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历史观是个十分严谨的过程，不仅需要参考本国甚至外国的历史文献记载，还需要和各种考古发现互相印证。
最后，学者们通过严谨的逻辑将各种材料串联在一起，从而撑起一套能够提升国民自信和凝聚力的“历史叙事方式”。
当然，在还原历史的过程中，还有一项工作很重要。这就是如何在符合真实历史发展的情况下，尽量凸显出本民族或者本国的“高光时刻”，从而达到既能“提升国民自信和凝聚力”，又能获得世界各国认可的效果。
对于我国来说，这并不是一件难事。虽然我们在近代曾经沉沦过一段时间，但无论是“几千年制霸东亚的辉煌历史”，还是近些年“快速提升的综合国力”，都有着无数可以被学者和民众选取的高光时刻。
设想一下，如果一位小国国民看到自己的国家或者民族在几千年里都是屈辱的历史，我不认为他会对自己的国家有很大的自信，反而会愈发强烈的离开这个“伤心地”。
所以，很多国家在讲述历史时都会尽量选取有利于自己的材料，甚至稍加“修饰”，这也是能够理解的行为。
稍加“修饰”我个人可以理解，但大肆篡改甚至发明历史就是不要脸了。如果一个国家的自信建立在一片虚无的历史之上，那么其国民也一定会产生虚无的自信，一旦被戳穿就会气急败坏。
相信说到这里，即使不看文章标题，也一定能有很多朋友能猜到本文想讨论的国家。但我今天写这片文章的目的并不是想将他们的恶行简单罗列出来，然后再声讨一番，因为大家近期已经看到过太多类似的文章。
想必大家都听说过一句话，就是“存在即合理”，也就是说事物的存在必然符合一定的逻辑。
朝鲜半岛从上古时期便和我国辽东及燕国有着紧密联系，到新罗和高丽开始大兴中华文化，再到李氏朝鲜末期由“事大主义”到“激进民族主义”的转变，这一切都是被历史的车轮所推动的。
在讲述各位历史发明家的光荣事迹前，我还是想先介绍一下朝鲜半岛的真实历史情况，让大家对朝鲜半岛的真实历史进程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以便更好的理解后面的“历史发明”。
很多人可能认为，在中原文明进入之前，朝鲜半岛之上是没有任何人类活动的痕迹的，但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哈。
实际上，朝鲜半岛在公元前10万年之前就有人类生活。这是根据丹阳金窟遗址、力浦大岘洞遗址和德川胜利山遗址等朝鲜半岛上的考古发现得出的结论，遗址中的“力浦人”和“德川人”化石也是朝鲜半岛上现存最早的史前人类化石。
在公元前10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这一阶段，朝鲜半岛上的人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并开始过上上了定居生活，甚至还出现了原始的农业和器具制造业。而因为石器之外还出现了大批条状纹饰的陶器，所以这一时期又被称为“栉文土器时代”。
公元前1000年之后，朝鲜半岛逐渐进入“青铜器时代”。根据考古发现，这一时期出现了支石墓、琵琶形铜剑、粗纹镜、无纹陶器等代表性文物，证明此时半岛之上已经出现了阶级分化，甚至可能存在“城邑国家”。
但无论是“栉文土器时代”，还是“青铜器时代”，其出土的文物均与中国辽河以东的同期遗物有高度的相似性，从而证明了半岛和我国辽东地区的紧密联系。
很快，在我国战国至秦汉时期的文献中，便陆续出现了关于“朝鲜”的记载。《山海经》中称“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朝鲜”。《尚书大传》则记载“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为周之释，走之朝鲜。《汉书》中也记载箕子在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
