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市市北区第八小学在锦州路上最后一间教室的废墟
1964年，秋天，我要上学了。
报名的时候是大院里一个小哥哥领着我去的。离我家不远有所小学，仅仅隔着两条街，是青岛普集路小学，上学之前就经常随着院里的伙伴来这里玩，在心里她就是我的学校。站在学校门口一张闪亮的长条桌旁，老师记下了我的名字，我刚要进到校园里看看，老师却说，你不要进去，你不在这里上学，你的学校在锦州路，是“八小”,“八小”是什么?那时我不懂，没有在哪里上学的概念，只知道可以背着书包上学了。过了很长时间才知道我就读的学校是第八小学，学校的全称应该是：青岛市市北区第八小学-----是一所民办小学,我是因为出生的月份超过报名上学规定的月份几个月，而无缘公办才被拨到了民办。尽管是民办，好久，好久，我也没有自卑的感觉，反而觉得比在校园上课的小伙伴们更快活，因为我天天走在大街上，天天可以尽兴地玩。
开学了，是母亲领着我去的学校，因为母亲工作的幼儿园和我就读的学校办公室是在一个居民大院里，不过从街上看是在不同的方向。学校的办公室是里外两间民房，靠街的门口连个校牌都没有，报到的时候，高矮胖瘦的同学都在站在马路池子上，老师则站办公室门口的台阶上，手里拿着一个本子，扯着嗓子大声叫着同学的名字，点完名之后又喊了几句话。现在回忆起来，大概的意思是：你们是“八小”的学生了，就你们一个班，要好好学习，要听话，不要在马路上乱窜，后来我才知道慢慢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因为，我们的教室多是临街房子或者是居民大院门口的房子，课间的时候就在马路池子上玩，老师担心地是如果我们撒野跑到马路上玩，会被车撞着。现在想起来，心里还是一阵阵地暖和：多好的老师。
锦州路是我除了家庭住址之外记住的第一个地址，这里有我的学校，更确切地说是我就读的一个教室所在地。教室在学校办公室往左一拐的一间临街房子里，紧捱着一个居民大院，很大，可以容得下我们班近五十个学生。教室里的二十几张课桌五颜六色，大大小小，有高有低，中间的两排还紧靠在一起；墙上的黑板是几块木板拼接起来的，刷了一些黑油漆，中间有一条大大的裂缝，有的地方还露出木板的原色;脚底下除了土地就是砖头垫的,没有享受过洋灰地面，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被接收进了公办的学校才消失。在这里，课本被一页一页掀开，小学生活开始了。但随着春夏秋冬的变换，逐渐地感觉不一样了。我不知道学校有多大，有几个年级，有多少班级，有多少学生，有多少老师；我们没有教学大楼，没有操场，没有上课的铃声；我们还没有音乐课，没有体育课，没有美术课，只有语文和算术，天天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老师也是不变的。班里的同学年龄差别很大，比我小的没有几个，但是比我大的却不少，有的甚至比我大了五、六岁之多。最令人不解的是，班里竟然还有几个弱智的同学，上课还要哄着他们。回到家里，小伙伴们更是经常地嗤笑我：“大补丁”学校的。我怎么成了“大补丁”了呢？民办不好吗？一个个疑问在我的心中升起，小伙伴们离我越来越远了。每天的清晨，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羡慕和嫉妒的种子在心里发芽了。
锦州路上的教室是我接受人生第一次启蒙的圣地，开启了我的人生之旅，小小的教室奠定了我的一生之基，至今难以忘怀。教室是临街的门头房，从早到晚都有人在教室的门口聊天，还不时有来小商小贩的叫卖吆喝声溜进窗户：“磨剪子抢菜刀”，“修修边，打打薄，一毛钱----理发喽”，“锔锅锔盆锔大缸”，“打铅壶锡壶了”“买小豆腐唻”。下课了，我们就在马路池子上玩耍，女的跳方，男的斗拐，真的来了锔锅打壶的，看着看着就忘了进教室上课，最后教室里边的课上了一半，还有站在门口喊一声“报告”的，此时，教室里的哄堂大笑和大院门口邻居们的戏谑笑声就像两首不同音调的诙谐曲而交织在一起了。
