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乡村振兴是实现新时代“三农”协同发展的总抓手。从“时代之问”“时代之蕴”和“时代之路”的总体视野给予“三农”发展“时代”观照, 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维度。但随着我国工农城乡关系日益呈现出的结构性特征, 以及各类权力或权利主体的社会行为不断经由“空间”塑造出来, “三农”问题就不仅体现为由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发展问题”, 而是更深层体现为由工业化、城镇化引致的“空间问题”。从“发展”到“空间”的转向, 为“三农”协同发展的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全新视域。当前, 既有研究不仅缺乏对“三农”发展“时代意蕴”的揭示, 也忽视了对新时代“三农”发展的“空间”建构。因此, 在解构“三农”发展蕴含的“目标使命-战略转向-关系重构-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策略调适”等“时代蕴涵”的基础上, 建构基于城乡空间结构共生的“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制度”协同的乡村振兴集成路径, 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创新理路与范式。
一、问题提出、文献评估及视角引入:从“时代”观照到“空间”建构
随着我国城乡流动性增强以及城镇化、工业化对乡村经济社会结构带来的强烈冲击, 乡村社会呈现出“人口、土地、产业、基建、宅基地、基层组织空心化的农村地域空心化”[1]态势。面对新时代城乡产业结构、人口结构、文化结构、空间结构和生态格局的转换, 超越“只见物、不见人”新农村建设模式, 摆脱工业化城市化偏向思维, 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等问题, 已成为新时代党和国家推动“三农”工作的决策共识。为此, 党的十九大适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决策, 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
国内外乡村振兴研究是伴随工业化、城市化带来“诸如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农业经济地位下降、青壮年人口持续外流、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等共性问题”[2]而兴起。世界各国通过乡村规划激发乡村活力形成了诸如日本“乡村重建计划”、韩国“新村运动”、德国“村庄更新”、法国“农村振兴计划”、中国“新农村建设”等乡村发展之路。国内关于乡村振兴研究聚焦三个方面:一是乡村振兴的背景、定位、内涵及路径。郭晓鸣 (2018) 从要素非农化、劳动力老龄化、农村空心化、环境超载化等深层矛盾揭示了乡村振兴的背景。[3]叶兴庆 (2018) 结合乡村振兴内涵, 认为乡村振兴是未来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战略。[4]党国英 (2018) 提出要从农业技术进步、农地保护、城乡区划、城乡社会治理、土地产权变革着手乡村振兴。[5]二是乡村振兴的认知逻辑和风险防范。蒋伟峰 (2018) 演绎了乡村振兴在理论、系统、价值、方法上的四重逻辑。[6]王春光 (2018) 揭示了乡村振兴的主体性困境。[7]贺雪峰 (2018) 指出乡村振兴要防止线性思维。[8]郭晓鸣 (2018) 认为要防范乡村振兴过度行政化、过度形式化、过度产业化、过度外部化等风险。[3]三是城乡视野下的农民现代性转变和城乡关系重构。石智雷 (2015) 基于“乡-城”空间迁移视角剖析了通过城市化提升农民发展能力来实现农民现代性转变。[10]刘彦随 (2018) 认为乡村振兴重在推进城乡融合系统的优化重构。[11]刘祖云等 (2019) 解释了城乡融合发展中出现的“城归”新现象、新群体和新趋势, 认为“城归”这一“真正的”“乡村主体性”回归带来的乡村人力资本革命是乡村振兴的根本着力点。[12]
显然, 既有成果为乡村振兴研究提供了学理依循, 但也存在两个缺陷:一是在“经过长期努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宏观叙事中未能揭示和观照“三农”发展的微观“时代蕴涵”;二是在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话语下乡村振兴的“空间”建构不充分不具象。不同“三农”发展“时代”呈现出结构和功能各异的“空间”样态, 把脉“三农”发展的“时代”定位是建构乡村振兴“空间”视域的前提。从“三农”发展的“时代”观照到乡村振兴的“空间”建构, 可以成为乡村振兴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创新理路和范式。
二、“三农”发展的“时代之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定位和趋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赋予了“三农”发展新的时代蕴涵。科学揭示“三农”发展内含的目标使命、战略偏向、关系重构、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策略调适等“时代之蕴”, 是精准把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定位和趋向的认识论基础和方法论前提。
