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富是什麼？對於馬賽族人來說，財富是以牛的數量來衡量的。對於我們讀者而言，則以人民幣、美元、英鎊、歐元、日元或其他貨幣作為衡量標準。200多年前，偉大的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指出，在整個歷史進程中，人們用以衡量財富的標準是多種多樣的：「在早期社會，牲口被當作商業上的通用媒介；在印度的某些沿海地區，人們使用的通用媒介是某種貝殼；紐芬蘭是干制鱈魚；維吉尼亞是煙草；美國的部分西印度殖民地是糖……」
正如亞當·斯密在其著作《國富論》中所述，財富並不是一個確定不變的概念，事物的價值取決於某個特定時間點上他人的支付意願。對於用貨幣衡量財富的人而言，財富更是一個瞬息的概念。已開發國家的大多數民眾從未見過或觸摸過他們的大部分財富，他們辛辛苦苦存下來的錢只存在於銀行電腦的電子信號里。然而，這些幽靈般的信號可以通過刷信用卡或點擊滑鼠的動作，轉換成可以觸摸的物品，比如牛、鱈魚、釘子或任何他們希望得到或者有能力購買的物品。
財富最初的起源在何處？人們流下的汗水和腦袋裡的知識是如何創造出財富的？為何隨著時間的流逝，世界變得越來越富裕？人們是如何從以牛交易轉變成以微晶片交易的？這一系列問題最終將把我們導向一個關於財富的最重要的未解之謎：人們如何才能創造出更多財富？
我們可以基於狹隘的自身利益提出這個問題，但也可以提出一個更宏大的問題，即如何才能增加社會財富？管理者應該如何發展企業，才能夠為人們提供更多的工作崗位和機會？政府應該如何發展經濟，以解決貧困和不平等問題？
我最近讀的牛津大學新經濟思想研究所掌門人埃里克·拜因霍克的《財富的起源》，就探討了：財富是什麼？財富是怎樣產生的？如何為個人、企業和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
這些問題都是經濟學領域最重要，也最古老的問題。綜觀歷史，經濟學似乎很難回答這些問題。埃里克·拜因霍克的《財富的起源》提供了一些新答案，這些新答案不僅源自經濟學家的工作，同樣還源於生物學家、物理學家、進化論理論家、計算機科學家、人類學家、心理學家和認知科學家的工作。現代科學，尤其是進化理論和複雜適應系統的理論，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視角，來看待這些存在已久的經濟問題。
經濟是人類進化成功的體現
拜因霍克在《財富的起源》主張，在解釋財富時用複雜理論的經濟進化論來取代傳統經濟學理論。他指出，進化和經濟之間不僅僅只是類比的關係，它們實際上是一種更宏大的現象——複雜適應系統的兩種形式，該系統中的獨立元素和部分互相作用，然後進行信息處理以使它們的行為適應變化的條件。免疫系統，生態系統，語言，經濟，法律和網際網路都是複雜性系統應用的例子。
經濟進化和生物學上的進化有所不同：人類的計劃和適應能力，使得經濟進化比生物學進化更迅速、更有目的性。但它仍是一種進化。
我現在在做的創新研究，主要是對經濟增長和財富增長的研究，其實也是一種對進化的研究。我們早期的創新研究首先是對經濟發展規律作出研究，近年來創新的管理學相對成熟，創新的經濟學進展不是很大。我也希望青年經濟學者更多地參與創新的經濟學研究，如何從經濟學角度考慮創新的要素，提出中國經濟發展的新理論，這個是很有前景和空間的。
今天的經濟和財富是如何增長的？
經濟是複雜事物中的奇蹟，然而，既沒有人設計它，也沒有人管理它。那這樣一個系統怎麼就能創建起來？為什麼複雜性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增加？拜因霍克認為，這些問題的答案是可以找到的，經濟是「一個有適應能力的複雜系統」，其運作方式遵循著與生物進化相同的邏輯——動態、主體、互動、湧現、進化。
市場是一種非常強大的進化機制，它是創新機器。技術創新，包括商業設計、物理技術、社會技術在內的3大力量是促進社會財富增長的絕對力量。
一、商業設計
