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仰望黎明
一、黑云压城城不摧
广西大学在榕江恢复了上课，课堂与住宿简陋、生活艰苦倒也罢了，更重要的是政治环境恶劣，学校仍实行高压统治。由于西迁中师生四下离散，中共地下党活动处于低潮，进步学生深感压抑。
国共两党的分分合合，在西校园里也显示为政治气氛时起时伏。在两党合作抗日时的“蜜月”时期，双方观点可以公开；一旦两党关系出现裂缝，比如“皖南事变”之后，一党独，中共地下党及进步同学则转入“地下”，否则一旦公开，那是要掉脑袋的事。
谈到彼时西大的政治环境，不得不倒叙西大校长李运华和他的前任高阳。高阳是西大第五任校长，但1942年12月以病辞职，教务长李运华代校长，
这一“代”就代了八九个月。直到 1943 年 8 月，高阳校长在桂林病逝，行政院令李运华正式为西大校长。1944 年 6 月西大西迁贵州榕江，除去代校长的时间，李运华先生正式做校长不到一年。又因为李运华先生不愿客居贵州，且喜静恶乱，故时人对他的政绩褒贬不一。
民国期间的高级知识分子大都有自己专业领域的追求，对行政职位一般兴趣不很大，甚至不屑。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因学潮被蒋介石叫去训斥。想是刘校长言出不逊，当面顶撞，被委员长扇了耳光，刘则照准蒋的下身（一说是肚子）就是一脚，也把自己踢进牢里。鲁迅先生有文称刘校长“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其实只被关了七天。交保出来时，委员长提的条件是不能再做校长。没事，大学圈子仍由他潇洒，刘大侠一个亮丽的转身，跑到清华国文系做教授和主任去了。在民国西大的出版物里，提到院长、系主任等管理职务，通常写为某某教授“兼”，亦可见教授地位要高出主任、院长之类。
与西大关系密切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也是同样的清高。1935年12月9日，北京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运动。两天后，杭州各校学生冒雪走上街予以声援。校长郭任远非但不支持学生，反而同意军警抓走十二名学生。浙大学生忍无可忍，掀起了“驱郭运动”。蒋介石亲赴浙大，为郭任远撑腰未果，不得不同意撤换校长。他亲自点将，让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返回家乡，接任浙大校长一职。让蒋委员长没想到的是，竺可桢书生意气太浓，谈完话，竟回了句：“让我考虑考虑再说。”竺可桢认为校长一职百事缠身，工作量十倍于研究所所长，而且自己不善伺候部长、委员长等。纠结之际，他拜访了绍兴乡贤、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蔡先生却支持他接下浙大这个烂摊子。不久，竺可桢提出三个条件：一，财源须源源接济；二，用人校长有全权；三，时间以半年为限。蒋介石不仅同意了财政上支援，在“不受政党干涉”这一点上，也尽量作了妥协。于是，也有了前文提及的竺可桢率浙大远走西南。
不过，也有人向往“学而优则仕”。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这大学校长一职还颇为知识分子看重。西的校长之争，可为一例。
高阳当西大校长之前，是雷沛鸿先生接任刚去世的马君武做校长。
雷先生是原广西教育厅厅长，知名教育家，南宁市津头村人，曾留学英、美，获得过硕士学位，在我国教育界有“成人教育专家”之称。1940 年 8 月，雷沛鸿做西大校长，论资历也不谓不配，但与马君武先生比较，政治和学术地位就稍有逊色。他上任后，办学“兼收并蓄”，收容了一些“赤色分子”，又主张学术自由，引起教育部长陈立夫不满。加上他所长为教育学，与科学界人士不甚相熟，手下能用的“棋子”不多，于是，西大理工学院的部分师生受挑唆就有些不合作。
雷沛鸿
这时西大的教务长为李运华，广西贵县（今贵港市）人，年轻时家贫，接受一个和尚的赞助，到上海求学，后来留学美国，专攻化学，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有 12 项成果获美国专利及奖励；回国后，先后任上海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其间研究发现压力与沸点关系的新规律，并引导出“李运华氏公式”，被国内及英国大学教材引用。1933 年日寇入侵长城古北口施放毒气，他与师生赶制防毒面具八千多套，支援抗日前线，并出版《防毒面具》一书。
但是，这样一个有作为的专家教授，其生平事迹鲜见于 1949 年以后的报刊，除了李亚洪先生有《李运华博士传》述之稍详外，广西大学校史以及一些教授对他也回忆不多。这是因为他“官瘾”甚大，政治色彩很浓，三青团成立后，他即任广西大学分团干事长。抗战胜利后，还进政府当过官。不过几年后，新中国成立，他只好回归科研，不便再抛头露面和留下什么忆述文字。