(一) 从“三农大国”迈向“三农强国”、以“乡村振兴”支撑“民族复兴”的目标使命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 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和农村改革序幕拉开, 先后于1982年到1986年、2004年到2019年两个时段颁发了二十一个“中央一号文件”, 集中彰显了党和国家发展“三农”的大国雄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仍占很大比重、农村地区发展仍相对滞后、城乡发展仍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 得出了“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 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没有乡村的振兴, 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论断。这一论断将“三农”发展置于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历史进程中, 准确定位了新时代实现“三农”发展“强起来”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系, 科学揭示了新时代乡村振兴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系, 即新时代“三农”发展蕴含着从农业大国、“三农”大国到“三农”强国和从乡村衰败、乡村振兴到民族复兴的双重目标逻辑。“三农”发展的“新时代”既是与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同向同行的新时代, 又是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行并进的新时代, 是以“三农强国”支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乡村振兴”推进“民族复兴”为目标使命的新时代。
(二) 从“工业和城市偏向”向“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战略转向
既要快速工业化又要解决吃饭问题, 是党和国家处理工农关系的两难选择。与西方“外向型”成本转嫁的工业化道路不同,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通过主要农产品的国家统购统销体系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政策, 走出了一条“以农养政、以农补工”的“内向型”工业化道路。据统计, 1978年以前30年间, 国家利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政策, 从农业中获得了高达约6000亿元的资本积累用于城市和工业;从1985年到1994年也有约4000亿元资金从农村抽离进入到城市和工业。农业剩余向工业和城市的过度转移, 不可避免地造成工农、城乡发展失衡。21世纪以来, 尽管党中央作出了“两个趋向”[13]的判断, “三农”发展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阶段, 但“在一些地方工业化、城镇化压倒了农业现代化, 打败了农业现代化”[14], 乡村、农业仍是城市、工业的“提款机”和“抽水泵”。“工业和城市偏向”战略持续强化了城市对乡村、工业对农业的虹吸效应, 导致不同地域空间出现“乡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和“农民弱质化”的乡村社会衰退景象。对此, 党的十九大明确了新时代“三农”发展从“工业和城市偏向”转向“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战略取向, 强化城乡协同发展的同时突出农业农村重点发展。
(三) 从“城乡分离分治”向“城乡融合一体”的关系重构
城乡关系的纠结是国家迈向现代化绕不开的一道门槛。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 我国城乡关系是在传统农业自然经济延续下形成的开放型城乡关系 (1949-1953) 基础上, 通过国家建构过程形成的控制型城乡分离分治格局 (1953-1978) 形成的“总体性控制”下的城乡分离分治。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农村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相继启动, 城乡关系先后经历了乡村自主发展 (1978-1984) 、城乡竞争发展 (1985-2002) 、城乡统筹发展 (2002-2012) 和城乡融合发展 (2012-至今) 过程。我国从“城乡分离分治”向“城乡融合一体”的关系重构, 缘于国家对城市和乡村地位差异性认知和功能互补性判断的演化, 是我国进入到城镇化主导的国家发展阶段必须着力解决资源要素向城镇聚集、城乡失衡和乡村边缘化等问题的策略选择。同时, 我国现代化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 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14], 城乡融合发展既有助于加速现代化进程, 又有利于破解现代化带来的复杂问题。总体上, “三农”发展已进入到城市和乡村两个文明机体对话、现代与传统共融共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时代, 既要把城乡作为命运共同体和文明共生体来对待, 又要尊重城乡差异性, 纠正“城市同化论”“城乡同质论”等错误认知, 避免假借城乡一体化名义出现“撤村并村”“赶农民上楼”“让农民向社区集中”等“以城吞乡”的错误做法。
