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的宗教建筑（珍贵图片）

石家庄的宗教文化源远流长，宗教建筑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在现存的一系列重要的古代建筑中，宗教建筑不仅在数量上占居绝大多数，而且在建筑规模和建筑艺术的成就方面，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原始宗教起源和早期宗教建筑

原始宗教起源于史前社会后期，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较低，在生产、生活中存在许多不能认识的事物，人们就认为存在着超自然的神灵，于是，幻想着通过祈祷、祭祀或者巫术来影响主宰自然的神灵，这就形成了最初的宗教仪式。

考古发现证明，石家庄地区，早在7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就有原始的宗教仪式。到距今5000多年前的母系氏族社会，这里是北方少数民族部落甲戎的聚居地。传说商祖先契的母亲简狄就是甲戎之女，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契。因此，商族后裔崇拜玄鸟（燕）。祖先崇拜、图腾崇拜、生殖崇拜、自然崇拜等原始崇拜，是宗教产生的基础。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人们产生了福祸命运由神灵操纵的观念，加上历代统治者竭力利用宗教，维护统治，要求人们忍耐、顺从．祈求得到来世的福分，所以宗教不断发展。

至晚在商代，石家庄就出现了宗教建筑。在藁城台西商代大型聚落遗址中，不仅发现了宗教祭祀活动中的牺牲和殉人，而且发现了祭坛建筑。

战国时期，中山国在这一带的许多城垣中，都建造有宗教祭祀建筑。在平山三汲乡战国中山国都灵寿城内，不仅发现了大片住宅、作坊遗址，而且在中山王璺（注：此为代用字，原字下半部应将“玉”改为“昔”。）墓边发现了规模宏大的祭祀建筑遗址。赵国灭中山以后，赵王还曾按照他自己的梦境，在东垣城建造了神女楼，祭祀梦中的神女。

从西周开始，祭祀五岳四渎之神的自然崇拜日益盛行。到秦汉时期，建造各种山岳、河海神灵的祭坛或庙祠，逐步形成定制。东汉时期，元氏（今元氏故城村南）作为常山国（恒山郡）的首府，各种宗教建筑林立，祭祀活动频繁。尤其是封龙山作为常山国的一座文化名山，有数座祭祀建筑。据东汉时期保留下来的系列祭祀碑刻记载，在封龙山附近建有封龙山祠，在三公山（今元氏前仙村北）建有三公山祠，在封龙山西南的白石山建有白石神君祠，在常山国都城附近还建有八都神坛。可想当年，高大的汉阙祭坛和盛大的祭祀活动，伴着刻满宗教祭祀“功德”的碑刻，成为这一地区重要的人文景观。

二、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产生

随着社会发展和朝代的更替，宗教从原始的图腾崇拜、自然崇拜，发展到多神崇拜，又随着政治和文化传播发展到世界性的宗教。

汉代，是中国宗教发展的重要时期。东汉明帝时，佛教传入我国，东汉末年逐步在中原传播。但自从三国时期朱士行以后，才有了佛教僧侣和真正的寺院，到东晋时期寺院建筑逐步增多。石家庄最古老的佛教寺院，是赵州的柏林寺，相传创建于东汉末。南北朝时期，由于佛教的广泛传播，佛教寺院大量出现。到北齐时期，石家庄的佛教建筑至少已有10余处。

在中国原始宗教和巫术、方术基础上土生土长的道教，从秦汉时期开始肇兴。东汉末年，钜鹿人张角创立了太平道，发动“黄巾起义”，这是原始道教的雏型。当时真定（今长安区东古城）人张燕，组织黑山军，响应张角的太平道，道教随之传播。但后来由于黄巾起义被镇压，太平道遭到禁绝。

魏晋时期，虽然道教的方术得到发展，但还没有专门传道的建筑。各地道人以画符、占卜为业，浪迹四方。北魏太武帝时期，河北望族、太常卿崔浩极力推崇道士寇谦之，太武帝“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在这种背景下，河北地区开始出现道观建筑，创建于北魏的鹿泉县东良厢（今桥西区）的良厢观，可能是石家庄最早的道观建筑。同时，北朝时期佛教迅速发展。石家庄先后创建了临济寺（临济村旧址）、白佛村的白佛寺、安乐垒（今正定）的净观寺、小安舍的裴相寺等十余座寺院。

