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勤：学习陈云的调查研究思想和经验
党建治学
陈云同志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陈云同志对调查研究工作非常重视，曾建议党中央把调查研究作为制定政策和重大决策的根本方法，依靠调查研究作决策是陈云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一、陈云同志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思想观点
（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延安时期，在同毛泽东同志反复探讨怎样才能少犯错误这个话题之后，陈云同志提炼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样一个带有鲜明特点的“十五字诀”。他总结说：“这十五个字，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1990年1月24日，陈云同志在与浙江省党政军领导谈话时全面系统阐述了“十五字诀”。“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都不要读。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交换，就是互相交换意见。比方说看这个茶杯，你看这边有把没有花，他看那边有花没有把，两人各看到一面，都是片面的，如果互相交换一下意见，那末，对茶杯这个事物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全面的符合实际的了解。过去我们犯过不少错误，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问题有片面性，把片面的实际当成了全面的实际。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经常注意同别人交换意见，尤其是多倾听反面的意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比较，就是上下、左右进行比较。……所有正确的结论，都是经过比较的。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这也是毛主席的办法。他决定问题时，往往先放一放，比如放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再反复考虑一下，听一听不同的意见。如果没有不同的意见，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吸收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并且在实践过程中，还要继续修正。因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这里所说的反复，不是反复无常、朝令夕改的意思。”
（二）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陈云同志说：“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从实际出发的关键是，从片面的实际出发，还是从全面的实际出发？有些同志不花时间去弄清楚全面情况，弄清楚事物的本质，而是看到一些现象，就想当然，发议论，作结论，这是十分有害的。所以，重要的是要把实际看完全，把情况弄清楚，其次是决定政策，解决问题。难者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只要弄清了情况，不难决定政策。我们应该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来决定政策。这样决定的政策，才有基础。”
（3）搞好调查研究，既要有好的思想方法，也要有好的工作方法。陈云同志曾指出，“搞调查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亲自率工作组或派工作组下乡、下厂，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另一种是每个高中级领导干部都有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和身边工作人员，通过他们可以经常听到基层干部、群众的呼声。后一种调查研究，有‘真、快、广’的特点。所谓真，就是他们敢于反映真实情况，敢讲心里话。因为他们信得过你，知道你不会整他们。我就有这样一些朋友。所谓快，就是当问题处于萌芽状态时，就能够及时发现。所谓广，就是全国各省市各行各业，都有许多高中级干部（包括离休、退休的）。在某种意义上讲，后一种调查研究比前一种调查研究更重要一些。两种调查研究都有必要，缺一不可。”“调查研究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找有各种不同看法的人交换意见，也是一种方法，而且是一种重要的方法。总之，我们共产党员要加强修养，养成耐心听取不同意见的良好习惯。”“我们必须下去调查研究，同时也要注意在干部中间进行调查研究。在干部中间多注意听反面的意见，这是调查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凡是提出一种意见的人，他总是看到了一点东西。即使是错误的意见也不要怕，有错误的意见，可能使正确的意见更加正确。”
