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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青年》：各自為戰，三頭馬車
電視劇《覺醒年代》中《新青年》的編輯群雖然戰勝了林紓與保守派，他們自己的陣營卻因為主張不一，而無法鞏固並拓展其文化霸權。胡適夢想中的雜誌，是一個有一致主張、有統一戰線的雜誌。然而，這也是他一生中從未實現過的夢想。
《新青年》由陳獨秀在1915年9月15日創刊，1918年1月第4卷以後改為同人雜誌，由陳獨秀、錢玄同、高一涵、胡適、李大釗、沈尹默六人輪流編輯。這種輪流編輯的制度，跟胡適所心儀的《新共和國》編輯部「每日相見，每周會議」的做法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胡適希望《新青年》雜誌能有統一的戰線，不要各自為戰。然而，他的理念並不是《新青年》的同人所共有的。比如，錢玄同就說：「同人做《新青年》的文章，不過是各本其良心見解，說幾句革新鏟舊的話；但是各人的大目的雖然相同，而各人所想的手段方法當然不能一致，所以彼此議論，時有異同，絕不足奇。」
1、世界語的論戰引發的分裂
為了爭奪並奠定文化霸權，胡適不希望《新青年》同人作無謂的爭論。他說：「有幾種主張是內部先就不能一致的。」其中之一就是世界語（Esperanto）。
世界語是柴門霍夫（L.L.Zamenhof）在1887年創製的。他是猶太人，生活在俄國沙皇統治下的比亞韋斯托克（Bialystok)，今屬波蘭。世界語當時在中國頗受歡迎。北京大學就設有世界語班。根據1917年11月30日《北京大學日刊》的報道，北大世界語班有三百名學生。
《北京大學日刊》除了常有世界語的介紹與報道以外，從1918年2月18日到1918年6月29日，該日刊用世界語作為其外文的刊頭。比如，1918年2月19日星期二的《北京大學日刊》第二張的刊頭，就用世界語印為：「Pekin-Universitato Chiutaga Gazeto,Mardo19,Februaro,1918」。「報資」，用世界語印為「Prezo」。
每份銅元兩枚，用世界語印為：「1numere:2g」；每月本京三角外省四角五分，用世界語印為：「1monate:loke:30g；aliloke:45g」。從1918年7月開始，《北京大學日刊》剔除了世界語的刊頭。1920年7月1日恢復外文刊頭以後，英文成為正宗，名為The University Daily，亦即《大學日刊》，擺出的姿態就是天字第一號大學的意思。北大的世界語時代於焉告終。
在《新青年》的編輯群里，陳獨秀和錢玄同是世界語的支持者。胡適是反對者，但他始終不願表明態度。明明在日記里說他不贊成世界語。甚至在逼得必須表態的時候，他還是自稱採取「中立」的態度。他對世界語如此，對其他問題也常是如此，比如中文橫排的問題。我們可以說這是胡適矯情的地方，但也可以用他自己的話來辯解，說他是希望到最後的關頭為止，都能擺出「一致的團體主張」。
《新青年》從1917到1919年熱烈地討論了世界語的問題。持反對立場的多半是從西洋留學回來的，如陶孟和、胡適、朱我農。陶孟和的意見具有代表性，他說：「夫一種之言語，乃一種民族所藉以發表心理、傳達心理之具也。故一民族有一民族之言語。」他認為世界大同與世界語是截然不同的問題。「國民性不可剪除，國語不能廢棄。所謂大同者，『利益相同』（identity of interests)而已。」他說：「世界之前途，乃『不同之統一』（unity in diversity)，而非『一致之統一』(unityin uniformity)也。」從中國人的角度來看，他認為中文在世界語中沒有任何地位。
