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仰望黎明
三、众教授拍案为正义
话说西大进步学生在榕江宣传延安的声音，被当局视为洪水猛兽。据说就有小报告打到了教育部。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来电饬令严查，并转来一份黑名单。校长李运华不敢有违，不想李校长有个秘书，却是中共地下党员，叫黄焕秋，广东人，他进谏言道：“校长，抓不得，我们现在客居贵州，没有靠山，事情搞大了不好收场。”李运华一听，觉得有理，便复电教育部说：“广西大学没有地下党，只是学生闹事，不过是年轻人的脾气。”于是，事情得以缓和。
西大学运还牵连到汉民中学。汉民中学的学生经常去广西大学串联，看墙报，听报告，十分活跃。但任中敏校长作为一个老国民党员，毋庸讳言，当时他在政治上不赞成共产主义，但他也不紧贴蒋介石的三民主义，他宣传更多的是爱国，因而对学生从事政治活动听之任之，甚至还在全校做了“关于南北朝”的国是报告。广西学学生筹备召开民主大会，响应中共号召，当局黑名单上也有汉民中学的老师和生，如初二十班导师赖普文。军阀杨森的特工科长找到任校长，历数赖老师的罪状，如与广西大学学生串联、在学校散发传单、煽动学生闹事等，要加以逮捕。任校长则为赖辩解，事后将情况向赖悄悄透露，嘱他谨慎，但并未限制他的自由。1949 年后，赖普文曾任上海市虹口区教育局副局长（见《任中敏与汉民中学》第 97 页）。
其实在榕江时，广西大学师生中就有若干地下党员，只是没有建立组织，缺少横向联系，比如黄焕秋先生就是。此前李岗在广东参加地下党时，黄焕秋曾是南方地下党的领导人之一，是李岗的领导。1942 年 5 月的“南委事件”中，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部长郭潜被捕叛变，南委所辖的江西、广东、广西等省工委及主要交通站相继被破坏，两广地下党活动处于低潮，纷纷转入农村或外地进行隐蔽工作。其中黄焕秋奉组织安排，到广西大学做校长秘书，李岗、林密等则考入西大农学院读书。李岗先生曾对笔者说，当时西大一些地下党和进步学生干的事，他都事先请教过黄焕秋，包括学生大会的《民主宣言》的最后定稿，黄焕秋是亲自参与修改的。1949 年，黄焕秋回到广东，先后任过共青团华南工委书记、中山大学党委书记。
参加会议的学生虽然在地下党人的巧妙斡旋下，得到了保护，但是，另一场斗争却是又起硝烟！
作为一校之长的李运华，虽然没有按照朱家骅的电报抓学生，但为了摆脱干系，随后召开了院、系领导会议，严肃批评学生的行为，还打印出了一个与民主大会针锋相对的声明，上有各系主任和部分教授的签名，并正传给一些没有签名的教授签署。
然而，那些签名却是此前各系主任和部分教授参加一次讨论贷金的行政会议的签名。张冠李戴，移花接木，自以为高明，没想到惹上了骂名。
首先就惹恼了农学院院长汪振儒。
汪振儒，桂林人，在清华大学生物系读书的第二年，就参加了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学生集会，强烈谴责帝国主义炮击大沽口的罪行，集会后移至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前，段祺瑞部下竟然下令开枪，当场打死学生四十七人，打伤一百五十余人，即有名的“三·一八”惨案。据说段听闻此事后“吃不下、睡不着、犯旧病，身心交瘁”，段说“学生们年轻热情、爱国心强烈，但容易冲动，很容易被人利用”。（见《段祺瑞传》，中华书局 2015 年）当时年仅十九岁的汪振儒左腿中弹受伤，虽然痊愈出院，但造成两腿粗细不一。汪毕业后应马君武之邀，到西理院生物系做讲师。当时马君武十分注意培养青年才俊，优秀的助教、讲师可以保送去国外留学，第一批派出的有郑建宣与杭维翰。第二批派往美国留的，汪振儒名列其中，经省政府考试合格，被保送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林业系学习，回国后回校任农学院教授、森林系主任，植物研究所主任、院长。据《广西农业大学校史》记载，赴榕江路上，汪振儒也曾经在富禄亲自拜访土匪头杨彪，得一面小旗，让学院师生甚至试验用的牛羊得以顺利通过山区。
这样一位既资深又有傲骨的“老西大”，自然不肯任人摆弄。他在校内贴出声明，严正指出李运华这份声明是偷梁换柱，违背民意，压制民主。他进而在声明中公开支持学生的民主要求，得到广大教授的热烈响应。
几位先前被蒙在鼓里的教授，如石兆棠、骆君啸、黄现璠等，也分别发表了书面声明，称学校这个声明事前没有给大家过目，事后教授们也没有签过名，李校长弄巧成拙。黄现璠对此回忆道：
《广西大学全体学生民主宣言》要求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政府，建立联合统帅部，男女平等，言论结社自由等。时任西大校长李运华得知后，为了讨好政府当局，拟发表反对组织联合政府宣言，事前不征得我同意，竟然将我列名为这份反对宣言的发起人之一。反对宣言稿已经印出，正在全校征求其他同事签名。骆君啸教授首先张贴启事否认；我继而张贴启事，声明自己不但不反对，反而支持“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所谓签名纯属他人冒签；同时号召西大同事共同抵制在这份反对宣言上签名。骆君啸教授和我的行动，最终得到了西大其他同事的一致响应，纷纷拒绝签名，使得反对宣言不能发出，避免了它一旦发出可能在学生中和社会上造成的恶劣影响。（《西大情缘》112 页）