马君武任校长时，李运华自恃与李、白的关系，对马也不甚服从，总想取而代之，只是慑于马的威望，不敢明目张胆。雷上任后，他终于公开不配合，煽动理工学院的学生到马校长坟前哭灵，意在表示雷不如马，对雷进行“民意弹劾”，在雁山校园轰动一时。
李运华
雷沛鸿又是一个对政治不感兴趣、政治神经亦较迟钝的人。在他任校长期间，国共合作的“蜜月期”已过，1941 年 1 月 6 日爆发了“皖南事件”，《救亡日报》于2月被迫停刊，桂林生活书店、《新华日报》门市部屡遭搜查。此间，陈立夫来西大视察，发现图书馆有马列主义书籍，深为不满，亦有人向上告雷沛鸿校长“容共”——看来大学告密之风已启滥觞。陈立夫来电要雷将“共产分子”的行踪具报，他复电辩护，且出言多有不逊。在省内，雷亦不惯官场应付，与省长黄旭初虽常见面，但他以西大是国立、不隶属广西为由，学校的情况不与黄闻，学校之举措与人事也不向黄请示。与黄同处一地是如此，更遑论与“老大”李、白之交往了。
这个背景下，李运华出来“怼”他，时刻觊觎校长宝座，雷沛鸿可谓岌岌可危。但他懵然不知，接掌广西大学后，一心一意想把广西大学办好。他聘高阳为法商学院院长。高阳原为江苏教育学院院长，与雷为留美老同学，雷亦曾在该院任教多年，两人有二十年之交情，抗战爆发后，江苏教育学院迁广西，就是因为雷在广西之故。此时江苏教育学院奉教育部令停办，雷乃请高阳任西大法商学院院长。雷又征得广西省政府同意，向教育部请求增设师范学院，函请陈剑翛、曾作忠诸教育学家来桂任教。
惹祸的引火索，是他任了自己的弟弟雷沛汉为学校的总务长。按说举贤不避亲，也不甚是问题，但是，一次总务处购买木炭一批，浮报货价，被人抓住证据，一状告到陈立夫处。陈以雷沛鸿参与贪污舞弊，向白崇禧提出西大易长。大家都顺水推舟，于是在 1941 年 8 月 15 日，教育部改任高阳为校长。
高阳任广西大学校长，全校师生一是不满，高阳治理江苏教育学院时以高压手法闻名，因学院迁在桂林，故西大学生对此翁个性略知一二；二是不解，此人与新桂系素无渊源，为何得掌省内最高学府？原来背后自有乾坤。
曾任西大注册部主任的李微先生，有文章述之甚详：新桂系内部原有外江派与广西派之争，此时外江派之邱昌渭为民政厅长，所派出之县长多为外省人，遂与派发生尖锐矛盾，出现“驱邱”运动。但如何安置邱呢？恰此时广西大学有易长消息，广西派便建议以邱继任。白崇禧作为考虑全盘的桂系最高层，不参加下属权斗，属意李四光任校长，但李婉拒不允；继拟荐甘介侯，而陈立夫又坚决不同意。邱昌渭赶紧借机堵死这条路，主动推荐高阳，理由为高阳在广西不成派系，没有力量，新桂系可以指挥如意；且高与雷沛鸿是老朋友，高之继任亦不致为雷所反感。
这一着点中新桂系的一处“命脉”：怕久拖不决、CC 系陈立夫直接派人来将广西大学地盘夺去，于是同意高阳任校长。
广西大学易长之令发表后，全校师生多不满意。李运华及其所属之三青团成员，以校长宝座没有到手而悻悻然；与马君武有关之教授及多数学生，以高阳资望不够，担心学校办不好；开明进步之师生更顾虑高阳与CC系有关，反动治校，于是全校酝酿“拒高”风潮。李微先生写道：
易长之令发表后，高阳欲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接事，限雷校长三日内移交。据悉，雷沛鸿曾在留英老同学丁绪贤家里对高阳说：“三日内表册也造不及，如何移交？你我二十多年之老朋友，全不念二十多年之交情，替我着想乎？”高阳则厉声答：“今天不谈私人交情，只谈公事，你三天不能移交，究竟需多少天才能移交？发生问题能否负责？”咄咄逼人，雷不能堪，当时几至冲突……
高阳既不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接事，而西大师生的“拒高”风潮逐渐酝酿成熟，高阳猜疑益甚。
易长令发表后十余日，雷沛鸿终将移交表册及各项手续办理完竣。高阳定期接事，带领随员数人，分乘轿车二辆前往良丰，没想到西大学生将校门禁闭，群聚于校外道旁。当高阳车抵校前即加包围，詈骂者有之，讥笑者有之，高呼“打倒高阳”“拒绝高阳当广西大学校长”等口号者有之，车不能前进。高拟下车步行入校，亦为学生拦阻。学生既多，你推我拥，将高阳眼镜跌碎，衣服扯破。高阳无法入校，复呆坐于汽车之中，与学生相持数小时，始狼狈回桂林。
高阳不能接事后，去广西省政府见黄旭初，描述被学生拒绝入校及围殴之状，并说此事为雷沛鸿所主使。于是新桂系人物均指责雷不应如此蛮干；非新桂系分子则讥讽新桂系既不愿广西大学校长落于外省人之手，可事先明白拒绝，何必允许于先、拒绝于后，拿别人来开玩笑！
其实此次拒高风潮，经事后了解，是李运华一石二鸟之计，既可嫁祸于雷，又能阻高；倘高阳不能接任，李即有继任之希望。
这时，重庆教育部则一再电催广西省政府就近协助高阳之接任。此事在新桂系内部一度引发分歧意见：黄旭初主张说服学生，和平接收；白崇禧则认为有共产党捣乱，非用强硬手段不可。最后从白之意旨，由广西省政府派卫士队数十人（一说一个连），分乘汽车数辆，武力接事。与此同时，于深夜派兵捕去学生褚光明等二十余人。