三、隋唐到宋金时期宗教建筑的发展

隋唐时期，中国传统的殿堂、楼、阁、亭台、廊榭等建筑形式，广泛用于各种宗教建筑之中。同时，佛教文化与中国多层楼阁式建筑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式的佛塔。进而在石刻艺术领域，创造出了石塔、石经幢等独特的宗教建筑艺术形式，既丰富了世界佛教文化宝库，也发展了中国的传统建筑艺术。佛教寺院及佛塔、经幢、墓塔林，成为我国佛教建筑的经典，也是我国现存最多的古代建筑文物。石家庄是我国保存古代佛教建筑精品较多、形式较丰富的地区。正定隆兴寺摩尼殿、广惠寺华塔、开元寺钟楼、赵州开元寺陀罗尼经幢、赞皇治平寺石塔、新华区毗卢寺内的毗卢殿等佛教建筑都是国内非常重要的代表性建筑，在中国古代佛教建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隋代，佛教空前发展。开皇十一年，隋文帝曾诏谕“天下州县各立僧尼二寺。”唐代是佛教和道教大发展的重要时期，唐朝皇帝自称是道教祖师李耳的后裔，竭力扶持道教，同时积极利用佛教。除了唐武宗“会昌灭佛”对佛教产生一定遏制作用外，其他帝王一直重视利用佛、道维护统治。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唐中宗为标榜自己废除武周、中兴大唐的功德，曾诏令天下诸州敕建中兴观和中兴寺。但大臣张景源认为不妥，上《请改中兴为龙兴疏》，中宗认为言之有理，即颁诏：“其天下大唐中兴寺、观，宜改为龙兴寺、观”于是，全国各地州城之内都出现了龙兴观和龙兴寺。恒州（今正定）龙兴观、龙兴寺（今隆兴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建的。

唐玄宗李隆基笃信道教，亲自注释老子《道德经》，令天下士庶人家各户备此经一部。当时恒州（今正定）一带道教很盛，着名道士张果（俗称张果老）“居恒州山中。”经恒州刺史韦济极力举荐，唐玄宗派人持玺书迎接张果到“东都，肩与入宫，恩礼甚厚”，还要把至真公主嫁给他。张果不奉诏，回到恒州蒲吾县（今平山黄壁庄水库内原蒲吾村附近）山中，不久，“卒为立栖霞观其所。”这是恒州一带皇帝敕建的重要大型道观。

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唐玄宗“敕天下诸州各以廓下定形胜观、寺，改名开元为额。”于是在赵州、恒州、定州，都有了开元寺、开元观；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敕“两京及诸州个置玄元皇帝庙，京师号玄元宫，诸州号紫极宫。”各州又出现了紫极宫的道教建筑。据《太平广记》中关于成德军节度使一些生平故事的记载，恒州一带道士很多，尤其是封龙山，有不少道士专门从事相面、占卜之术，与成德军节度使及其官吏、藩将联系密切。第一代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就是笃信道士，结果被道士用“堇汤”毒死。回纥族出身的节度使王庭凑因得到邺城（今临漳县邺城）5名道士的指点，在篡权控制成德军之后，把五名道士请到真定府中，“为营馆舍，号五名先生院”。可见当时除了正规的道观之外，还有不少藩将为道士建造的特殊豪华建筑。

唐末五代时期，成德军节度使王熔控制镇州（今正定）、赵州、冀州，晚年崇信佛道，“专求长生之要，常举缁黄，合炼仙丹”，俨然就是一个道士。而镇州“西山多佛寺，又有王母观，熔增置馆宇，雕饰土木。道士王若纳者，诱熔登山临水，访求仙迹”，经常到平山的王母观，“逾月不还”。

五代时期，由于佛教寺院大量发展，影响了国家的经济收益，所以，周世宗柴荣采取灭佛行动，亲自到镇州毁掉大悲寺铜像，铸造铜钱，使镇州一带佛教建筑大量减少。而道教建筑借此迅速发展，尤其是真定的龙兴观名声显赫。真定道士苏澄隐，“住龙兴观，得养生术，年八十余不衰。”后晋、后唐王朝相继请他进京，他“辞疾不至”。宋太祖赵匡胤驻兵镇州时召见他，他大讲了一套修身养性之术和治国道理，得到宋太祖崇信。由于北宋对佛教、道教的极力推崇，佛教寺院和道教宫观建筑不断增加。宋太祖亲自下诏，在真定龙兴寺旧址铸造大悲铜像，创建大悲阁，使龙兴寺一举成为真定城内重要的皇家寺院。并且许多佛教建筑在宋代得到修复和扩建。宋真宗时，封龙山的修真观成为一处名扬河北的着名道观。到北宋末年，井陉增加了清幽观、清淳宫，栾城创建了清虚观等道教建筑。