校方偷梁换柱，推脱干系，不仅盗用教授的名字，也盗用部分学生的名字。当时广东籍的学生蓝青，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道：
在抗战胜利的前夕，中共毛泽东主席发表了《论联合政府》，向国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榕江虽然偏僻但也不平静，学校与时代共呼吸；同学中分成两派，进步的同拥护毛主席提出的《论联合政府》的主张，而以国民党三青团骨干为主的另一派则反对《论联合政府》，一时大小字报贴满了生宿舍的四周围墙。三青团一伙人以黔驴技穷的手法盗用一批同学的名义发表反对联合政府的油印品。我是其中被盗名者之一。我看后非常气愤，立即写了一张郑重声明否认签名。当我第一个贴此声明时后面围了一大群同学，突然听到一声“好，反击得好！”我立即回头望去，看见宏元（林密——笔者注）站在后面高兴地说了上面一句话。以后学校在改造学生自治会的问题上，两派斗争也是非常尖锐的。在这些事情上，宏元始终站在进步学生的行列，旗帜鲜明，疾恶如仇，使人敬佩。（载《无尽的思念——怀念林密文集》，星光书店有限公司 2007 年）
但是，斗争没有完结。在民主大会结束没几日，某天早晨，学生林密早早起了床，突然发现宿舍门口墙上贴出一张“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政府”的标语，署名是“延安”……这是一条为对方制造口实、让外面军警进来捉拿学生的大奸计。林密十分果断，马上撕了下来。不料旁边埋伏着的两个人立即窜出来，质问他：“这条标语是我们写的，你为什么要撕去？”双方大
声争吵，引起许多同学纷纷起来围着两人反诘：“你们为什么写这样的标语？有何目的？”把他们弄得灰溜溜地赶快走掉。
一招不行，再来一招。学校当局把学生会首席常务干事找去，进行威胁，扬言《民主宣言》若发出去，便“如此这般”。常务干事开始动摇。于是，学生们组织会议，进行选举，干脆罢免了他的职务，由地下党员叶昭楠担任首席常务理事。
经过一番斗争，结果《广西大学全体学生民主宣言》终于发出，事后伙食尾欠全部发放，壁报稿件不用送审，斗争取得胜利。学校壁报也多了起来，除了过去的《民主与科学》，还有《大时代》《十二月》（意指冬天即将过去，春天即将到来），还有《自由谈》《璧联》等，均为进步学生所掌握。当然，也有三青团的刊物《新回轮》。
当时，学生的食米掌握在当地县政府手中，他们任意抬高米价，使得学生和家属吃不上饭。石兆棠教授在油印报上发表文章，揭露当地政府抬高米价的罪行。当地县政府怕把事情闹，传到重庆影响不好，忙派人来到西大通洽。最后议定，凡学生买米，不得提价。自此之后，学生才有伙食尾数。
《大时代》第一期，便请石兆棠总务长写文章，题为《从亚里士多德谈起》。石兆棠先生的名字据说也上了黑名单。1945 年 10 月《广西日报》（桂林版）恢复，桂系为了与蒋介石抗衡，把石兆棠请去任报社社长了。
汪振儒带头张贴严正声明一事，引来众多教授效法，令李校长灰头土脸。因此汪被解除了农学院院长职务，并于 1946 年离开广西大学，到北京大学农学院任森林系教授兼系主任——有本事的人就是不向权要低头！
西大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对榕江的影响很大，以致在西大离开榕江后一段时间，地方当局还要不断地肃清“流毒”，说榕江被广西大学“赤化”了。在西大迁回广西三个多月之后，新任县长金剑英就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宣称：“我之所以调到榕江来当县长，主要任务就是来肃清广西大学的余毒。”
因此，多年以后，一些人回忆：广西大学在榕江的时间不长，但对榕江在思想和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发展，产生过极其深远的进步影响。
附：《风雨榕江路》作者简介
蒋钦挥，广西全州人，1978年考入广西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毕生从事新闻工作，曾任广西日报编委兼南国早报总编辑、自治区政府参事，高级记者（教授二级），先后获广西、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全国晚报都市报优秀总编辑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著有《此公至今原不死》《另类皇帝》《广西大学史话（1928—1949）》《历史的碎片》《 甘苦集》《新闻角度与选择》《新闻生涯三十年》；主编有《解读广西丛书》《全州历史文化丛书》《我们没有忘记——辛亥革命广西百年祭》《从广西走出去的中国远征军》《“申报”辛亥革命广西资料选编》（上下册）、《历史名人在西大》、《风雨榕江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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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风雨榕江路》，嗨南宁授权转载，作者：蒋钦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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