二、陈云同志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实践和经验
陈云同志在革命与建设中，长期坚持调查研究并屡屡取得显著成效。1937年全国性抗战开始后，陈云同志到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38年春天，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例会上，陈云提出中央组织部的工作要面向全国组织系统，并着手调查研究党的建设状况。当时延安与华北敌后交通阻隔。陈云同志建议从华北敌后六个大区选调一些同志回延安汇报敌后根据地党的建设情况。中央同意了他的意见后，他要求每个区党委来一位副书记，选送一位地委书记和县委书记；晋绥边区和晋察冀边区则各来几位乡党支部书记。1938年十一二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陈云同志又指示中央组织部派了两个组织工作巡视团前往华北敌后根据地，检查各地党的建设工作。通过调人来、派人去的调查研究，陈云同志获得了大量第一手的情况，发现了不少问题。1939年四五月份，陈云同志同来延安的七个支部书记谈话，每个乡的支部书记都谈了三天三夜，边谈边记，秘书刘家栋做记录。陈云同志了解到，大多数支部是不讨论群众的切身问题的，经常性的工作是依照区委的布置，发展几个党员，动员几个人当兵，要多少粮食和军鞋，而且一概是分派。至于群众要些什么，就不管了。其中四个支部书记，都说妇女工作重要，但陈云同志问他们的老婆是不是入党、入妇救会了，得到的回复是：“她懂什么事？有什么用？”陈云同志从中组部巡视团汇报中了解到一件事。他们参加的一个乡支部的小组会，没有提出任何要讨论的问题，就要党员发言。一个党员先说：“我们是共产党员，每个同志要缴党费，这是为了惦记党。党费是每月三个大子儿，没有大子儿，缴鸡子儿也行，小米也行，完了。”接着发言的三个党员都讲“缴党费”，然后小组会就散了。陈云同志担心：这样的会议如果多开几次，恐怕谁也不愿再来了。完全脱离群众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区委、支部和小组，一定会失去群众的支持，是非常危险的。陈云同志还了解到，有些地方，一个老百姓在七八个群众团体名册上都有名字，而每个团体又规定五天或七天开一次小组会，十天或半月开一次大会。他想：如果真有这样老实的老百姓，遵守纪律，每会必到，即使不种地，时间还不够分配。他们反映的问题中，更有甚者，有个县的地主把持乡政权，他们把各种负担都加在抗日军人家属及贫苦工农身上，却美其名曰“起模范作用”。根据调查研究了解的情况，陈云同志于9月和11月在党内刊物《共产党人》上发表了两篇文章《巩固党与战区的群众工作》《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指出：“我与华北六个不同地区做党的工作的同志谈话以后，觉得华北工作最弱的一环，是群众工作。”“要使抗战前进一步，要使我们党的工作前进一步，问题的根本，在于开展群众工作。这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他提出划小区乡党组织工作范围以便接近党的支部和接近民众、支部要经常注意解决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各团体领导机关的人要深入下层工作、组织妇女等措施，主张“我们要向着这样一个目标：支部掌握乡或村的全局，即掌握全乡或全村的党、政、军、民、学的工作。做到了这一点，支部才算得是群众的核心，党在群众中的堡垒”。他还在中央讨论各地工作时，针对不同地区党的组织情况，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指导性意见，为加强抗战时期党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4年到1945年，陈云同志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当时，陕甘宁边区加上晋绥边区共有150万人口，却要养活5万脱产军民，财政极端困难。物价飞涨，1942年比1941年上涨了3倍多，1943年又上涨了20多倍，边区人心不安，群众拿着边币抢购物资，对当时的大生产运动，是个巨大的冲击。陈云同志到任后，迅速开展调查研究，摸清底数后确定了发展生产、加强外销、减少印币的总体思路。他几乎每天都去延安南门外新市场转一转、看一看，随时了解和研究市场情况，及时和边区银行的干部交换意见，对边区的生产经营和市场交易情况了如指掌。一年后，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状况有了根本好转，基本生活物资正常交换。