同学是不变的，老师是不变的，课程是不变的，只有教室在变。从锦州路开始，我们的教室一直在变换着地点，好像我们的学校是流动在马路边上：一会去了流亭路的一个大院，这里要经过一个很小的过道，但是教室的房间很大，我们的课桌只能占据一隅；一会去了蒲台路上市北豆腐社的车间旁，我们一边上课一边一边听着工人们起锅的号子，书香伴着豆香，课间休息的时候就趴在不高的墙上，看那边雪白的豆汁在工人师傅的手下用卤水点成了豆腐；一会又去了泰山路上一间破陋的小屋，同学要从一个楼梯底下的湿矮小门走进，里边黑的白天都要点灯，据说，旁边的小楼曾是以前的小鲍岛天主教堂，现在想起来，是不是上帝也把地狱在这里设立了分支；最后我们落伍在了一个叫新民里的大院里，这里是小鲍岛解放前最著名的贫民窟，院子超过十平方米的房子都不多，居住的大多是拉大车、搬运工、扛大包等出苦力的民众，但不知为什么院子中间却有一间几十平方米的大屋。教室的对门是普通住家户，天天在走廊里洗衣劈柴，炒菜做饭；天天叫声喊声不绝于耳，以爹娘生殖器官为对象的经典诅骂声也不时塞进教室的门缝，这里又成了我们多层次知识的孽生地。
记忆中，我们也曾有过寥寥可数的体育课和音乐课。体育课是因为学校里来了一位女老师，风风火火，皮肤很黑，像个运动员，据说是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被专业队退了回来，她成了我们的体育老师。一天下午，她来到我们中间，因为没有操场，她领着我们登上贮水山108阶楼梯上的平地上排队跑了起来，这是我们第一次体育课，大家都欣喜若狂，一直疯跑，直到天黑。就这样一堂简单又不能再简单的体育课，以后也再没有上过，因为过了几天，有同学看到她在辽宁路上的家被抄了，老师脖子被挂上坏分子的牌子游走在街上。恐怖“文革"的到来，我们的体育课也夭折了。音乐课更是可笑，因为我们是在流动的教室上课，音乐课只能在有脚踏风琴的教室里才能上课，而脚踏风琴是贵重的，不能随便移动，我们排队到了一个很远的教室上过一次音乐课后，就再也不知道学校的风琴在哪里了，我们只能在自己心里歌唱，轻轻摇响浑沌的青春风铃。
大约是在1970年的春天，我们终于被青岛普集路小学收编了，先是改为青岛普集路小学分校，后来又干脆撤销，我们终于走进有楼、有操场的“新”的老学堂，结束了流浪的求学生活，成了一名堂堂正正的公办小学生。学校开会的时候校长宣布说，你们摘帽了，同学们笑了，老师也笑了，学生不再是民办，老师也是公办的了，我们不再是“大补丁”了。这时我才惊奇地得知，一个偌大的学校，除了我们这个班，还有上下各一个班。从此，我们有了体育课，有了美术课，有了音乐课，我们有了真正的学校，我们的班级也有了一个番号的排序：五年级五班，而且在德、智、体一下子走到了学校的前茅：跑的最快的在我们班，舞跳的最美的在我们班，官最大的在我们班----红代会主任。整所学校震惊。嗨！我们终于站起来了，我们是青岛普集路小学的学生了，把民办小学的帽子甩进太平洋里了，我们翻身了！现在回忆起这样的心情是难以置信，但那时正值文革时期，一腔热血就是这样沸腾的，不知是荒唐还是可笑。
四十多年过去了，尽管我们当初的这所民办小学，条件之差还不如今天的一所希望小学，一顶“大补丁”的帽子在老师学生的头上顶了将近五年，但是老师和同学还是很争气的，毕业之后，有的同学去了内蒙支边，有的读了中学，有的直接进了工厂，特别是其中一名Z姓同学是我们这届同学中唯一考入全日制大学的；两位班主任中，教算术的那位老师因历史的原因终身未嫁，孑然一身，把全部心血都献给了她心爱的学生，而另一位教语文的老师则成为被学生和家长爱戴的特级教师，一直蜗居在岛城的一隅，默默奉献。
”八小”——第八小学已经消失，第八小学的许多教室早已荡然无存，蜕变成漂亮的居民住宅或者商务大厦。今天，站在还没有来得及成为高楼大夏的最后一片废墟面前，我唏嘘不已，在心里默默祝福我的老师，祝福我的同学；我也在想，第八小学，你不仅是我的小学，也是我的中学，更是我心中永远不可磨灭的大学。
这里曾是学校办公室所在地，听说后来住过岛城一位非常有名的达人。
教室拆了，原来的栋梁之材，不知要落入谁家，还能擎起明日的大厦吗？
右边我就读过的教室已经消失，路旁的小树，现在已是参天大树了。
下课了，同学们就会一窝蜂似地冲进对面这个院里的茅房，跑得慢了，就得憋住......
这也是我曾经就读的教室门口，左边是大庙山老师详细考证的小鲍岛天主教堂。
这里后来成为大港一路街道办事处，30多年前，我和妻子就是在左面的屋里登记结婚。
右边的那个门是教室入口，阴森森的，好像是一个地狱的入口，我和同学则在这里进出了一年多。
再往里一点是我就读过的教室，黑咕隆咚，可我的梦想在这里被渐渐地启蒙。
阳光下的小街，充满了我少年的欢乐，我仿佛还能听见老师和同学们的笑声在回荡。
在破败的浓荫庇护下，路牌依旧，故事依旧，但我的学校却不再依旧。
本文作者赵竟成，青岛市作协会员。原文《消失的“八小”》，发表于2012年1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