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的历史，想一想都令人神往。”
听到在北京大学读一年级的儿子说起他未曾真正涉足的河西茫茫大地，他满脑子是多媒体上的雄浑壮美的风景，开口闭口都是书本上走下来的诡异浪漫的故事。我叹息说，现在的年轻人，刚刚离开父亲的臂膀，想问题兴之所至，凡事都说得轻巧，正应了中国宋朝那位书剑英雄辛弃疾《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的前半阕“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我常常以“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过来人”的口吻，告诉他奇幻、凶险、无常的西部自然条件和环境，以及在河西道上闪耀过的风云际会、跌宕起伏、深不可测的人物命运。盘桓在祁连山的烟云匆匆一瞥，转瞬陨落在星罗棋布的沟壑峡谷。诚然，“学则老不如少，思则少不如老”。于是，我开启了一次和儿子的西部之旅。
这天晚上，我们从重庆九龙坡出发，目标锁定在甘肃敦煌莫高窟。到了金城兰州已经是次日的午后。汉唐时期遗留下的三条古时称为丝绸之路的道路摆在面前。我选择了祁连山北麓的唐玄奘法师曾经走过的“甘肃走廊”。
从乌鞘岭到玉门关，即谓“甘肃走廊”。在这个已经没有旧日商贾的驼铃、将军的马队、百姓的驴车、游僧的深深履印的新丝绸之路上，祁连山南北两麓被两条高铁裹挟，被G30和217国道缠绕，千余公里的路途，就是吃两顿饭的时间。
在华藏寺歇脚时候，突遇一场鹅毛大雪。雪片酣畅淋漓地、不由自主地、毫无目的地被抛落到任何地方，不停地飘洒在我的头顶和脸上。下了华藏寺高速入口，赶紧找了一家沿街饭馆坐下。店家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面，飘着红油花和绿蒜苗，配一小盘酥烂的牦牛肉。在陌生的天祝县城山窝窝里，好客的藏族店家像亲戚一样对待我，并给我介绍甘肃走廊西去的路。
他深陷的黑黑的眸子里，透漏出对我的好奇。说“我看你像个干部，不像是什么‘驴友团的？’”是啊，我的衣服穿着好古怪，在大夏天是白色短袖、深色裤子，黑色皮鞋，毛寸头发，胡茬干净，无色树脂近视镜，手腕戴一块普通的、走时准确的手表，怪不得店家误认为我是“干部”。我纵观自己四十年生涯，总觉自己“师出无门”。没有“师傅”，我人生就好似孙行者未遇大唐三藏法师前的状态，没有“皈依”感，思想便天马行空自由自在。正是这样“师出无门”，注定了我必须像孤雁一样自辨方向、奋力飞行。
这些年，我内心如焚，感觉岁月一株干燥的熏香，燃烧很快。于是迫不及待地大量阅读“老书”。所谓“老书”就是历史和文学书籍，把速读和精读结合起来，用毛笔做一些笔记。经常熬夜，对身体不好，情况越来越糟糕，各种本该是老年才得的慢性病提前来了。我无法阻止疾病的折磨和侵蚀，忽略自己身体的不适，只要有一点客观条件，就去周游世界。我去过非洲埃及、刚果金，也去过加拿大和智利，熙熙攘攘的欧洲逗留时间最长。
人类共同居住的星球，因为交通、信息等科技的发达，成为一个自由来去的村落。博览群书和周游世界，就可以证明自己不是虚度一生了吗？我且行且思。我在追寻谁的脚步？我的“师傅”到底是谁？他从哪里来的？他去了哪里？这样的追寻显然是“苦的”。
店家对我的“怀疑”，给一路疾驶的我们带来了一个个疑问：“我是谁？”“从哪里来？”“到何处去？”
在欧洲羁旅的半年，我虽然很悠闲地游山玩水，大部分时间都找一些相对偏僻的地方，读书喝茶，颐养身体，但脑海里一直在思考千年以前来过中国河西走廊的国外历史人物，最终我对斯坦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读了外文版的《西域考古记》，从书的第一章《亚洲腹地的鸟瞰》粗略地翻阅，后来在房东安东尼奥先生的帮助下，我很细致地阅读了此书。
阅读此书后，我决心从斯坦因、向觉明、王元箓三人不同的出发方向出发，跋山涉水丈量那三个故人的内心世界。上个世纪一九〇〇年代至二〇〇〇年，一百年间，围绕敦煌这个中国文化历史标签和地理坐标，一些故去的人慢慢从历史尘埃中透气，或隐或显的历史真相被越来越多的人重新发掘、肯定。