金代，佛教和道教在多民族战争和民族融合中都得到发展，道教宗派相继创立。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王重阳创立的全真道。他主张效法佛教出家修行的方法，“除情去欲，忍耻含垢，苦己利人”，宣扬禁欲主义，得到统治者支持，也吸引了大批无家可归的下层庶民，刺激了道教建筑的发展。导致“山林城市，庐舍相望，什百为隅，甲乙授受，牢不可破。”金朝还专门在各州县设威仪司，管理道教的教务。当时升井陉县为威州，就要按照规定创建道观及威仪司，并留下了《威州新建威仪司三清殿记》碑刻。大定三年金世宗敕赐“紫微观”匾额，成为当时威州重要的道教建筑。金朝中期，由于全真道势力太大，许多道士“有弟子千人，庵观百所，”金章宗视为一种潜在威胁，于明昌元年（公元1190年）以“惑众乱民”罪名加以取缔。此后，沧州人刘德仁创立的大道教、河南汲县人萧抱真创立的太一教在河北中部传播。赵州人侯澄随萧抱真学得太一教三元法，回到家乡，在真定、赵州创建了两座道观，分别名“太清”、“迎祥”。他“以神道设教”，以“捕逐鬼物”的巫术传道。弟子都可以成婚生育，并且世代传承道业，住持道观，成为控制道观建筑的宗教地主。

四、元代多种宗教的发展与宗教建筑

蒙古伐金以后，王重阳的弟子丘处机得到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恩宠，使全真道重新得到发展，道教建筑进一步扩充。刚刚被蒙古军队占领的栾城、真定、赵州、井陉等地，就有道士到燕京求道于丘处机。如栾城魏公在公元1227年，“谒长春先师（即丘处机）于燕，”回乡后，创建了葆真观，前面有三清殿、后殿供奉玉皇，五祖堂在左，七真堂在右，三门、方丈、斋厨、库廨，众有所居，宾有所馆，还有配套的井泉园圃，规模宏大。同时，蒙古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兼收并蓄的政策，利用各种宗教维护统治。所以，佛、道、基督、伊斯兰等主要宗教在真定都得到发展，各种宗教建筑色彩纷呈。尤其是道教各种宗派，都得到发展。

公元1230年，真定路西元州元帅左监军韩侯智投书德兴府（今涿鹿县）乔松观悟真大师孙志觉到本州创建道观，而栾城县达鲁花赤（行政长官）王君尚也请求孙志觉重修并住持太极观。使这一带道教建筑迅速增加。井陉小作也创建了玄真观。

元宪宗时太一教第四代传人萧辅道在赵州住持太清观，得到忽必烈及其母亲的赏识，“命史天泽召至和林，赐对称旨，留居宫邸”，并被赐号“中和仁靖真人”。忽必烈即位后，积极扶持真定一带的道教。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遣练师王道归真定，筑道观，赐名玉华（宫）。”此后，对玉华宫多次增葺，使之成为真定一带最豪华的道教建筑。马可·波罗在公元1273年经过真定城的时候，写道：真定“居民多是偶像教徒”，就是说信佛信道的人很多。他还说：“城内尚有若干基督教徒，置有教堂一所。”。正是当时宗教多元化发展的真实写照。

伊斯兰教，是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穆罕默德创立的。唐代传入我国。蒙古帝国和元朝时期，伊斯兰教在中国广泛传播。真定是元代河北中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木速蛮（元代穆斯林的译音）很多，有些来自西域和大食国（今伊朗）的穆斯林定居真定，甚至成为地位很高的达官。比如大食国穆斯林沙克什（自称真定瞻思），是真定成长起来的着名学者和政治家，官至礼部尚书；还有畏兀（今维吾尔）人写云赤笃忽嶙，任真定路达鲁花赤，定居栾城。他的孙子哈珊“知本国文字，兼长骑射，”出任过真定路达鲁花赤。众多穆斯林居住在此地，当时已经出现了伊斯兰教的建筑。

五、明清时期的多元宗教建筑

明代，佛教和道教进一步民俗化，城乡寺院和道教观庵、庙宇大批崛起，儒释道三教合流，丰富了民间宗教的内涵，也促进了佛教、道教建筑的发展。寺院、道观、城隍庙、关帝庙、五道庙、龙王庙、玉皇庙、老母庙等等，遍布城乡。其中明代石家庄创建的道观就有井陉清凉山白云观、贾庄的朝阳庵、鹿泉城东的白衣观、西里村药王观等。

清代康、雍、干三朝都对佛教、道教采取“度牒制度”，限制佛教、道教泛滥，但允许对原有寺院和道观进行增葺。康熙、乾隆皇帝都多次亲临真定，敕修龙兴寺，并改额“隆兴寺”，使这座北宋以来的皇家寺院规模进一步扩大，地位进一步提高。同时，真定府各县除了对一些旧寺院、道教建筑进行修葺之外，也创建了一些新的佛教、道教建筑。比如获鹿县（今鹿泉区）金阙宫（十方院）就是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创建的。按照全真道的教规，十方道院是具有度牒权限的培养终身道士的高级道院。