1945年日本投降后，陈云同志任东北局副书记兼北满中央分局书记。当时分局有些干部曾幻想苏联撤军时将大城市管理权和武器装备留给我们，但后来却交给了国民党。陈云同志从实际出发，在东北地区进行了大量细致调研，1945年11月份主持起草了《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认为应暂时撤离大城市和铁路干线，在包括中小城市和铁路支线在内的广大乡村地区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为将来转入反攻和取得全局胜利奠定基础，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并以此为基础，确立了党在东北工作的战略方针。后来，又有一部分干部群众对和平抱有幻想，寄希望于国共停战带来和平。陈云同志根据自己在北满农村调查研究中总结的大量数据，准确把握形势任务和实际需求，1946年7月，起草了《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史称“七七决议”），力图使领导干部认清敌强我弱的现实，认清必须长期斗争，以战争胜利取得和平。这份决议，中共中央做了部分修改后批准执行。根据“决议”要求，东北局明确了主要任务，其中就包括号召共产党员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下乡发动群众等。在此影响下，1948年东北野战军进关时，部队数量由1945年的10万迅速扩充到百万以上，装备也得到明显改善。
1961年6月下旬到7月上旬，陈云同志到上海市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进行了15天农村调查。为什么选在自己的家乡？他的考虑是：“这里是我1927年搞过农民运动的地方，解放后也常有联系，当地的干部、群众能够同我讲真话。”当时陈云同志心脏有病，医生只允许他工作半天。但到小蒸后，他第二天就开始工作。每天上午在家里开座谈会，下午三四点钟到田间地头、养猪场和农民家里、集体食堂等地方考察。陈云听了公社党委两次汇报，召开了十次专题座谈会。这些座谈会，有几次主要是向农民作调查，有几次是和公社党委委员交换意见。农民也敢于提意见。他们的意见和情绪，概括起来有四：一是粮食吃不饱；二是基层干部不顾实际、瞎吹高指标，参加劳动少，生活特殊化；三是干部在生产中瞎指挥，不向群众进行自我批评；四是没有把集体生产组织好，农民的积极性差，相反，对自留地、副业生产积极性高。那时，农村只有可以走人的土路，汽车、自行车都不能通行，到各个村落去都要步行七八里路，陈云同志仍然坚持到处去看。他看到，私养母猪喂食喂得好，有的甚至喂泥鳅，猪圈也干净，产苗猪多，苗猪成活率高。公养母猪喂食不分大小、强弱，像开“大锅饭”，猪圈脏得很，母猪流产多，苗猪成活率低。当时为了多产粮，上级改变当地农民种一季水稻一季蚕豆的习惯，改种双季稻、种小麦。陈云和当地干部农民一算账，表面上亩产多了，但算上多投的种子、劳力，多占的寄秧田等，其实并不合算。那时候有人担心农民自留地多了，会影响集体生产。陈云同志调查后发现，自留地少了更不利。农民肚子很饿，不但搞不好生产，连当肥料的红花草都吃了，青蚕豆也是吃了再说，掼麦子的时候故意不掼干净，回去自己搓麦秆。回京后，陈云同志写出《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三个调查报告，为中央制定和调整农村政策提供了重要资料和依据。
1978年底，中日双方达成总投资320亿美元建设宝钢的合同，其中中国国内投资200亿人民币，这对当时全国财政收入只有1100多亿元人民币的中国来说，可以说是举全国之力。1979年初，我国对22个国外引进的重点工程重新安排建设计划，宝钢是其中最大的项目，列为需要重新审议和调整的项目首位。宝钢对外已签的合同由于国家缺少现汇而无法批准生效，待签的一大批合同的对外工作也告停顿。当时很多人有悲观论调，认为“建成后每年只能支付利息、贷款，几辈子也还不清”“会给子孙后代留下后遗症”等。1979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请陈云同志出面解决宝钢问题。陈云同志先是在北京召开了多次调研座谈会，详细了解了宝钢的来龙去脉；然后又亲自到上海，听取上海市负责同志以及宝钢工程指挥部负责同志汇报，认真了解情况。同时，安排人到现场实地考察，掌握第一手资料。经过全面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1979年6月16日，陈云同志对宝钢建设提出了“宝钢是实现四个现代化中的第一个大项目，应该做出榜样来”，“干到底……举棋不定不好”，“对宝钢要有严格的要求，甚至要有点苛求”，“宝钢建设只能搞好”等建议，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向中央的专题报告并经中央批准执行，为宝钢的建成投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陈云同志搞调查研究，力求全面和科学是一大特点。