吃饱了，雪也停了，感觉浑身有了力气。远处的马牙雪山雾气空濛。偶尔从山那边传来闷闷的雷声。西去的路尽管漫长，车内交广互动信息明示，G30高速华藏寺到凉州城半幅通行。穿过乌鞘岭隧道群，沿古浪峡鱼贯而下。饱暖思瞌睡，我这个人属猪，生活习性一副“懒猪样”，不知不觉睡意袭来，懵懵懂懂进入梦乡。
一
过去的历史，是黑白的。其实只是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没有留下彩色照片和视频画面而已。这个错觉，误导我好多年，华夏文明史是彩色的，是五光十色、博大精深的，哪里只是非黑即白呢？
但我“见到”的王元箓就是黑白的。他傻呵呵地，表情十分愁苦，却要调动五官七窍的肌肉和血脉，硬挤出笑来，在旧日的莫高窟门前，“被”斯坦因照了一张黑白相片。这之后他的魂魄，真的就被卷入了斯坦因的照相机，被带到了大不列颠博物馆。
正是这张傻得诡异的照片，我窥视到了一百多年前一位草民的窘迫。他成为了继莫高窟石窟中所有镜像中的最后一个传奇和证据。王元箓在人世间艰难地存活的八十二年间，遭受了风吹日晒、胁迫欺凌。在他死后的一百年间，人们围绕他那张黑白照片指指点点、咒骂侮辱。这是一个草民的悲剧还是荣耀？
公元一八四九年，风景秀丽的湖北麻城一个村庄，王元箓出生在一户穷得揭不开锅的人家。这一年，清王朝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当然王元箓出生在麻城也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大事。麻城属于秦置三十六郡的南郡辖地，在今鄂豫皖三省交接处。那个年代，穷人在彩色的世界里过着黑色的日子。
十八岁的王元箓为了填饱肚子，随着湘军千里迢迢到甘肃肃州（今酒泉市政府所在区）巡防营当了兵勇。身体孱弱、五短身材的王元箓在部队显然不能建功立业、出人头地。他逃离兵营回到麻城。没料到家里已经没有亲人了，穷山恶水，民生凋敝，生活依然没有着落。
一年后，王元箓一路逃荒到了肃州，受戒为道士，法号法真。那个年代，没有民航、高铁，没有火车、汽车，甚至没有一条柏油路。从麻城县到华藏寺已经算是千难万险了，进入风沙漫漫、人迹罕至的甘肃走廊，闯入寸草不生、盗匪出没的大漠瀚海，能够活下来已属不易。王元箓凭借几双草鞋，居然在人迹罕至、飞沙走石、虎狼出没的甘肃走廊来去自由，轻松穿行了三次。他一口气穿越无人区，远游了新疆，返身回到敦煌沙洲安顿了下来。
公元一八九七年，四十八岁的王元箓，在敦煌莫高窟第十六窟东侧建造了太清宫道观。他雇佣敦煌穷秀才杨果抄写道经，发售给敦煌黎民换得微薄生计费。飞沙走石的春季一过，短暂的春秋两季，沙洲的油糕香梨在相隔遥远的村舍间飘香。从瓜州和沙洲十里八乡的善男信女来到三危山，在莫高窟十六窟甬道内进香祈福。王元箓是个会过日子的人，大户人家捐供的香火钱，经过抄经人杨果详细的登记入账，分分厘厘进了太清宫道馆的“公共账户”，他依然吃的青菜萝卜面疙瘩，粗布道袍补丁摞补丁。
公元一九〇〇年的初夏，在破败的太清宫道观前，道士王元箓穿着肩头暴露出黑黝黝棉花的大棉袍子走来走去。杨果坐在甬道登记香火入项。他悠然在洞窟甬道磕去鹰骨头烟锅里的灰，烟熏火燎的墙壁一侧竟然穿来回声。“道爷，这里有密室吧？”
王元箓警觉地堵住了杨果的嘴。阴历五月二十五日，王元箓深更半夜带上铁锨，潜入到甬道，在油灯微弱的火光下，他刨开了坚硬的沙石内墙。一座“东方艺术宝库”惊现在王元箓面前。藏经洞里的写卷、印本、画幡、铜像、遗书不计其数，望着这些眼花缭乱的宝贝，他惊慌失措地封堵了洞口。
就在这年夏天，大洋彼岸的一位三十八岁的中年人在中国新疆探险，他似乎嗅到藏经洞的味道。
“这是老祖宗的东西，必须交给官府保管！”王元箓以一位道士的思维方式做出了一个直率的决定。他带上一些写卷和画本，骑上瘦驴，五天五夜，跑到三百多公里，到了肃州兵备廷栋府衙。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他希望这些宝贝能够“雅贿”科举出身的地方官，由朝廷出面保护这些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