首先是商業設計的力量。市場是一個不斷演化並進行適應性調整的動態體系，正如達爾文進化論所說，適者生存，面對經濟複雜性的指數級增長——物聯網、數字經濟、信息社會和智能未來，不論是國家，還是企業，要想在殘酷的商業競爭中獲取成功，首先就需要形成不斷進化的商業設計。
傳統的經濟學是靜態的，但實際上現在經濟發展和企業發展並不是被動消極的，而是一個積極的、可設計的、開放的過程。我們可以主動建構國家機構和企業商業體系、商業合作行為，就像再造基因一樣，再設計後的機制會更完善、動力也就更充足。
同時，現代經濟體的一個標誌性特徵就是其高度的複雜性，所以還可以增加商業設計的複雜性實現財富的增長。我們知道，即便是像襯衫這樣較為低端的產品，也可能綜合了西非的棉花、印度尼西亞的石油，以及某個義大利人使用美國電腦軟體繪製而成的設計圖。此外，現代經濟體的產品數量也多得驚人：埃里克·拜因霍克就估計，在倫敦、東京及紐約等現代經濟環境中，可能存在100億種不同的產品和服務。商業設計越多元，在財富增長和技術創新上的機會就越大。
二、物理技術
物理技術，指的是硬技術創新，對財富增加有最明顯對推動作用。
「硬」是指有技術含量，有關鍵技術的突破，比如說在傳統晶片設計以及醫藥研發、材料研究和化學工藝等關鍵技術的研發突破，具體就是三「硬」——新材料、新產品和新工藝，這三者也是熊彼特關於創新的主要內容。
彼得·戴曼迪斯曾在《富足》里闡述了人工智慧、無限計算能力、數字製造、納米材料、合成生物等指數型增長的創新型技術，指出這些物理技術將使人類在未來20年內獲得巨大的成就，這些成就將要遠遠大於以往200年所取得的。不久之後，我們就能夠滿足地球上所有人的基本需求了，而且很快就能更進一步。富足時代已經觸手可及了。
但只有物理技術還遠遠不夠，還需要社會技術的協同創新。所以，我一直強調我們不能只關心信息物理學，還要關心社會物理學。
三、社會技術
最後是社會技術，即社會網絡、合作溝通的技術。比如法治體系、銀行系統、經濟透明度、清廉程度等等。
很多人覺得，國家財富的主要決定因素是自然資源、政府政策以及國家物理技術的發展程度，其實研究表明不是這樣的，一個國家等社會技術狀況比國家的物理技術發展程度重要得多，即使是資源很少、政府能力較弱的國家，如果擁有強大的發達的社會技術，也能取得相當好的成績。因為社會技術的進化意味著和平、愛和理解，意味著更加順暢和諧的合作。
每個領域的發現都能為其他領域提供可能性，所以社會技術空間其實是和物理技術空間一同進化的。
埃里克·拜因霍克說：「社會技術是我們用以獲取合作益處的組織方式。物理技術會和社會技術一起進化，而且物理技術的創新，將會使新的社會技術得以誕生，就像化石燃料技術使量產模式得以問世，或者智慧型手機使共享經濟模式得以建立。反之亦然，社會技術也將使新的物理技術得以誕生，例如，如果沒有全球供應鏈，喬布斯也沒辦法打造出智慧型手機。」
中國的創新怎麼做？
我曾經提出了整合式創新的框架，和這3大技術力量是不謀而合的。商業體系是經濟進化的支柱，物理技術和社會技術是兩個支撐結構，進而形成一個非常完整的動態的閉環。此外，我們還需要從經濟短期的上漲下降的搖擺曲線中跳脫出來，將創新作為一個整體、一個系統來思考。
雖然創新的本質是共通的，但在具體的創新模式方面，中西方則大為不同。西方式創新主要採用的是熊彼特主義範式，提倡技術創新至上，創新的主體是企業家。
中國式創新則不僅突破了熊彼特範式，也超越了單純強調學習模仿的東亞創新模式，以及注重發自草根的南亞樸素式創新模式。中國的創新其實很重要的是走群眾路線，每個人都可以自主創新，這樣一種群眾路線利用大眾市場創新，不知不覺把中國的創新做得非常好，尤其是以網際網路為主的服務創新。
按照麥可·波特的分段，一個國家的發展分為四個階段，要素推動、資源驅動、創新驅動和財富驅動。中國現在正從要素驅動、資源驅動走向創新驅動，我認為，這本書為中國走向財富驅動提前準備好了思想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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