所謂「世界語」者，並不是「世界」：
「世界語所採用之單語，以英、法、德、意之語為多。若瑞典、挪威半島之單語，採用極稀。若夫東洋之文字，更全不在世界語之內。吾族民數之巨，吾國文學之豐富，奈何於所謂世界語，反無絲毫之位置耶?」
《新青年》5卷2號的編輯是錢玄同。這一期的《通信》欄，是世界語正反兩方鏖戰的一回。《新青年》編輯群里贊成世界語的錢玄同、陳獨秀和反對的陶孟和都發表了意見。陶孟和的話，刺傷了錢玄同的心。
他說：
「玄同對於這句話，慚愧得很。玄同於外國文，只略略認得幾個日本假名，至於用A，B，C，D組合的文字，簡直沒有學過，哪裡配懂得外國語中之新天地呢？除了自愧不學，臉紅一陣子，是別無他法的。」
陶孟和也許體認到他說世界語是「垂死之假言語」有點過當，於是用白話文與文言文來作比方。其結果是越描越黑：
「白話文字為吾人日常通用之語。其發表思想，形容事物，自勝於陳死古人所用之文字。其中之天地，視諸先賢所用之文字，境遇自廣。故白話文字猶今之活言語，而世界語始有若錢玄同先生所稱之『謬種』之文字也。」
事實上，錢玄同譏詆的「桐城謬種」、「選學妖孽」就是「垂死之言語」。把世界語比擬成「謬種」，等於是用錢玄同批評古文的話，來批評他所提倡的世界語。陶孟和知道再辯下去只是意氣之爭，誰也說服不了誰。於是他聲明：「敢請以此文為最末次之答辯。」
眼看《新青年》的編輯群為世界語問題的辯論而冒出了火藥味，胡適趕緊提出停戰的宣告：我對於「世界語」和Esperanto兩個問題，始終守中立的態度。但是現在孟和先生已說是「最末次之答辨」，孫（國璋）先生也說是「最後之答言」了。
我這個中立國可以出來說一句中立話：我勸還有那幾位交戰團體中的人，也可以宣告這兩個問題的「討論終止」了。胡適當然不是「中立國」，他要的是兩面討好。可是，一直不願意表態的胡適，終於還是被拖下了水。這是因為《新青年》在1918年10月15日的5卷4號上發表了朱我農給胡適的信。這封長函，編輯以《反對Esperanto》為標題刊出。
胡適回朱我農的信說：
我對於世界語和Esperanto兩個問題，雖然不曾加入《新青年》里的討論，但我心裡是很贊成陶孟和先生的議論的。此次讀了老兄的長函，我覺得增長了許多見識，沒有什麼附加的意見，也沒有什麼可以駁回的說話。我且把這信中最精彩的幾條議論摘出來，或者可以使讀者格外注意……以上五條，我非常贊成。老兄討論這個問題的根本論點只是一個歷史進化觀念。語言文字的問題是不能脫離歷史進化的觀念可以討論的。我覺得老兄這幾段議論Esperanto不單是討論，竟可以推行到一切語言文字的問題，故特別把他們提出來，請大家特別注意。
胡適何止「心裡」贊成陶孟和的議論而已，錢玄同乾脆在通信欄里把胡適的立場給抖了出來：
「適之先生對於Esperanto也是不甚贊成的（此非仡必之言，適之先生自己曾經向我說過），所以不願大家爭辯此事……但玄同還有一句話，幾個人在《新青年》上爭辯，固可不必；而對於『世界語』及Esperanto為學理上之討論，仍當進行，不必諱言此問題也。」
儘管胡適提出了停戰宣言，但他無法控制其他編輯。就在胡適提出停戰宣言的同一期里，錢玄同就聲明：「同人做《新青年》的文章，不過是各本其良心見解。」世界語的討論不但延續到1919年春天，而且用的完全是論戰的語言。錢玄同即使原諒了陶孟和，他也沒辦法原諒陶孟和所代表的英語崇拜者，特別是像陶孟和譏笑世界語是「垂死之假言語」，又說：未曾學過外語的人，不可與言外語世界中的新天地。這樣刺傷人心的話不可能不留下傷痕。