(四) 从“传统三农分离”向“新型三农协同”的结构优化
伴随我国城乡经济社会体制改革走向深入, 乡村自然经济不仅分化加速, 世代以土地为生的传统农民也顺着改革开放打开的城乡通道, 突破乡土空间局限进入城镇生活和工作。这种“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现象带来的传统农户与农业、农村的分离, 今天又以乡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农民弱质化等“新三农”图景呈现出来。尽管党中央从2004年开始连续制定和实施了十六个“一号文件”, 但“一号文件”多是涉及农业现代化、农民增收、新农村建设、农田水利、农业科技等单项内容, 缺乏从乡村社会整体进行政策规划设计, 从而导致“三农”发展呈现“要素-产业-主体-空间”分离, 难以实现小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物”和“人”的新农村建设协同。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们认识到“农业是本体, 农民是主体, 农村是载体, 没有主体和载体的现代化, 本体农业就不可能现代化, 只有三体共化, 农业现代化这条短腿才能加长”[16]。因此, 实现新时代“三农”发展, 应从“传统三农分离”转向三次产业协同、传统与新型经营主体协同、城乡空间协同的“新型三农”结构优化, 既要重视“农业本体、农民主体、农村载体”的协同性, 又要聚焦乡村振兴在生产、生活、生态、生命方面的整体性。
(五) 从“行政主导”向“总体势能”的动力转换
改革开放以来, 国家从取消市场到重新引入和利用市场, 从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 勾勒出国家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进图谱。国家通过农村土地产权变革, 实现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分置, 农民得以自由支配自身劳动力和自主承包经营土地, 既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也解决了农事活动中的监督激励问题。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对乡村资源要素的抽离,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经验预判和“农业弱质、农民弱势、农村落后”的现实图景, 极大地消解了国家对“三农”发展巨大潜力的评估研判。这不仅影响了党和国家对农民主体的角色定位, 也导致地方政府在开展“三农”工作时充满了“权力幻想”, “三农”成为各级“党政权力”利用其掌握的财力和资源加以改造的对象, 进而呈现出政府与市场功能错位、农民利益空间压缩和农业农村发展潜力压制。新时代乡村的命运取决于国家、市场和基层社会的“总体势能”, 其关键在于能否制定和实施激发乡村各类行为主体动力和资源要素活力的发展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和国家统筹“三农”发展活力、动力和潜力, 以激活“三农”要素活力、培养“三农”内生动力和挖掘“三农”发展潜力为着力点, 推动我国“三农”发展进入到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总体势能”的新时代, 为乡村全面振兴奠定了良好的政治社会基础。
(六) 从“响应宏观需要”向“回应微观需求”的策略调适
“三农”发展的策略调适取决于不同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改革开放新时期, 我国所要解决的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抓住了经济建设这个“牛鼻子”, 书写了人类现代化的“中国奇迹”, 推动了党和国家对社会主义事业从“两个文明”到“五位一体”的拓展, 进而从总体上改变了国家整体面貌, 实现了中华民族“富起来”。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中华民族实现“富起来”并进入到“强起来”的新时代, 这一新的主要矛盾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情怀,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微观需要便成为党和国家整体面貌改变、人民生存需要基本满足之后推动各项工作的首要出发点和落脚点。新时代我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最突出的区域在乡村,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对“三农”发展决策精准发力点影响深远。因此,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既把乡村发展置于国家宏观战略高度进行总体部署, 又从开展“厕所革命”、建设“四好农村路”、精准脱贫等微观领域入手, 把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美好生活作为奋斗目标, “三农”发展策略调适已转向到更加注重“回应微观需要”新时代。
三、“三农”发展新时代乡村振兴的视域转换:从“产业转换”到“空间共生”