根据这些文字的记载，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一是朝鲜位于中原以东的大海中，并没有和中原地区相连。二是周武王灭商之后，商纣王的叔父箕子在朝鲜半岛建立了政权。三是箕子为半岛民众带去了先进的社会发展理念。
因为箕子为半岛带来文明和开化，所以朝鲜半岛民众长期崇拜他，认为他是“将文明教化导入朝鲜半岛的先驱者”。孔子也赞扬箕子为“殷商三仁”之一，此历史阶段的朝鲜半岛更是被命名为——“箕子王朝”或“箕子朝鲜”。
时间来到我国的战国时代，燕国的影响力触及了朝鲜半岛，其全盛时曾攻取真番、朝鲜，使两国归属燕国。而半岛北部的考古发掘中也出现了大量公元前4世纪以后的燕国明刀币、战国式青铜兵器等文物，有力地证明了这个事实。
秦末汉初，燕王卢绾叛乱失败，其部下燕人卫满率领1000余名部属逃离中原地区，来到了朝鲜半岛，并于公元前194年推翻箕子朝鲜政权，在首都平壤建立了新政权，史称“卫氏朝鲜”或“卫满朝鲜”。
根据历史记载，卫满朝鲜的疆域范围远超箕子朝鲜，统治范围不仅有朝鲜半岛北部，还包括了高句丽、真番、临屯、沃沮、夫余五国之地。
但是，该做的文章也一定要做，北边一口咬定卫满是古朝鲜边境将领，彻底“解决”了认同问题。而南边则稍微要一些面子，没有否认卫满是中原人并征服了朝鲜半岛北部，但也强调他融入了朝鲜半岛历史。
此外，不得不提的一点是，在朝鲜半岛还流传着“檀君朝鲜”的传说，即天帝桓因庶子桓雄下凡人间，降于太白山（妙香山）神檀树下，并与化为女子的熊结合生子，名为王俭，号为檀君（又作坛君），于公元前2333年在平壤建国朝鲜。
也就是说，如果传说为真，那么在“箕子朝鲜”之前半岛便有了文明开化的国家。但这其实完全就是一个后世捏造出来的，因为这个传说最早出现于公元13世纪高丽王朝僧侣一然所著《三国遗事》一书中。
这里面的三国可不是我们熟知的魏蜀吴，而是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而《三国遗事》这本书便是以这三个国家为记述对象的野史。
野史是什么意思呢？根据定义，野史为民间编撰的历史，其大部分内容是根据传闻、神话等编写，有的具有真实性，而有的则有待考察，也就是说野史的内容很难作为权威的历史文物出现。
就好像我国的《三国演义》虽然是小说，但书中大部分的人物和事情也都是真的，文学水平也比绝大部分野史高出太多。
但是如果一位历史学家说他关于三国时期的研究理论，是完全基于《三国演义》中的情节而来，那岂不会被笑掉大牙。
所以，《三国遗事》既然已经被定义为是野史，自然不能作为权威的历史依据出现。此外，就算不考虑野史与否，仅从记录的文字来看，这个传说也根本经不起推敲。
最为明显的便是檀君故事中充斥着“佛教色彩”，比如“桓因帝释”源自大乘佛教的经典《法华经》，故事来自佛经中屡屡出现的“牛头旃檀”，还出现“天王”、“符印”等印度雅利安宗教用语。
佛教在公元372年才被传入朝鲜半岛，因而这则神话故事就根本不可能出现于公元4世纪以前。
不过无论“檀君朝鲜”的真假如何，自从僧侣一然在《三国遗事》中发明了檀君概念后，这一形象便得到了朝鲜半岛民众的崇拜，并与箕子合称为“檀箕”。
以上这些时期被称为上古朝鲜时期，因为是上古时期，也就没有太多的文字记载，所以也成为了未来发明历史的“重灾区”，毕竟证据确实不好找，而神话传说更是没有地方说理去。
卫氏王朝建立时正值西汉惠帝时期，当时汉朝天下初定，并不想再启战端。所以便主动与朝鲜国王卫满沟通达成了约定。
