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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政權，吸納了當時擁有世界最大經濟力和產業力的中國本土，採取了自由經濟政策，獎勵超越區域與「文明圈」框架的大型通商。無論是誰，身在何處，都可以做生意。人種或民族皆無所謂。只要支付百分之三點三的商稅與關稅，就可以自由通行。
只是，忽必烈在世時，由於中亞方面發生帝室一族的反抗，在政治上忽必烈自身未必親眼看到其開花結果。然而，忽必烈與策士們所構想的成果，確實在忽必烈長逝後的十三世紀末左右清楚浮現。然後，到了十四世紀左右，就名副其實地出現了橫亘歐亞東西的人與物的大交流。
有許多人親身為這個時期的歐亞大交流作見證。他們既有經由陸路來去的，也有使用海路來去的。
在文獻上將往返陸路的史實描述得最清楚者，就是旭烈兀汗國的使節團。那最主要是因為，用波斯文等文字來寫的蒙古政權歷史書籍還有留下之故。
他們組成以幾百人為單位的旅行團，利用敷設在蒙古東西的站赤路線，悠然前來。被稱作「答納」的大珍珠以及名產「大馬士革劍」、優良的「阿拉伯馬」、中東的優質織金，包括香料在內的種種藥材等——他們攜帶這些莫大的進貢品和禮品前來。此外，屬於寶石的一種，又被用在最高級「青花瓷」瓷器圖案上的青金石，或是作為代用品的鈷顏料等，也應該是如此。
這些使節團一要經過，處在行經路上的驛傳路就較平常更多地大量準備馬匹與駱駝。只要事前通知即將經過蒙古的驛傳負責官員就會奮力地迎接大旅行團。一直到送至下一宿驛間的接待費用是很龐大的。為此政府時常作特別支出。
這樣的使節團逗留在大都的特別賓館。此事在漢文史料上留下記錄。然而，由於接待過於舒適，所以陸續有使節團不思歸去。由於是數百人單位的長期逗留，因此很是忙碌。其中似乎也有不少同一王族分別派遣的使節團彼此撞見的情況。
當然，這樣的事例是特別的。然而，不僅只有可和旭烈兀汗國匹敵的大勢力，在其組織之下的王侯、地方君主以及在地權力者等好像也屢次個別派遣使節團，因此其數量乃超乎想像。
在《元史》若是只寫到「遣使朝貢」，例如以大約三年一次的頻率遣使而來的伏爾加河欽察汗國君長家的情況等，還是必須要設想到他們所來自的區域或旅程，其君侯的位階等不尋常的情況。
如果每個都有準備如旭烈兀家的使節團那樣的「伴手禮」，就已經不知道政治與通商到底哪一個才是主要目的。說不定要想成整個政權、整個區域都曾派了通商使節團。
一方面有關陸路，在民間層次的證言裡頭，剛才已經提到的裴哥羅梯最容易了解。
據其所言，從義大利搭船到黑海，經過克里米亞半島在塔納上陸的話，接下來再往東方去就是蒙古的世界。那裡不會像歐洲那樣，在路上遇到打劫或強盜，藉由公權力整備的公共道路上可以安全又舒適地用馬車旅遊。在此所描述的狀況，坦白說來是太過理想幸福，反而令人退縮不知道是否可以直接這樣解讀。後面會提到的「蒙古體系」在有關旅行便利和安全方面都沒有公私之分而廣泛地提供。
另一方面，有關海路，已經有許多人的報告跟體驗。
汪大淵的《島夷志略》是由東往西航海而歸的人們的珍貴記錄。最基本的還是通商。到了蒙古時代，遠較南宋更加深政府直轄特別高級窯業專門產業城市性格的景德鎮出產中國區域特產瓷器的最高級品，它們跨過山嶺，在泉州及福州的港口裝船。