基于“时代之蕴”探寻“三农”发展“时代之路”, 需超越“产业结构转换”的单一经济视域, 建构“城-乡”的“空间”政策话语, 以城乡“空间结构共生”整合视域创新乡村全面振兴集成路径。
(一) 超越传统“产业结构转换”经济视域的局限
自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 第一次将农业、农村和农民并列提出以来, “三农”作为“三位一体”整体范畴便受到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但在地方政府推进“三农”工作时, 却存在有意无意强化农业本体、弱化农民主体和农村载体的倾向, 激化了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产业定位, 也助推了仅把农民培育和农村建设作为农业现代化的辅助性支撑的偏见。从世界一般经验来看, 现代化发展的核心, 也主要是以改造传统农业为基础的产业现代化。受此影响, 我们长期将“三农”发展聚焦于农业产业与非农产业的结构转换上。但是, 仅从产业结构转换的经济视域来推动“三农”发展, 有其局限:一是, “产业结构转换”凸显了农业产业的生产功能和经济价值, 忽视了地球生态圈构成的生命系统和社会关系网络构成的生活世界对“三农”发展的生态和社会价值;二是, “产业结构转换”忽视了特定地理空间差异性对三次产业结构转换的自然禀赋性影响;三是, “产业结构转换”弱化了农民主体维度和乡村社会阶层结构变化对农业现代化这一合目的与合规律主体性活动的影响。因而, 解决结构转换中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的矛盾关系, 不能停留在既有资源配置制度和结构转换方式上的修修补补, 必须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的彻底改变。[17]党的十九大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三农”发展总抓手, 便是这种改变的尝试。
(二) 重构城乡地域空间格局的决策共识
“三农”问题的凸显是一个由工业化、城市化引起的乡村社会走向边缘化、空心化、失序化的过程。但随着各类“社会行为不断地经由时空两个维度再生产出来”[18]时, “空间”便以前所未有的流动、变化和融合方式支配着乡村社会日常生活的建构。“三农”不仅体现为由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发展问题”, 而是更深层体现为由工业化、城市化引致的“空间问题”。因此, 从“发展”到“空间”的转向, 也就成为审视新时代城乡工农关系和乡村振兴战略等重大决策不可或缺的新视角。十八大以来, 党和国家把城乡融合发展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预示着新时代超越“传统产业结构转换”的经济视域、以“空间”建构方式重塑城乡工农关系、推进城镇与乡村“空间生产”的整合已达成决策共识。“三农”发展和乡村振兴由此进入到重构城乡地域空间格局新阶段。
(三) 城乡“空间结构共生”整合视域的出场
关于城乡关系, 学术界主要形成了基于城乡二分基础上的城乡对立论和基于城乡互补基础上的城乡结合论。城乡对立论把乡村单纯理解为城市要素供应之地, 城乡对立分割。城乡结合论以承认城市和乡村的价值等值和功能差异为前提, 强调城乡互补。当前, 中国已经从“乡土中国”进入到“城乡中国”阶段, 我们该如何认识城乡关系, 是继续坚持抽象的“城乡结合论”泛泛而谈, 还是基于特定地理空间城乡融合具体实践重构城乡关系模型?对此, 我们从农村一极向城市一极递次扩展的视角来解构城乡关系, 把城市与乡村看作是由多个结构共生空间构成的连续体, 即“从农村这一极向城市这一极是一个连续变化的过程, 各种社区形态都可以被确认为这一轴线上的某个位置”[19]。“这一轴线上的某个位置”具体化为村域、乡镇、城郊结合部、都市化等不同地域, 这些“轴线上的某个位置”通过交通链接形成城乡立体化网络, 构成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空间节点。从乡村空间到城市空间连续延展“轴线上的某个位置”构成的“空间连续体”解构城乡关系, 既可以避免把乡村从城乡地域系统割裂开来而孤立地对待乡村振兴的认知和实践倾向;也有助于再现中国城乡关系的地域层级、市场距离、社会联系等真实图景, 为城乡融合、乡村振兴和“三农”发展设计具体路径提供参考。正是基于城乡、乡村、村镇、村域等多层级地域系统联系日趋紧密的“连续体空间结构共生”逻辑, 构建了乡村振兴双重“空间结构共生”整合模型 (图1) 。
图1 基于“城乡融合体—乡村综合体—村镇有机体—村域协同体”多维地域系统“空间结构共生”整合模型
注:根据翟坤周 (2014) 和刘彦随 (2018) 修改完善。
从城乡融合纵向系统来看, 乡村振兴的“地域空间”是由城乡融合体、乡村综合体、村镇有机体、居业协同体等“具体化”地域构成的“结构共生的连续体空间”。促进乡村振兴应着眼于从城市到乡村由城乡融合体、乡村综合体、村镇有机体、居业协同体所构成的“四体共生”系统和“从中心到边缘由城乡基础网、乡村发展区、村镇空间场、乡村振兴极所构成的‘网-区-场-极’目标体系”[20], 把城乡融合体作为乡村振兴的宏观场域, 把乡村综合体作为乡村振兴的实在基础, 把村镇有机体作为乡村振兴的着力载体, 把居业协同体作为乡村振兴的底层支点。同时, 与城乡融合系统相对的乡村地域系统, 不仅包括城市建成区之外的广大乡土地域, 也包含由城关镇、中心镇、集镇、中心村 (社区) 、行政村及自然村所构成的空间集合, “乡”和“村”构成了从乡村发展区到村镇有机体、乡村振兴极的“地域”空间。