他的诀窍还是他的六字辩证法：交换、比较、反复。在专题调研中，他总是运用个别和一般相结合、点和面相结合、个体和整体相结合，从多个方面、多个角度进行调查，不局限于一个点、一个问题或是问题的单个方面。他注意调查与这个问题有关的各个方面、各个单位的意见。还从不同的侧面，包括与调查主题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其他局部，以及本问题与整体的关系角度进行考虑，反复调查和论证调研的情况与结论。对涉及面比较广的问题，他坚持将调查的情况和结论，与相关部门、单位进行交流，听取不同意见，避免片面性。在青浦县农村调查之后，陈云同志将那三个专题调查的结论拿到与青浦县自然条件相似的地区作比较，检验这个调查结论的普遍性，并与上海市委、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交换意见，听取他们对这三个问题的看法。这些都是陈云同志实事求是的作风、科学严谨的态度和辩证唯物主义工作方法的充分体现。
陈云同志在调查研究中注重调查与研究有机结合。他既注重深入实际，挖掘大量的资料，也强调要在材料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透过现象看本质，将调查和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调查中，他总是“沉下去”，深入基层，接触实际，充分占有第一手资料。当然，材料充分不仅指数量上的多，而且指质量上的优。若抓不住反映事物本质的主要材料，就无法达到认识客观事物的目的。陈云同志有关钢铁指标的调整、煤炭工业下滑、化肥设备制造等调查，都能牢牢把握住反映问题实质的材料，做到“沉下去”求深、求实、求准。在研究中，他又总能“浮上来”，站在全局的高度看问题，高屋建瓴，通过分析和综合、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等方法，抓住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形成指导全局工作的文件，做到“浮上来”求真、求新、求异。
陈云同志在调查研究中总是根据客观情况选择相宜的调查方法。一是蹲点调查法。蹲点调查是他常用的一种方法。1961年，他在上海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蹲点调查了15天，住在农民家里，吃在农民家里。1969年10月20日至1972年4月22日，他在江西蹲点调查长达2年零6个月，深入工厂、农村、学校调研，开座谈会，广泛找基层干部、工农群众谈心，听取他们的心声。他在蹲点调查之后，会总结当地的情况，深入分析、找出对策，形成文件，指导全国工作。二是直接请人问话法。为了更科学地制订“一五”计划，陈云同志急需深入了解我国农业生产的现状，就采用了直接请人问话的调查方法，从青浦县请来两位农民。三是专题调查法。专题调查是陈云同志常用的调查方法之一。碰上一些急需解决、比较复杂、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他往往会选择运用专题调查的方法，选定一个具体的题目进行调研，比如延安时期对青年干部素质的调研。有时，陈云同志也会在典型调查中做专题调查，既可以深入把握某一个具体问题，也可以促进整个典型调查的开展。四是随时随地积累情况。陈云同志习惯随时随地收集信息。无论是参加会议、与人谈话，还是阅读文电，他都注意了解并积累各种情况。在延安他任中组部部长时，与从敌后根据地或大后方来陕甘宁地区的干部谈完工作后，他总要问问群众生活和思想情况如何、党的建设情况如何。从延安出去到敌后根据地或大后方的干部，他也要在临行前问问他们对机关单位里干部状况的看法，或有什么意见。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主持全国财经工作，任务极为繁重，但他每周总要抽出三个半天的时间到百货大楼、天桥闹市、东单菜市场等地方去了解市场情况，深入了解城市居民的需求和供应情况，以及城乡交流的基本情况。平常聊天也是陈云同志积累情况的好机会。比如在西北财经办事处工作的时候，每逢晚上有空闲时间，陈云同志就跟一些同志聊天。他常围绕当前一个问题、一件事情交谈，有时还拨拨算盘，边聊边思考。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陈云同志创造性地运用各种调查研究方法，有效地开展工作，显示出独特的调查研究风格，他本人也成为通过调查研究搞好决策工作的典范。
【李雪勤：长安街读书会成员、中央纪委研究室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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