一讀《島夷志略》就能夠清楚知道，中國青瓷和白瓷，尤其是「青花」即日本的「染付」，對由東往西的商船隊而言是最高級的貿易商品。在單色容易令人聯想到硬質寶石的中國瓷器的技術上，加上波斯陶器的彩繪習慣與蒙古伊斯蘭共通的鈷藍色的品味，上述三個要素結合出現的青花是只有蒙古時代才看得到的東西交流精華，在印度到伊斯蘭的世界裡頭，受到略顯異常的熱烈歡迎。
史上存有諸多疑點、真相複雜的「馬可·波羅」也是在海路上由東向西的人。搭上將蒙古貴妃從大元汗國處送到旭烈兀家的使節團船隊便船的波羅一家身影，只在《百萬之書》中可以看到。
曾為旭烈兀官吏的謝拉夫丁寫下來的《瓦撒夫史》傳達確切真實。那本書上沒有看到波羅一家。但是，此史書關於他們一家以外的所有人士，包括正使以及副使的姓名在內，與「馬可·波羅」的親自申告其實頗為一致。
向《百萬之書》傳達訊息的人物無疑也身在這支船隊中。其體驗恐怕是用「馬可·波羅」之名來談論的。
此外，由這兩本書無法否認的一致性，可以證明印度洋上的東西路徑，最晚在一二八O年代末期到一二九〇年代左右是完全在蒙古的手上。
據說在泉州還留有墓石的方濟各派修道士佩魯賈的安德魯是從西到東，意即從伊朗到中國方面的人物。他接受羅馬教皇克萊門斯五世的命令，被派到位於汗八里也就是大都的孟高維諾處，完成了任命他為汗八里總主教的使命。其後前往刺桐(即泉州)，成為刺桐主教後逝世。
但是，再怎麼說從由西往東航海而歸的代表都是伊本·巴圖塔。出生於摩洛哥丹吉爾的他，旅行了埃及等中東各地後，逗留在政治上幾乎統一印度次大陸的圖格魯克王朝君主穆罕默德處。在那裡長期逗留後，以海路來到了大元汗國。他的遊記是證明蒙古時代歐亞世界多麼自由開放，多麼容易旅行的最佳書籍。同時也最清楚地呈現其時往南方的海路是多麼活躍。
有關利用這般海路的海外通商，忽必烈及其策士們決定以銷售額百分之三點三為原則(依船商的種類也有百分之五或七的情況，不過基本上是三十分之一)。以泉州為主的中國東南沿岸主要港口都市，設置了負責貿易事務以及進出口港管理的「市舶司」官署。
那名稱和宋代以前一樣，乍看之下會被認為是同樣的體系。然而在忽必烈帝國時代是較南宋更由政權主動獎勵、推動、統御的組織。而不是在表面上說因為「蕃商」過來才不得不管理，但又期待進口稅收的那種矛盾姿態。大元汗國在航海路徑上的碇泊港到目的地交易處都設有派駐員，一貫管理其出港、停泊、交易及歸港，加以政府機關在泉州等造船業中心地親自建造貿易船隻，以附上資金出借給海洋商人，力圖促進貿易。據說貿易船跟出資金的出租費用是貿易利潤的七成。
大元汗國不只如宋代為止一般管理港灣的出入，也企圖掌握海路與其通商行為的全部。那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忽必烈政權與成為海洋通商中心的穆斯林商人勢力本身聯結，將之收納進來之故。
那和陸上系統一樣是點對點的據點支配。不過，散布在大元汗國領域內的主要港灣以及東南亞沿岸要衝的碇泊港、港灣都市，被與大元汗國中央官署和名為「行省」的派駐機關作直接聯結。
藉由全政權之力圖振興貿易的大元汗國力量，海上東西方貿易已經清楚地系統化。對此而言，印度沿岸地帶扮演了中繼點的角色。
然而，從十三世紀末到十四世紀，在內陸地帶的北印度平原中，圖格魯克王朝等德里蘇丹諸政權迎擊經常由中亞南下侵略的察合台汗國軍。儘管如此，伊本·巴圖塔從海路由印度到中國方面的原因是，作為圖格魯克王朝君主穆罕默德的使節。