从乡村地域横向空间来看, 乡村振兴的“地域空间”是由乡村地域日渐塑造的生产空间、生态空间、生活空间共同构成的“结构共生的整合型空间”。城乡通道打开带来了城乡流动性增强, 不断赋予了乡村地域空间新的功能、价值和意义;同时, 整个社会开始从物质“挣扎”趋向于美好生活和生命发展, 从人与自然对立转向人与自然对话, 从利己性个人主义转向协调性整体主义, 生产、生活、生态多维空间的整合日渐得到广泛认同。但在“三农”实践中, 却存在因突出乡村地域作为生产空间的功能而造成乡村地域生态圈人与自然的对抗和生态空间的侵蚀、因城镇化主导的现代发展主义对乡村地域社会共同体的瓦解造成乡村生活空间“空心化”加剧等问题。本质上, 这种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对立和割裂, 是由人们长期在“三农”实践中存在生产逻辑、生态逻辑和生活逻辑对立以及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背离造成。因此, 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要把营造乡村地域生产、生态和生活的“空间共同体”作为主线, 实现乡村地域在生产、生态和生活上逻辑一致、价值协同和空间整合。
四、“三农”发展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集成路径:基于“空间共生”的整合视域
新时代乡村振兴具有双重内涵:一是, 乡村振兴的地域边界是城乡“空间结构共生连续体”轴线上的“乡村”地域, 在特定“乡村”地域内部, “乡村”又是融合生产、生活、生态、生命的整体性地域空间;二是, 乡村振兴的实践内核是“乡村”地域空间上的“全面振兴”, 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乡村”地域空间的具体展开, 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的建设等内容。因此,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既要从城乡纵向系统“结构共生的连续体空间”出发, 挖掘城乡融合视域下乡村地域系统的多元价值, 建立城乡人才、土地、资金、产业、信息汇聚的良性循环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又要从乡村地域横向系统“结构共生的整合型空间”出发, 在坚持党管农村工作、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农民主体地位、乡村全面振兴、城乡融合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因地制宜与循序渐进等原则基础上, 重新认识农业本体、农民主体、农村载体在乡村振兴中的定位, 构建基于城乡双重“空间结构共生”整合视域的“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制度”协同的乡村振兴集成路径框架 (图2) 。
(一) 促进乡村产业振兴, 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经营体系和服务体系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第一要义。一是, 加强城乡交通和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 畅通城乡轴线, 瞄准城乡市场新需求, 拓展农业多元价值, 培育乡村农业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是, 通过股份合作、保底分红、利润返还等形式开拓农民耕作土地、非农就业之外的“第三空间”, 促进三次产业融合, 培育乡村旅游、养老养生、教育体验、电商网购、共享农庄等“农业+”、“乡村+”、“互联网+”新兴业态, 让农民分享产业增值收益。三是, 加强对小农户自身劳动力、土地、资金、产品、技术服务等要素的整合引导, 推动劳动力合作、土地合作、信用合作、产品销售合作、社会化服务合作, 发挥各种要素在整合与合作基础上形成“规模经济”效应。四是,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从增产导向、要素投入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创新驱动导向, 调整农业产业粮经饲种植结构、农业产业空间布局结构和农产品市场供给结构, 提高农业供给质量。五是, 针对农村集体“实分虚统”现实以及新型生产性主体发展趋势, 构建城乡联动的产业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 培育各类市场化或公益性农业服务主体, 提升其对接农业生产主体服务能力。
图2 基于城乡空间结构共生整合的“产业—主体—文化—生态—组织—制度”乡村振兴集成路径
注:根据翟坤周 (2014) 修改完善。
(二) 促进乡村人才振兴,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加强“三农”工作队伍建设
人才资源是乡村振兴的第一资源。乡村人才振兴应突出“两类人才”的培养。一是, 加强对传统小农的现代化改造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振兴农业生产经营人才, 归根结底是回答“城乡中国”时代谁来种地、谁愿意种地、谁会种地的问题。一方面加强传统小农户职业技能培训, 另一方面坚持股份合作、专业合作、企业经营等现代农业发展方向, 培育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实现传统小农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二是, 打造一支有情怀高素质的“三农”工作队伍。改善轻视“三农”工作人员、贬低“三农”工作价值的总体风气;加强农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建立县域“三农”人才库, 培养一批农业职业经理人、经纪人、乡村工匠、文化能人、非遗传承人等;发挥科技人才作用, 建立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到乡村挂职、兼职和创业衔接机制;创新乡村人才引、育、用机制, 鼓励和支持企业家、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 通过学历教育、技能培训、实践锻炼等方式为“三农”发展培养行家里手。
