戏也是接连不断地演唱不完，四郊夏秋两季的祈雨、酬神等更是非唱戏不可，人们把“三村”“四村”等视作好台口，直到如今呼市东郊白塔村的原始戏台墙壁上还留有许多台口“到此一乐”的字迹。
《内阁大学士刘统勋私访归化城》的手抄本中有“云中班在此演唱”的记载，时在乾隆年间，这也可算作最早来此地的演唱晋戏的大同人了，光绪至民国年间名演员在西口演唱不衰，其中以大同浑源籍十三红最为有名“…十三红姓孙名旺，字培亭，浑源西留州人，约生于同治末年，家境贫寒，幼时与其弟孙庆同到张家口学艺，在东口唱红后又到“西口”闯码头，后又从太原进了北京，托一个六王爷介绍入宫供奉，为元元红、十三旦之后又一出色的北路梆子名伶，死于1926年终年五十多岁。
西口古道
十三红在归化了烂班，挑了头牌，与长胜班、吉升班在十王庙、三官庙、南茶坊、关帝庙唱起对台戏，轰动了归化城，后来偷离归化，经太原到了北京。攀龙班主走了十三红成为当时归化城的塌天大事，民间编了一大段话，现只留下其中一段：“十三红跟上赖小子往东一窜，侯攀龙买马就赶(读段),武瑞堂(钱商)的钱盘子反看，“不待见”(风月女子)的红鞋懒换，信成厚的烫面饺子剩下一半，好活了刚从口里上来的忻州圪旦”可见十三红在西口之影响。
归化城最早的商会组织名叫“醇厚堂”,那时无管理市面的行政机构，醇厚堂既是商会又行使镇公所的行政权。“醇厚堂”是商人自治组织，沿袭杀虎口醇厚堂而来，以后被“乡耆府”取代，醇厚堂改名为醇厚社，成为绸布、纸马行的行社组织，历年执事者多是大同人。
另外清末西口书院中最有名气，最受学生爱戴的山长是大同人夏恭；教师中以晋人吴天章最有名望。他们培养出不少有才华的学生，后来多数成为绥远的上层人物。
三十年代西口最活跃的大公报记者杨令德，四十年代最活跃的《申报》记者刘映元，其祖籍都是山西人。刘是大同左云人，临终仍操家乡口音。晚年仍不停笔耕，建国后从事内蒙地方志工作，被称为内蒙地方志专家，绥远省的活字典。
建国前西口新闻界第一个女记者是韩云琴其祖父籍山西寿阳；祖母则是山西大同；外祖母籍祁县。民初西口第一所女子小学由大同人韩全等向社会筹资建成，建校之早为女校之最。其间捐资最多的是大同籍妇女韩丁氏，捐献六百银元。
归化城最有名气的绸缎庄是“天顺泰”、“聚生泰”,其财东均为晋人，伙友多为祁县、大同、左云、右玉人。民国年间雄据归化城市中心洋式二层楼门面的绸缎百货商店“样源通”,财伙都来自大同。其创业经理是人称李小辫子的便是地地道道的大同人，该商号在同时代同行业中的营业额最大，公私合营后人们称为“二门市部”。
注：“绥远”,乾隆四年建成，位于归化城东北，相距里八里，是清代专驻八旗兵及其家属的，因出现在归化后，故又称“新城”,是现在呼和浩特的新城区范围内的中心点。但化城建于万历年间，原城范围很小，城内仅有土默特旗的都统衙门，议事厅等，铺面很少，字号都在大小召前。
康熙中期曾扩城，加成为品字形，随着商业的发展，人口增加，出现了以牲畜皮毛交易为中心的北头起(位北门外)围绕召庙形成的市区，归化城人叫做“南头起”,二区原来都属原来的归化厅管辖，故统称谓归化城，与后建的“绥远城”相对而言称之谓旧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