学生在此强大压力之下不敢反抗，李运华亦看风头火势太大，亦不再主使其三青团学生滋生事端。因而高阳进校时虽然冷冷清清，一个学生也看不到，但总算坐上了校长的交椅。
《广西大学校史》载：
8 月 18 日上午，高阳由桂省府特派员孙仁林、学校教务长李运华陪同，乘车到校视事，在校门马路上被学生所阻，折返桂林。中央社记者为此走访省主席黄旭初，询问此事发生详情。黄氏当答曰：
“高校长由孙委员等陪同前往接事，车抵良丰镇附近，距该校不远处，汽车油管发生障碍，停车路中，斯时西大学生即蜂拥而至，将车包围，并以乱石堵塞路面，使车不能行动；一面请高校长出具字据，承认不掌西大。高校长当即加以拒绝。学生即声势汹汹，叫嚣百出，无可理喻。学生又欲将书就‘不掌西大’字据，迫使签字，亦经高校长拒绝。后经孙委员、李教务长二人多方劝解，学生始行解围，遂开车折回桂林……”（见《广西大学校史》81 页，刘长汉主编）
对“拒高”事件的背景分析，白崇禧应比黄旭初棋高一筹。里面不仅有李运华因素，确实还有中共地下党在策划与组织，而教师中的带头者就是黄现璠教授。但是，“拒高”学潮开始后，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不大赞同，他说：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地下党力量薄弱，谁当校长都改变不了西大的反动局面，学潮难以胜利，这种斗争的方式也不可取。
士兵护送高阳进校后，武装占据西大达一个学期之久，驻守校长办公室，并明令封闭学生自治会，禁止各种团体活动，引起同学更大的不满和不合作：高阳第一次开全校学生大会，训话时首先叫大家唱国歌，同学们以无声来抗议。他见状大怒，训斥一顿之后，亲自指挥，也只有几个教官和三青团少数团员的声音，这些都载在《广西大学校史》中。
校外人士也有不满之声。前广西大校长、时任国民党监察院监察委员之白鹏飞，一次当着白崇禧之面斥道：“堂堂学府，驻以军队，成何体统？北洋军阀尚不敢派兵武力接收大学，今广西派兵武力接收广西大学，实比北洋军阀不如！”李济深当时也说过：“提倡尊师重教，首先要有师道为人所尊重”。后来，李济深推荐学生入读西大的条子不被高阳理睬，是否有此一因，如今已经难以确考。
高阳筹备开学六周后，便以牙痛旧病复发、需疗养为由，呈请辞职，未获准。学生不甘罢休，集体向省府请愿，要求撤销高阳校长职务。省政府无视师生意见，这就触怒了一些激进的学生。有一天，学生发现高阳在学校饮食店进餐，便团团围住，高呼口号，掷石头，把高阳搞得狼狈不堪。高阳恼羞成怒，联合当局于 1942 年 4 月 9 日，逮捕三位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强令解散了“学生自治委员会”，遭退学者十一人，休学者四人，留校察看以观后效者四人，警告者二人。（见 1942 年 10 月 1 日《大公报》）
这期间，桂林发生了有名的“七九”事件，中共地下党交通员梁耀宝被捕叛变。这梁耀宝担任过西大学生党支部书记，因此造成西大四名党员被捕，其他紧急转移，西大党组织不得不暂时撤出学校。
自此以后，西大学生运动进入低潮。但是高阳的日子也并不好过，1942年 12 月以病辞职获准，次年 8 月在桂林病逝；9 月，李运华终于接任西大校长。不足一年，日军即将入侵广西，西大学生四散，到榕江的人数也是不多。
以上一段本是题外之话，但对读者了解西大校史上的学运及校长治理之变迁，不无裨益，故插述在此。
附：《风雨榕江路》作者简介
蒋钦挥，广西全州人，1978年考入广西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毕生从事新闻工作，曾任广西日报编委兼南国早报总编辑、自治区政府参事，高级记者（教授二级），先后获广西、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全国晚报都市报优秀总编辑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著有《此公至今原不死》《另类皇帝》《广西大学史话（1928—1949）》《历史的碎片》《 甘苦集》《新闻角度与选择》《新闻生涯三十年》；主编有《解读广西丛书》《全州历史文化丛书》《我们没有忘记——辛亥革命广西百年祭》《从广西走出去的中国远征军》《“申报”辛亥革命广西资料选编》（上下册）、《历史名人在西大》、《风雨榕江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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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风雨榕江路》，嗨南宁授权转载，作者：蒋钦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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