錢玄同在5卷6號的通信欄里就公然反對陶孟和——包括胡適在內，因為胡適「心裡是很贊成陶孟和先生的議論的」——等英美派的看法：「我決不像現在讀了幾句英文的人，便竭力罵Esperanto為『私造的文字』……以為語言文字必須是習慣的，必不許人造的，這話我是不敢苟且贊同。」不過，錢玄同也體會到世界語要成功必須靠研究與推廣，口舌上的爭辯不過是徒然的。只是，對英美派那咄咄逼人的口吻，他仍然不能釋懷。
值得回味的是，宣布停戰的胡適卻又在《新青年》討論世界語的最後一期（6卷3號），刊載了張耘一篇文章，更足以刺傷不懂西洋文字的人。不但如此，他還加了一句看似輕打卻可以被解釋為嘉勉的按語。張耘說：
美國大學得學士學位者至少須通德法二文之一，得博士學位須兼通德法二文，而於彼等所崇拜之世界語則置之不理。舍一取二，避易就難，豈非大背經濟學原理嗎?我以為今人凡輕視英法德文而極力提倡世界語者，其病因有三：曰愚、懶、妄。惟愚乃信英法德文中好書籍，世界語均有譯本；惟懶乃甘取此不通捷徑，無所得而不辭；惟妄乃堅信世界不久必大同，大同後必有大同語，而此大同語又必為今日之所謂世界語。三問題混合為一，頗足形容今日中國人思想紊亂情形。主張踏實地做建設工夫者，對於此種愚懶妄傳染病，須極力撲滅之乃可。
胡適的按語就一句話：「張君這封信有許多話未免太過。但他所說的大旨，都很有討論價值。故登在此處，供大家討論。」
《新青年》的編輯群在世界語問題上沒有「一致的團體主張」，在中文究竟應該廢除還是拉丁化這個問題上亦復如是。錢玄同主張廢除中文，陳獨秀主張在人類社會進化到完全沒有國界以前，過渡的做法應該是廢漢文、存漢語，而把漢語拉丁化，胡適則只願意談中文拼音化，而不及於其他。
2、橫排與直排之爭
《新青年》編輯群主張的不一致，甚至表現在《新青年》雜誌究竟應該直排還是橫排的爭議上。《新青年》用標點、分段，這本身就是一大革新。同時，這也是必須付出成本的。當時中國的印刷廠並沒有標點符號的鉛字。出版《新青年》的群益書社的老闆陳子壽，特地和太平洋印刷所的張秉文商量，用外文的標點符號來做底子，刻成中文標點符號的銅模。當然，這種銅模是直排的。
《新青年》編輯群里最早倡議中文自左至右橫寫、橫排的，可能是錢玄同。他致信陳獨秀，以人體工學為由提出這個主張：
我固絕對主張漢文須改用左行橫迤，如西文寫法也。人目系左右相併，而非上下相重。試立室中，橫視左右，甚為省力。若縱視上下，則一仰一俯，頗為費力。以此例彼，知看橫行較易於直行。且右手寫字，必自左至右。故無論漢文西文，一字筆勢，罕有自右至左者。然則漢文右行，其法實拙。若從西文寫法，自左至右，橫施而出，則無一不便。
陳獨秀在回信里表示同意，於是錢玄同打鐵趁熱，就在《新青年》3卷6號再次提出這個問題：「我以前所說，要把右行直下的漢文改用左行橫迤。先生回答道，『極以為然。』現在我想，這個意思先生既然贊成，何妨把《新青年》從第四卷第一號起，就改用橫式?」
然而，這個主張《新青年》註定沒有實施。原因之一，就是胡適不贊成。朱我農在那封討論漢字羅馬字化的來信里，也問胡適為什麼不同意改採橫排。
胡適回答說：
《新青年》用橫行，從前錢玄同先生也提議過。現在所以不能實行者，因為這個究竟還是一個小節的問題。即如先生所說直行的兩種不便：第一「可免墨水污袖」，自是小節；第二「可以安放句讀符號」，固是重要，但直行也並不是絕對的不便用符號。先生所見《新青年》里的符號錯誤，乃是排印的人沒有句讀知識之故。《科學》雜誌是用橫排的，也有無數符號的錯誤。我個人的意思，以為我們似乎應該練習直行文字的符號句讀，以便句讀直行的舊書。除了科學書與西洋歷史地理等書不能不用橫行，其餘的中文書報盡可用直行。先生以為如何?