根据约定，卫满成为“汉朝藩属外臣”，为汉朝保卫塞外，确保汉朝边境不受侵犯，汉朝也会给予兵力和物资上的支援。
因为和汉朝达成了一致，又获得了军事和经济上的支持，没有后顾之忧的卫满便开始不断征服临近小邦，势力迅速膨胀，领地也扩大到“方圆千里”。
可到了卫满的孙子右渠当政时，就有些飘了。不仅不肯再向汉朝通商朝贡，甚至还阻止其它小国与汉朝通商朝贡，汉武帝派使节涉何前往朝鲜沟通协调也毫无效果。
在经过了一番小的冲突后，右渠王发兵突袭辽东杀死涉何，彻底激怒了汉武帝。随后，汉武帝在公元前109年，派兵由水、陆两路进攻，花费了一年多时间将盘踞在朝鲜半岛北部的卫氏朝鲜灭亡。
魏晋时期，高句丽开始攻打乐浪郡，将当时占据乐浪地区的张统赶到了辽西，将朝鲜半岛中北部的汉四郡彻底变成了高句丽与百济国争霸的场所。
虽然汉四郡消失了，但是汉文化和汉字却延续了下来。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的官方书面文字均使用汉字来记载，目前出土的文物中也证明了这个事实。
随后，新罗便开始积极地推进亲唐外交路线。未来的“新罗武烈王”金春秋不仅亲自入唐乞援，更是引进唐朝官服作，停用新罗年号奉大唐正朔，还将自己的儿子留在唐朝当作质子，进一步密切与唐朝的关系。
最终，在唐朝的帮助下，新罗灭掉了百济和高句丽两国，统一了朝鲜半岛中南部，而这也是朝鲜半岛首次出现统一的国家政权，史称——“统一新罗时代”。
到8世纪时，儒学在新罗已经蔚然成风，唐玄宗甚至还夸赞过——“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
后来唐朝试图全面控制朝鲜半岛，并与新罗发生了一番争斗。虽然唐朝实力强于新罗，但恰逢与吐蕃的战争陷入泥潭，只好暂缓了进攻之势。而新罗方面也很识相地遣使入唐谢罪，与唐朝达成了和解。
然而，新罗自8世纪后期起便与其宗主国唐朝一样，慢慢陷入了内乱与衰落的窘境。9世纪末，真圣女王统治下的新罗爆发了人民起义，新罗在朝鲜半岛的统治土崩瓦解，朝鲜半岛随之再度陷入分裂状态。
在各处的起义势力中，弓裔和甄萱两个乱世枭雄脱颖而出。公元901年弓裔称王，定国号为“高丽”，但很快就被其部将王建通过军事政变推翻。
随后，王建接受后唐册封，开始使用后唐年号，从而获得了来自中国方面的支持，最终再次完成了朝鲜半岛中南部的统一。
王氏高丽和新罗相比，也算得上是一个长寿的王朝了，总共存在了475年，历经34代君主。对外先后向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北宋、契丹、金朝、蒙古（元朝）、明朝等大陆国家称臣。
实际上，朝鲜方面因为是小国弱国，在面对异族入侵之时只能依靠大国的力量才能对抗，所以必须向大国俯首称臣，从而得到稳定的生存空间。
这种“基于强弱力量对比情况之下，小国必须侍奉大国以保存自身的策略”，便是所谓的“事大主义”，而中原文明的国家则是“事大”最为合适的对象。
虽然此时“事大主义”并没有成熟的理论，但从高丽称臣的对象我们可以看出，几乎所有对象都是中原大陆文明的代表。即便元朝为蒙古人统治，也丝毫没有影响高丽吸收中华文化的热情，这便是事大主义的萌芽。
很快，朝鲜半岛引入了“程朱理学”，对于汉文化的学习使用也达到了高峰，汉字几乎是朝鲜半岛唯一的文字，儒学也成为了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
明朝统治中原后，恭愍王王祺于1369年弃元归明，接受明朝册封，开始使用洪武年号，成为明朝的属国。但王祺被弑后，新王王禑又恢复了对元朝（北元）的宗藩关系，同时还像明朝纳贡。
