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論語·先進》中，有一個小故事叫做《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這篇文章被選入了初高中課本，所以大家應該不陌生。
它講了這樣一個故事：
有一天，孔子和同學們坐著聊天，不知怎麼聊到了抱負，孔子就問大家「如果有充分施展才能的空間，你們想做什麼？」
子路當仁不讓，說自己可以讓一個危在旦夕的國家在三年之內實現獨立與繁榮，甚至還可以順帶建設精神文明。
冉有稍微謙虛一些，說自己可以讓一個小國家實現富足，至於禮樂教化，就不敢保證了。
公西華更謙虛，說自己不敢妄談國家治理，只願意做一個禮官，負責安排祭祀、朝見等國家禮儀活動。
等輪到曾皙時，他慢慢放下手中的瑟，說到：我和他們不太一樣，我的理想無關乎治國安邦，而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煙花三月之時，春耕之事完畢。我和五六個成年人，六七個小朋友，到沂水裡游泳，在舞雩台上吹著風，然後踏著歌回家。」）
孔子感嘆：「吾與點也！」（我和曾皙想一塊兒去了）。
這一年，孔子70歲左右。
一場再普通不過的踏青竟然是一個人的理想，而且這個人還是一位古稀之年的偉大思想家。這背後到底蘊含著怎樣的隱喻呢？
有人認為這是孔子經歷了一輩子困頓與苦厄之後，由於失望而對現實政治的厭倦和逃避，就像他曾經發過的牢騷：「道不行，乘桴浮於海」。
孔子在十五歲上立下匡正天下的志向；三十歲上樹立起獨立的價值觀與人生觀；四十歲就用自己的哲學理順了心中所有的疑惑；六十歲實現了內心的安寧；七十歲實現了實踐與精神的完美統一。（「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為政》）
這樣一個人，終其一生都在學習如何與這個世界相處、與自己相處。在他終於能「從心所欲不逾矩」的時候，說他厭倦了這個世界，我是不相信的。要麼就是他正在經歷一場虛無主義的精神危機。
又有人認為這場踏青是對儒家大同理想社會的詩性表述。儒家一直追求一種秩序井然、各安其職的禮樂社會，在這個社會裡人們扶老攜幼、守望相助。一場安樂的春遊就是這種「堯舜氣象」的縮影。
這個說法倒也沒有什麼問題。
大同社會是一種關乎公共生活的政治理想，所以需要儒家持積極入世的態度。也就是說，要想在人間實現這種理想國，要麼就得不厭其煩地周遊列國，費盡口舌說服君主以德治國；要麼就得親自在政府機構謀個一官半職，逐步推行自己的政治實驗。
總之，要想達到大同社會，就得像之前三個弟子說的那樣，積極參與國家政治事務，實現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的統一。當然，孔子並沒有否定子路、公西華和冉有的抱負。
但是現在，這個思考了一生也奔波了一生的老人，最想做的是吹吹風，唱唱歌。
在還熱血沸騰的年紀里，我喜歡看那些批評時政的文章，這給我一種基本認識：生活中的所有不美好都可以歸結為政治問題。如果政府不這麼規定、如果領導不這麼安排、如果單位沒有這項反人道的制度，我就會一帆風順、萬事大吉。
這種想法很難說對錯，確實很多社會問題甚至個人問題都是政治性的，都與政治有或大或小的關係。
但或許政治性只是每個事物的一個面，或者是我們認識事物的一個角度？就像每一個盒子都一定有一個上面，或者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從上面認識一個盒子？
但是，除了政治屬性，每一事物或許還有另一些層面，或者我們還可以從其他角度去看事物？就像每一個盒子也一定有一個下面，我們也可以從下面認識一個盒子？
政治在我們的生活中無處不在，但絕不是生活的全部。我在這裡不是慫恿大家放棄自己的政治觀點和立場，誰都沒有這樣的權力。
反正我自己從這句話中讀到的是：這個世界除了可以分為政治正確的或政治錯誤的，還可以分為審美的和審丑的。
如果孔子心中的大同社會可以被描述為一次草長鶯飛的踏青，那麼它就可以不絕對地是一個公共性的政治理想，而是一種個人性的、不必言說的美學體驗。它可以無關乎紛擾的口誅筆伐，也可以無關乎不可告人的密謀與猜測，它只是一場關乎天氣和心情的出遊計劃。
最後，還是希望病毒快點消失。好讓我們也能摘下口罩，呼朋引伴，踏著歌走在春風裡。要不然，春天該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