這種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沒有異議而其實是反對的答覆，是成名以後的胡適典型的答覆方式。這跟他其實反對世界語，卻又擺出一副旁觀者的姿態，說自己是「中立國」的做法，有異曲同工之妙。這種兩面討好的戰略用到極致，就是到了非表態不可的時候，仍然不願意明說自己的立場。
在中文橫排這個問題上，胡適不但仍作似是而非的議論，甚至稱之為「小節」，儼然是可以擱置不論的意思。然而，錢玄同就是不吃這一套。在討論世界語的時候，他乾脆就把胡適的立場給揭穿了，說胡適不贊成世界語，所以也不喜歡大家「爭辯此事」。
《新青年》終究沒有走向橫排的另一個因素顯然是財政上的。我們能知道這一點，要拜錢玄同1918年11月26日的一封信之賜：
獨秀、半農、適之、尹默、孟和諸兄鉤鑒：上月獨秀兄提出《新青年》從六捲起改用橫行的話，我極端贊成。今見群益來信說：「這麼一改，印刷工資得加多幾及一倍。」照此看來，大約改用橫行的辦法，一時或未能實行。我個人的意思，總希望慢慢的可以達到改橫行的目的。
二、《新青年》的分裂
從某個角度來說，胡適說得完全正確，中文橫寫、橫排的問題是「小節」。何止如此，世界語、中文拉丁字母化等問題也是「小節」。這些問題的辯論即使造成了《新青年》編輯群內部的不快，終究不會導致分裂。《新青年》分裂的故事，最富戲劇性也最為人所知的，是陳獨秀與胡適分道揚鑣之後，把《新青年》轉化成為共產黨外圍刊物的一段。
胡適把《新青年》的分裂、陳獨秀的左傾、中國共產黨的創立以及中國思想界的左傾，都歸罪於這個不幸的決定：
獨秀因此離去北大，以後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及後來國中思想的左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義的變弱，皆起於此夜之會。獨秀在北大，頗受我與孟和（英美派)的影響，故不致十分左傾。獨秀離開北大之後，漸漸脫離自由主義者的立場，就更左傾了。
胡適說：「從第七卷開始，作為中國文藝復興、文學革命的雜誌的《新青年》，就逐漸地變成共產黨的機關報。」這句「逐漸地」是關鍵詞，因為那是漸次形成的。至於「在北大的我們就這麼地把雜誌給拱手讓出了」，就有誇張之嫌了。在上海的陳獨秀對群益書社營利的態度不滿，想要招股本開一間叫作「興文社」的書局來發行《新青年》。
從1920年4月底到5月，陳獨秀接連寫了五封信給胡適以及北京的《新青年》編輯群。他除了把招股的想法告訴胡適等人以外，也一再寫信要大家寫稿。只是，北京方面反應冷淡。陳獨秀在經費及稿源兩相欠缺的情況下，真有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之嘆。《新青年》7卷6號「勞動節紀念號」在5月1日出版以後，一直要到9月1日才出版8卷1號。
《新青年》8卷1號出版的背後有許多當時的人都不會知道的事實。
首先，陳獨秀1920年2月12日到上海以後，很快就與共產黨人聯繫上了。5月，上海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立。根據陳望道的回憶，「這是一個秘密的組織，沒有綱領，會員入會也沒有成文的手續，參加者有陳獨秀、沈雁冰、李達、李漢俊、陳望道、邵力子等，先由陳獨秀負責」。7月，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立，發起人是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沈玄廬、俞秀松、施存統。就在這時，共產國際東方局派代表維經斯基（Grigori Voitinsky)到北京與李大釗聯繫。經李大釗介紹，維氏南下到上海與陳獨秀諸人會面。《新青年》從1920年秋天開始接受共產國際的資助。
另一個當時的人不會知道的事實是8卷1號封面設計的意義。那封面正中繪製了一個地球，從東西兩半球上伸出兩隻強勁有力的手緊緊相握。茅盾回憶說，這個設計「暗示中國革命人民與十月革命後的蘇維埃俄國必須緊緊團結，也暗示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的意思」。這等於宣告《新青年》是共產主義刊物。
《新青年》的左傾，北京的編輯群當然很快就感覺到了。事實上，在7卷6號「勞動節紀念號」出版以後，陳獨秀就致信北京的編輯群，提出三大問題，請大家答覆：
一、是否接續出版?二、倘續出，發行部初次所定合同已滿期，有無應與交涉的事?三、編輯人問題：1.由在京諸人輪流擔任；2.由在京一人擔任；3.由弟在滬擔任。