(三) 促进乡村文化振兴, 全面提升乡村社会文明程度
乡村文化是乡村振兴的根和魂。在原有乡土社会解体和新的“利益共同体”产生基础上, 以乡土文化为纽带培育“情感共同体”。一是,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面向乡村讲好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 明确乡村社会在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上的价值要求, 培育乡村居民的公共精神和共同体意识。二是, 挖掘、传承和利用乡土文化资源, 既要做好乡村文物古迹、传统村落、民族村寨、农业遗迹、灌溉工程的保护和农耕文化、民风民俗、民族文化等文化遗产的传承;又要立足乡土文化资源, 培育乡土文化人才, 赋予传统文化资源时代新内涵、新形式和新表达, 丰富乡土文化业态, 发挥其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的功能。三是, 按照基本性、公益性、均等性、便利性要求, 加强“城乡连续体”空间节点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 让亿万农民群众广泛享有免费或可及的文化需求。四是, 开展文明村镇、文明家庭等群众性文明创建活动和移风易俗行动, 重塑传统乡土文化价值观, 遏制乡村社会人情攀比、迷信盛行等陈规陋习, 促进乡村社会形成崇尚精神文明的良好风尚。
(四) 促进乡村生态振兴, 以生态文明引领美丽乡村建设
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的自然底色。一是, 依据《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纲要 (2014-2020年)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年) 》, 坚持价值目标和技术路径相统一, 制定乡村生态振兴规划与技术导则。二是, 以《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 (试行) 》为依据, 引导地方党政、村两委干部、农业经营主体主动学习环境科学和风险防控知识, 全面提升各类主体生态文明素养, 自觉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倡导者、参与者和示范者。三是, 促进乡村产业绿色转型, 利用乡村良好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打造乡村生态产业链, 发展包括观光农业、民宿、健康养生、生态教育等新兴业态, 构建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方向的生态经济体系。四是, 以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的乡村空间格局为目标, 统筹乡村整体生态系统, 加强对乡村地域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微整合, 打造一批兼具乡野韵味、人文底蕴、风光特色的农业主题公园和田园综合体, 实现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系统的循环链接。五是, 以县域为单元, 制定党政干部、企事业单位、社会公众、社会组织、农业经营主体等改善乡村人居环境的责任清单和激励约束政策;建立健全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风险防控为重点的乡村生态安全体系, 加强对乡村振兴不同阶段各类行为活动的环境评估和生态调控。
(五) 促进乡村组织振兴, 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村民自治”带来的乡村去行政化倾向, 形成了乡村社会普遍的富人、能人、精英治村状态, 造成了对普通公众政治参与的排斥, 村级民主化治理难以真正实现。随着乡村农业经营“主体”从个体化到组织化、农民居住“空间”从庭院式到社区化的趋向, 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和创新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机制, 成为必然选择。一是, “乡村振兴, 关键在党”, 按照党管农村工作要求, 把基层党建与乡村振兴紧密结合, 让基层党建“言之有物”, 才能发挥党对乡村振兴全面领导的政治优势。二是, 突破传统城乡基层社会分治体制, 将乡村社会治理置于城乡融合的战略高度, 构建主体参与、智慧治理与场景治理相结合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 实现基层治理从行政主导的管控治理向数据驱动的智慧治理转变、从科层化属地治理转向“属地治理+平台治理+行为事件场景治理”。三是, 构建“四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完善乡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建设, 规范村民议事会、监事会责权范围;完善村规民约, 强化道德教化, 提升乡村德治水平;强化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提升乡村治理法治化能力;实施数字乡村振兴战略, 以技术治理推进乡村治理的智慧化、信息化和精细化。
