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大思想派系相继涌现，虽同志同归一宗，都追求结束纷乱、统一安定，但在诸多观念上存在巨大分歧。儒家主张人性本善，法家则认为人性好利；儒家奉行分封制度，法家主张郡县制；前者重道德教化，后者推行行政赏罚。人性观念的冲突反映在现代西方政府管理理论中，儒家观点与“社会人”假设契合，法家观点与“经济人”假设相符。儒家侧重德治，通过道德教化以稳定国家局势，法家则以法治为主，主张通过法律的惩罚来规范人的行为。
在制度改革观点上，儒家相对保守，主张模仿前朝政治模型，保持稳定，但这种模仿在变化不断的社会面前难以适应，缺乏创新。相对而言，法家更积极，主张不受古制约束，勇于面对新问题，提倡制度创新和发展，注重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促进变革和发展。
儒家强调“仁政”、“德政”，主张君主与官员以德治国，以道德教化导向人民，旨在化解政府与民众矛盾，确保社会稳定，追求太平盛世。其治国思想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忠君报国，倡导言传身教，树立道德楷模，通过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确保国家长治久安。
相比之下，法家以“法治”为主导，注重制定法律规范，通过法律约束恶行，但在实践中也暗示着一些例外。在其推行“法治”过程中，政府需取得强大的皇权支持，通过运用权术或谋术来获得实权。尽管古代法治初步包含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雏形，但实际上，君主、权贵、地方政府往往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免于约束。
在人才选拔方面，儒家看重品行和道德，通过科举选拔以德行和文学造诣为标准的官员，重视忠孝礼义的培养。法家则更注重实用性，推崇技术官僚型官员，以其专业技能和能力为选拔标准，不拘泥于传统文学取士制度。
张九龄和李林甫代表了儒法两家思想在管理中的冲突。张九龄以儒家思想为准则，以忠孝为首要标准，倡导遵循宗法制度，坚持忠孝道义，对待案件、人才选拔都秉持儒家的政治理念。而李林甫则更注重法家的法治思想，对待案件更趋向严格的法律逻辑，对人才选拔更着重于实用性，注重人才的技术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