1920年12月，陳獨秀接受陳炯明的邀請，到廣州擔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會長。12月16日晚，離開上海之前，陳獨秀再次寫信給胡適、高一涵：
《新青年》編輯部事有陳望道君可負責，發行部事有蘇新甫君可負責。《新青年》色彩過於鮮明，弟近亦不以為然。陳望道君亦主張稍改內容，以後仍以趨重哲學文學為是。但如此辦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幾冊內容稍稍與前不同，京中同人來文不多，也是一個重大的原因，請二兄切實向京中同人催寄文章。
胡適大約在12月底寫的回覆里提出了三個辦法。他還把這封信讓幾位北京的編輯看過。這三個辦法如下：
《新青年》「色彩過於鮮明」，兄言「近亦不以為然」。但此是已成之事實，今雖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決趕不上上海同人染濃的手段之神速。現在想來，只有三個辦法：一、聽《新青年》流為一種有特別色彩之雜誌，而另創一個哲學文學的雜誌。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求精。我秋間久有此意，因病不能作計劃，故不曾對朋友說。二、若要《新青年》「改變內容」，非恢復我們「不談政治」的戒約，不能做到。但此時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著。兄似更不便，因為不願示人以弱。但北京同人正不妨如此宣言。故我主張趁兄離滬的機會，將《新青年》編輯的事，自九卷一號移到北京來。由北京同人於九卷一號內發表一個新宣言，略根據七卷一號的宣言，而注重學術思想藝文的改造，聲明不談政治。孟和說，《新青年》既被郵局停寄，何不暫時停辦，此是第三辦法。陳獨秀不反對胡適在北京另辦一個哲學文學雜誌的想法。然而，對於「不談政治」，或者把《新青年》移回北京去辦理則堅決反對。他在1921年1月9日給北京編輯群的回信說：
適之先生來信所說關於《新青年》辦法，茲答覆如下：
第三條辦法，孟和先生言之甚易。此次《新青年》續出，弟為之太難；且官廳禁寄，吾輩仍有他法寄出，與之奮鬥（銷數並不減少）。自己停刊，不知孟和先生主張如此辦法的理由何在?閱適之先生的信，北京同人主張停刊的並沒有多少人，此層可不成問題。第二條辦法，弟雖在滬，卻不是死了。弟在世一日，絕對不贊成第二條辦法，因為我們不是無政府黨人，便沒有理由宣言可以不談政治。第一條辦法，諸君盡可為之。此事與《新青年》無關，更不必商之於弟。若以為別辦一雜誌便無力再為《新青年》做文章，此層亦請諸君自決。弟甚希望諸君中仍有幾位能繼續為《新青年》做點文章，因為反對弟個人，便牽連到《新青年》雜誌，似乎不大好。
胡適說陳獨秀因為他的建議而大動肝氣，於是他在1921年1月22日向北京的編輯群提出了一個修正案：
第一，原函的第三條「停辦」辦法，我本已聲明不用，可不必談。第二，第二條辦法，豫才兄與啟明兄皆主張不必聲明不談政治，孟和兄亦有此意。我於第二次與獨秀信中曾補敘入。此條含兩層：一、移回北京，二、移回北京而宣言不談政治。獨秀對於後者似太生氣。我很願意取消「宣言不談政治」之說，單提出「移回北京編輯」一法……第三，獨秀對於第一辦法——另辦一雜誌——也有一層大誤解。他以為這個提議是反對他個人。我並不反對他個人，亦不反對《新青年》。不過我認為今日有一個文學哲學的雜誌的必要。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Russia（註：《蘇維埃俄國》是蘇聯新聞局在紐約出的周刊]的漢譯本），故我想另創一個專關學術藝文的雜誌。今獨秀既如此生氣，並且認為反對他個人的表示。我很願意取消此議，專提出「移回北京編輯」一個辦法……
眼看著胡適跟陳獨秀幾近於撕破臉、《新青年》瀕臨分裂，李大釗建議胡適留下轉圈的餘地：
我對於《新青年》事，總不贊成分裂。商議好了出兩種亦可，同出一種亦可。若是分裂而搶一個名稱，若是與《新青年》有關的人都爭起來，豈不同時出十幾個《新青年》，豈不是一場大笑話！我覺得你和仲甫都不是一定要搶《新青年》這個名稱，還是主義及主張有點不同的緣故。如果主張相同，在哪裡辦，哪一個人辦，成不了什麼問題。但是我覺得你們兩人都有點固執。仲甫一定要拿去廣東，你一定要拿來北京，都覺得太拘了一點。總之，我的意思不拘《新青年》在哪裡辦，或是停辦，總該和和氣氣商量才是。而且兄和仲甫的朋友交情豈可因此而大傷?