(六) 促进乡村制度振兴, 为乡村振兴提供有效制度供给
乡村振兴制度和政策创新以“解制、赋能、放活、有效”为内核, 坚持激励与约束并重, 坚持还权、赋能和受益结合。一是, 明确乡村振兴制度供给目标, 加快对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以及宅基地使用权、林业经营权等“多权同确”, 通过“调、减、投、补、改、转”等政策设计解除农业农村发展体制机制约束, 最大限度激活乡村资源要素。二是, 统筹乡村振兴制度设计层次, 宏观层加强顶层规划, 注重城乡融合时代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财政、税收、保险和金融政策设计;中观层合理配置各级地方推进乡村振兴的财权事权, 强化政府责任和市场激励的协同功能;微观层突出亿万农民美好生活愿景, 建立健全农民多渠道就业和增收政策体系。三是, 优化乡村振兴制度绩效评价内容, 围绕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制度等内容, 以县 (区) 域为单位, 建立健全各级党政主要责任人乡村振兴考核机制, 加大乡村振兴制度绩效过程评估, 并将其作为党政干部任用晋升的重要依据。四是, 调整乡村振兴制度根本着力点, 围绕“三农”发展定位和趋向, 聚焦人的乡村振兴, 把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作为乡村振兴制度和政策创新的核心线索。
五、结论与展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从“新农村建设”到“乡村振兴”、从“城乡统筹”到“城乡融合”, “乡村”政策话语的再现超越了“农村”政策话语的认识边界, 形成了城市与乡村价值等值和功能互补的全新关系定位。新时代“三农”发展的“城-乡”“空间”建构, 超越了从产业结构转换的经济视域推动传统农业部门现代性改造的局限, 冲破了我们长期对“城市”与“乡村”抽象二分或冲突对立的迷茫。从城市到乡村纵向延展的城乡“连续体空间”和乡村地域内部横向多维结构共生的“整合型空间”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具有重大意义。面向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使命, 乡村振兴研究要有前瞻的学术自觉。一是, 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学”。乡村振兴是面向2020年、2035年和2050年的重大战略, 对乡村振兴加以系统性、原创性、专业性、前瞻性研究具有广阔空间, 既要超越以乡土为视角而落脚于现代化、以乡村为单位着眼于改造农民建设乡村的传统研究范式, 又要跳出以城市化和工业化改造传统农业、引致农民终结的西式线性思维桎梏, 探索中国特色乡村振兴的理论框架、目标模式、空间格局、政策体系、实践路径及社会基础, 形成中国特色乡村振兴学派。二是, 实现“三农”研究从“问题域”向“发展论”转变。我们长期认为中国出现“城进村衰”问题的总根源, 在于城乡二元体制下城市偏向发展战略、市民偏向分配制度、重工业偏向产业结构加深了城乡分割、土地分治、人地分离的“三分”矛盾。这种“问题域”思维极大地消解了“三农”具有的“发展性”意义。因而,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我们应以积极乐观的态度, 把满足亿万农民美好生活期待作为“三农”发展使命, 揭示乡村社会蕴含的生产、生态、生活和生命逻辑, 挖掘乡村蕴含的“经济-社会-生态”综合价值。三是, 加强精准脱贫和乡村振兴的衔接研究。精准脱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战役, 面向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乡村振兴是新时代推动“三农”工作的顶层战略, 对标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使命。以2020年为时间节点,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 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通过乡村振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接续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 将是新时代“三农”发展研究的重大课题。
作者简介： 翟坤周, 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和绿色治理研究。;
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三农’协同发展研究” (15BKS038)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绿色治理的机制、路径与政策研究” (16CKS015); 西南科技大学“龙山人才科研支持计划” (18LSX604);
来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