廣泛地來看蒙古與印度的關係，內陸與沿岸有不同的因應方式。北印度在歷史上，不如說是和中亞、內陸亞洲的關係較深，很多事物應該要在其延長線上考慮。有關多元世界印度與大元汗國的關係，今後尚需持續的解明。
在西亞和中東，不僅旭烈兀汗國，埃及的馬木留克王朝也進入了這個通商連鎖中。剛開始是民間的層次，然而之後由於旭烈兀汗國伊斯蘭化使得政治對立的壁壘消失之故。馬木留克王朝更積極地參與「東方交易"。其推手是喀里密商人。他們購買經過印度洋到來的東方物品，在中東諸區域販賣，甚至賣到歐洲諸國。
西歐也自動進入到以大元汗國為中心的歐亞通商圈。
威尼斯、熱那亞、佛羅倫斯等以海洋通商作立國根本的義大利都市國家本來就有與東方特別是蒙古接觸、通商的歷史。蒙古已經由過去的「恐怖時代」明確蛻變成以大元汗國為中心的鬆散國家聯盟主導的「融和時代」，不僅是地中海方面的義大利諸城市，包括阿爾卑斯以北的其他西歐諸勢力在內，在政治上面向東方的壁壘都急速消失。以「十字軍」為名的「對決世代」已經遠去。
在威尼斯檔案館內，藏有當時與旭烈兀汗國之間交換的通商議定書。裡面有許多有趣的內容。關稅是一律和遙遠的大元汗國統治下的東方同樣為百分之三點三。在過去來講，是極度的低額。另外，還記載有各種各樣的細項。
令人驚訝的是，在運送商品的時候，如果發生危害或災難，蒙古方面將會補償的一節文字。經常有義大利商人來往旭烈兀汗國的君主處，甚至也有直接留下成為臣子者。例如，一三O二年第七代的君主合贊向教皇卜尼法斯八世送出使節與書簡。
其使節是熱那亞人布斯卡雷諾·基索盧非。此外，來自比薩的伊索這位人物，是合贊之弟，其後成為後繼者即第八代旭烈兀汗國君主的完者都成為基督教徒的當時，取羅馬教皇尼古拉四世之名，作為其受洗名尼古拉的命名者。
其中令人最驚訝的是下面的事實。其後成為旭烈兀汗國新首都蘇丹尼葉(這座城市可能是模仿大都而建造的)總主教的威廉·亞當在一三一五年起的十七年間的某個時期，進行了有關旭烈兀汗國與歐洲同盟的，有點令人難以置信的提案。根據英國的蒙古帝國史研究者摩根的指摘，那內容竟然是讓小艦隊航向印度洋，而且是讓熱那亞人航行，以截斷馬木留克王朝與東方間活絡的通商生命線。
那還只停留在計劃階段而已。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不久以後旭烈兀汗國就和馬木留克王朝講和了。即便如此，還是可以令吾人理解，埃及與東方的海上通商是多麼繁盛，然後此事在歐洲方面，特別是與旭烈兀汗國交好的義大利商人強烈意識到，其將東方貿易理解為馬木留克王朝「生命線」的事實。
也就是說，歐洲勢力直接將艦隊送進印度洋，想與東方通商直接聯結的構想，並不是從瓦斯科·達伽馬的時代以來才開始的。
如此，整個歐亞，從東到西，由穆斯林干魯脫克商人、喀里密商人、拜占庭商人、義大利商人彼此交會錯綜形成橫向聯結。雖說如此，本來讓這個歐亞世界通商圈成立的，就是奠基於重商主義與自由經濟，展開未曾有的通商振興政策的巨大、富庶、繁榮東方，也就是拜大元汗國的存在所賜。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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