道教是一种融汇中国传统宗教的多神宗教，敬奉的神仙，分为若干等级。最高级的神是居于三清天的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俗称太上老君），其次是玉皇大帝、扶桑大帝、玄武、青龙、白虎、朱雀、王母、九天玄女、郦山老母；在次是龙王、城隍、马神、火神、虫王等，还有历代着名的名君忠臣、良将烈女。比如黄帝、神农、伏羲、锺馗、张果、关羽、邳彤、孙思邈、张仲景等等，都成为道教尊崇的神仙。由于敬奉的神仙众多，所以道教的庙宇建筑也就很多。如石家庄祭祀邳彤的庙很多。相传东汉开国大将邳彤爱兵如子，能医治军卒的疾病，因此，也被奉为药王。正定城内、井陉县天长镇、微水镇、桥西区西里村等地，都建有邳将爷庙，微水镇称为“明灵王庙”。

道教建筑是在民间影响最大的一类建筑群。清代后期，由于不少农民起义军利用民间宗教形式组织民众，反抗清王朝的统治，所以道教和民间宗教受到限制和打击。辛亥革命以后，国民**鼓励民众破除迷信，发展新型教育。于是，拆毁或改造佛教寺院、道教观宫，兴办新学堂，成为一种潮流。有句民谣说“中华民国改了良，拆了寺庙盖学堂。”在今桥西区西岗头村西保留着一通民国二十二年三月的《获鹿县西岗头保存公产碑记》，其中记载：“民国肇兴，破除迷信，于二十一年春党部至，将偶像打倒，勒令拆毁庙宇。于是乎破屋坏垣，不日而庙平矣。”经过这一时期的变革，佛教、道教的一些建筑被拆毁许多，经过“文革”“破四旧”运动，石家庄保留下来的道教建筑为数很少，只剩下鹿泉区的十方院、桥西区振头的关帝庙及其木牌坊、微水镇的邳将爷庙、封龙山的修真观和清凉山的白云观遗址等极少数建筑。

明初，回族大将军常遇春率领北征大军经过真定府各地，一部分汉回族将士留驻真定卫。洪武、永乐年间从山西、浙江、山东、江苏等地，向河北中部移民。其中也有不少穆斯林移居真定一带。清真寺、礼拜堂开始创建。比如藁城九门就是穆斯林聚居的村镇，明代创建了两座清真寺。

基督教与佛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在广义上是指信奉耶稣基督的各种教派的统称，包括公元1054年以后分化出天主教和东正教以及后来进一步分化的新教（也称耶稣教）。唐代基督教以“景教”之名传人中国。元代真定开始出现基督教建筑，明代逐步废毁。19世纪末，随着西方传教士深入内地，正定再度建立天主教堂（今隆兴寺左侧的教堂）。

六、20世纪的宗教建筑

20世纪初，随着正太铁路和京汉铁路兴建，石家庄工商云集，人口迅速增长，穆斯林增多，外国人也逐步增多，清真寺、天主堂、基督教教堂等宗教建筑先后兴建。1907年，在大桥街八条胡同创建清真寺，1917年因洪水倒塌，1920年在清真寺街重建。1929年扩建。

1910年前后，随着石家庄基督教徒的不断增加，逐步形成了基督教正定教区和天主教真定教区。1913年天主教正定教区在东焦村（今市**西院西侧）创建市内第一座天主堂。1920年就连地处偏僻山区的井陉也有了基督教徒54名，天主教徒673名，宗教建筑逐步增加。1921年，基督教在新华路创建教堂。1930年在石家庄北大街创建新的天主堂。1937年，北大街天主堂称为北堂，东焦村的称为西堂。又在煤市街和西花园分别创建天主堂的南堂和东堂。

20世纪50年代以后，石家庄市基督教和天主教爱国人士，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政治干预，先后创立了“石家庄市天主教革新运动促进会”（1956年改为“石家庄市天主教爱国会”）和“石家庄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1980年改为“石家庄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90年代以来，天主堂和基督教福音堂先后得到修缮，成为石家庄市内重要的宗教建筑。

宗教建筑，融汇了建筑艺术、宗教艺术、绘画艺术、装饰艺术和各民族的宗教思想、文化内涵，是各个历史阶段多种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一种重要的文物资源。石家庄市的宗教历史源远流长，而且先后接纳了外来的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传播，使宗教建筑丰富多彩。尤其是历代保留下来的佛教寺院、道教宫观和重要庙宇，是一笔非常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资料来源：

1、《石家庄建筑精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