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竊惟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國，闖入邊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載，亘古所未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與立約通商，以牢籠之，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於中國，此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也。」
同治十一年（1872年），中興名臣、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在「複議製造輪船未可裁撤折中」這樣寫道。「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之論，實濫觴於此。
其實，中國近世之變，早在所謂乾嘉盛世時便已顯徵兆。洪亮吉越級上書論時弊逆龍鱗，實為看到了傳統統治將難以為繼。及1840年鴉片戰爭，原本偏安的中國被裹入世界巨變潮流，內外合流衝擊，中國之變局面，更加複雜。
如何面對這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是祖宗之法不可變的保守求穩，改善傳統治道求存，還是激進求變，向遠來之敵學習強國新路，不同的人選擇了不同的應對之道。但無論哪種，都可以說是求變者。鴉片戰爭以後，求變從涓涓細流而漸成奔涌的大河，實在是時勢使然。但李禮筆下的那些求變者，顯然選擇的是後一種，也即向遠來之敵學習強國新路，這也是「求變」之主旨。這一條求變之路，在一開始，因不同於王朝習慣因循的傳統改革，而是帶著新世界的「異己」色彩，不為主流傳統所接受，也因此註定了坎坷和犧牲。
向自己的敵人學習並非必然帶著「異己」的色彩。但是，晚清那些主張向西方學習求變之人，要學的和希望改變的，其實不惟器物，更有祖宗之法，雖然是一步步走過，但試圖用新世界的觀念來刷新舊傳統，卻從一開始就存在了。這對於守舊者而言，長此以往，國將不國，自然是異己的。更主要的是，晚清這些求變者，多是受過很深的傳統文化訓練的人，他們的向西向新求變，在別人眼中，就是一種嚴重的背叛，「數典忘祖」。所以洪亮吉被流放，送行者眾，而郭嵩燾使英辦洋務，卻被謗「貳臣」「漢奸」，兩相比較，頗堪玩味。這種情況，直到嚴復、張之洞時，才有所改變。
但是，這些求變者，並不因此而卻步。因為他們明白，不變，失去的，不僅是王朝的土地財物和臉面，還有自己身為中國人的尊嚴體面。驚醒的他們，帶著迷茫，委屈，繼續尋求變革之道。李禮筆下的那些求變者，諸如徐繼畲、張之洞、嚴復、譚嗣同、王韜、張謇、沈家本、梁啟超等，無論身在邊緣，還是位在中樞；無論激進還是保守；無論是早期先行者，還是後期踐行者，他們共同的底色，都是讀書人，都不滿於現狀，試圖更新觀念和傳統，改變國家和個人的命運，以期與列強平等相處，有尊嚴有體面，他們共同的寫照，就是「求變」，尤其是尋求「觀念之變」。
張之洞
這種觀念之變，實是中國向現代轉型的啟蒙開始。可惜的是，相比日本幕府晚年日本志士的求變維新之路，中國的求變者走過的路，要漫長艱難得多。
對於這些歷史人物，有的正史野史都有較多敘說，各地也都留有各種紀念的遺存。但也有一些被歷史的風塵遮掩，後人知者甚少。李禮帶著有意識的目的，在史料典籍和歷史現場之間尋訪遊走，試圖拂去歷史的塵埃，為我們呈現這些求變者的思想變遷和歷史背景，以及他們的命運和帝國的黃昏糾纏難解的關係。
本書的寫作，是帶有遊記色彩的歷史隨筆，史料紮實，又帶著寫作者的個人偏好，既有歷史回望的遺憾，也有重訪現場的惆悵，行文流暢，可讀性強。對於非歷史專業的普通讀者而言，這本書還是一本不錯的近代中國變革人物的導讀，和歷史人文遺存的導遊。
《紐約時報》曾有「文學履途」專欄，主旨是「漫遊在偉大故事誕生之地」，由《紐約時報》的記者、編輯和專欄作家撰寫，寫作風格與李禮的《求變者：回望與重訪》有近似之處，李禮所寫，其實就是那些激盪變革的先行者們的故事誕生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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