錢玄同在1月29日回復胡適的殘信里則贊成分裂。他說《新青年》的成立是自由的結合，現在意見既然不合，自然應該自由分家：
與其彼此隱忍遷就的合併，還是分裂的好。要是移到北京來，大家感動[情]都不傷，自然不移；要是比分裂更傷，還是不移而另辦為宜。至於孟和兄停辦之說，我無論如何，是絕對不贊成的；而且以為是我們不應該說的。因為《新青年》的結合，完全是彼此思想投契的結合，不是辦公司的結合。所以思想不投契了，盡可宣告退席，不可要求別人不辦。換言之，即《新青年》若全體變為《蘇維埃俄國》的漢譯本，甚至於說這是陳獨秀、陳望道、李漢俊、袁振英等幾個人的私產，我們也只可說陳獨秀等辦了一個「勞農化」的雜誌，叫做《新青年》，我們和他全不相干而已，斷斷不能要求他們停辦。
1921年2月上旬，《新青年》編輯部在法租界被搜查，並被勒令停辦。2月15日，陳獨秀分别致信胡適和周作人、魯迅，通報《新青年》將移廣州出版。他在給胡適的信上贊成胡適另辦一報。我們不知道胡適對陳獨秀把《新青年》移往廣州出版的態度如何，但是胡適顯然堅持要把《新青年》移回北京。周作人2月下旬接連寫給李大釗的兩封信：周作人表示贊成《新青年》分裂，《新青年》就交給陳獨秀，胡適則應該另起爐灶。
1921年7月，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書記。8月，他辭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會長的職位，9月到上海從事共產黨的工作。《新青年》9卷5號在該年9月出版。10月初，陳獨秀被法租界巡捕逮捕。《新青年》隨之停刊——1922年7月出版9卷6號以後休刊，1923年6月15日以季刊的形式復刊，由瞿秋白主編。然而，它已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黨刊，而非昔日胡適、陳獨秀及其編輯群的刊物。
胡適、李大釗、陳獨秀這幾位《新青年》領袖令人敬佩的地方，在於他們能夠主張不同，卻不影響其友情。胡適和李大釗在1919年「問題與主義」的論戰里有過短暫的交鋒；胡適和陳獨秀爭辦《新青年》，用錢玄同寫給周作人、魯迅信上的話來說，「陳、胡二公已到短兵相接的時候！」
然而，他們都能繼續保持朋友之義，甚至在朋友落難的時候出面相助。李大釗在《新青年》分裂的節骨眼上，仍然能夠心平氣和地作最後的斡旋。胡適跟陳獨秀的朋友之義更令人心儀。1921年10月陳獨秀在上海法租界被捕，胡適跟蔡元培等人通過不同的管道設法營救。兩人此後在意識形態上相形漸遠，然而相互關懷之情不變。
陳獨秀1925年2月5日的一封信就溫馨得令人心動：
「久不通信了，聽孟翁說你問我果已北上否，我現在回答你，我如果到京，無論怎樣秘密，焉有不去看適之的道理。」
然而，無可否認，《新青年》的分裂，意味著胡適文化霸權爭奪戰的戰線開始變化。如果他先前文言與白話的文化霸權爭奪戰是西方與傳統的對峙，現在則轉為西方思潮與西方思潮的對峙。中國知識分子各自以西方的思潮作為武器來從事論戰，肇始於胡適與李大釗的「問題與主義」之爭。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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