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選自劉瑜《觀念的水位》一書
據說坊間盛行絕望。
有網友在微博上轉播一次關於轉型的會議的氛圍：A教授表示自己的文字很絕望，但內心更絕望；B教授表示國民性決定了各階層得一起「玩兒完」；C教授表示既得利益集團已將其利益制度化⋯⋯總而言之，「改革已死」。大家所能做的，似乎就是坐在衝下懸崖的車裡，眼一閉心一橫，等待最後落地時的一聲「咣當」。
類似的氛圍我也經歷過。每當我對改革的未來表示「審慎樂觀」時，就會有朋友提醒我：你是不是太幼稚了？
好吧，可能是。但也可能是他們摸著大象腿的時候，我恰好摸著了大象鼻子。
我心中理想的社會變革應是一個「水漲船高」的過程：政治制度的變革源於公眾政治觀念的變化，而政治觀念的變化又植根於人們生活觀念的變化。水漲了，船自浮起來。所以我觀察社會變革的動力，不那麼關注船上有沒有技藝高超的船夫，而更關注水位的變化。近些年我的觀察心得是：變革觀念的「水位」在升高。
觀念水位變化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以前在人們眼中不是問題的問題，開始變成問題了。比如政府部門財政預算公開——政府財政預算向來含糊不清，人們長期對此氣定神閒，但最近幾年媒體上常常出現討論和批評；比如國企被優待，銀行從來給國企貸款多於民企，但是近幾年公眾不服氣了：「國企占了70%的資源，而民營企業解決了70%的就業、50%的稅收⋯⋯」印象中城管在20年前追打小販比現在兇狠，現在卻屢遭熱議。這幾年民工孩子在城市上學其實比過去容易，但是現在要拆並一所民工學校，便會引起軒然大波⋯⋯總之公眾的視力突然變好了，過去睜隻眼閉隻眼的事情，今天卻開始「大驚小怪」。為什麼？觀念不同了。
民主的觀念基礎無非是兩點：問責意識和權利意識，而上面所提及的觀念變化，幾乎都指向這兩點。更重要的是，變化的政治倫理，生長於轉變中的生活倫理。30年前，中國家長或老師打孩子似乎天經地義，今天則往往遭到輿論唾棄。20年前，人們提到同性戀還往往表情驚駭，今天，至少在大城市裡，誰要有個同性戀朋友，簡直可以拿來吹噓。10年前，要是有人跟你說起「業主委員會」，你可能一臉茫然，今天你則可能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所有這些，都是問責意識或權利意識滲透進生活之機理的體現。
觀念的力量可不能小瞧。當年老老實實給地主打長工的農民，就是被灌輸了「剝削」這個觀念後，理直氣壯地剝奪地主的土地。30年經濟發展，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觀念倒了個兒：同樣的行為，過去叫「投機倒把」，現在叫「市場經濟」。
但有人說，中國人是利益動物，除非物價暴漲、股市崩潰、食品安全大亂⋯⋯中國人不會參與社會變革。要我看，這是混淆了變革原因和變革導火索——變革導火索可能是民生問題，變革原因則是意識形態悄悄地解構與重構。一隻蝴蝶的降落可能會使一個體力接近極限的舉重運動員扔下槓鈴，但不會有人說蝴蝶的重量是導致該運動員失敗的原因。
還有人說，水漲未必船高——如果有人硬要壓住船呢？此可能性當然有。歷史的發展既非單因，更不必然，否則就成了「歷史決定論」。不過，正如我不相信民眾是純利益動物，我也不相信「上面」的人都是純利益動物。精英並非生活在真空里，民眾的觀念對他們也具有滲透性——當然民眾的觀念加上民眾的實力，滲透性肯定更佳。所以問題很可能並不是水位夠但船沒反應，而是水位積蓄還不夠。今天中國社會的權利意識和問責意識剛開始積蓄，勢能不足，轉化出來的動能也自然有限。
不必急著絕望。既然水位一直在上漲，沒有理由認為它會停止上漲。對於急於求成的人，變化不在2012年發生就太慢，但對於歷史長河來說，短短30年發生的觀念變化也許足夠波瀾壯闊。又或者，絕望本身其實也是一種積極的力量：它蘊含著一種理想——這好過屈從，以及一種理想受挫後的痛感——這好過麻木。我一個剩女朋友在戀愛屢屢碰壁後說：其實，徹底絕望還是挺難的。我想也是。一杯水擺在那裡，對於口渴的人，想要忘記它的存在，肯定挺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