于是，受到程朱理学影响的朝鲜新兴士大夫们站了出来，因为长期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他们不同意王禑这种两头下注的行为，认为明朝才是正统中原文明的代表，希望“一心事明”，而他们也成为了“事大主义派”的首批代表。
随后，他们与在同“北元”和“倭寇”的战争中脱颖而出的将领“李成桂”达成合作意向。而李成桂也早有谋反之心，在明朝与高丽发生铁岭卫争端后，不但没有按照王禑的指示北伐明朝辽东地区，反而率大军回师攻入首都开京，逼迫王禑退位，敲响了“高丽王朝的丧钟”。
1392年4月，李成桂取代王氏高丽建国，次年奉明太祖圣旨——“除高丽国名，遵用朝鲜之号”，开启了500年李氏朝鲜王朝的统治，几乎完整见证了明清两朝的兴衰。
在高丽王朝阶段，朝鲜半岛上实际已经出现了民族主义的萌芽和代表性的民族主义者，比如高丽时期的史学家“金富轼”就是其中佼佼者。
身为新罗王室后裔的他编纂出了一套名为《三国史记》的历史书籍，书中把中国东北的高句丽创造性地纳入了朝鲜史，从而强行制造了一个所谓的朝鲜三国时代。
但实际上，高句丽与百济、新罗完全属于不同的民族。高句丽是一直是活跃在东北地区的中华民族政权，如果仅仅因为迁都平壤就改变了“民族属性”和“政权性质”，估计高句丽的先祖知道后棺材板都压不住了吧。
而同时期的僧侣一然对《三国史记》的编写方针不太赞同，这才出了一部野史《三国遗事》。书中最大的创造性理论便是将“檀君朝鲜”描述成为半岛民众的先祖，为未来韩国民族主义者发明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
此后，无论王朝如何更替，统治者如何更换，“事大主义”一直是朝鲜半岛的主要外交政策，“事大”的对象实际上也一直是中国，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
当然，万事一体两面，有“事大主义”就一定会有“反事大主义”。在很多士大夫以继承中华文化为傲的同时，也有着一批人在积极地倡导“民族主义”，主张建构起属于朝鲜半岛的文化认同。
但在二十世纪之前，灿烂的华夏文化就像明日一样高悬在半岛的天空，无论这些民族主义者如何倡导，终究效果有限，只能生活在看不见的阴影之中。
因为即使汉字再高级，华夏文化再灿烂，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也都是空中楼阁。他们根本没有学习汉字的条件，日常所说的语言也与汉语完全不同，上层人士根本不在乎底层人民的感受，只有靠民族主义者的帮助才能将自己的文化传承下去。
比如僧侣一然虽然发明历史很厉害，但是他的《三国遗事》一书中也的确包含了大量的语言学、民俗学和文学资料，其中用乡札标志法记录的新罗乡歌更是极其可贵的史料。
所以，虽然朝鲜王朝上层“事大主义”盛行，但民族主义也一直是不可忽视的民间力量。不过，民族主义在帮助普通朝鲜半岛民众找到归属感的同时，却也成为了现今某国剽窃文化的起源。
但无论如何，此时朝鲜半岛从上到下的主流思想还是以学习中华文化为荣，如果有人说中秋、除夕、屈原等都是自己的，一定会被“笑掉大牙”。
这便是上篇文章的内容，主要介绍了上古朝鲜到王氏高丽灭亡的历史阶段。正是在这一历史阶段，朝鲜半岛在政权上从“群雄逐鹿”到“一统江山”，在文化上从“蛮荒之地”到“中华文化传播榜样”，在外交政策上从“毫无章法”到“事大主义”。
下篇文章我将会重点讲述朝鲜半岛为何会发生急剧的思想转变，彻底摒弃“事大主义”，转而拥护“激进的民族主义”？又是怎样的民族主义导致了其现今时代面临“文化剽窃”的尴尬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