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災星：車諾比

1986年4月，車諾比核電站計劃對最新的4號反應堆進行停堆維護，迪亞特洛夫自然被選中監督全過程──這不僅因為他的職級較高，也跟他的職業背景和專業知識儲備有關。反應堆停堆是運行車諾比核電站最具挑戰性的工作：反應堆在低功率運行時可能會變得不太穩定。停堆期間可以對許多儀器和設備元件進行測試，4號機組這次停堆也會進行一系列專門的測試。

操作員們希望利用這次停堆的機會檢查多個反應堆系統，並進行幾項測試，其中一項是旨在提升反應堆安全性的渦輪發電機測試。具體而言，如果發生緊急停堆，反應堆就不再提供電力，為過熱的反應堆輸送冷卻水的水泵也會停機。為避免堆芯熔毀，反應堆設計者為機組提供了應急的柴油發電機，即使發生緊急停堆，也能保證水泵繼續工作。

看上去沒什麼問題。然而，從渦輪發電機停止供電到柴油發電機自行啟動之間，有15秒的時間差。另外，發電機還需1分鐘以上的時間才能產生足夠的電力驅動水泵工作。這就產生了安全風險，核工程師們需要解決這些問題。現有的思路是利用貯存的轉動慣量或者殘留的蒸汽來驅動渦輪發電機持續旋轉，從而產生電力，為水泵補上這1分多鐘的供電空檔。

工程師們想測試一下這個思路，但這需要模擬緊急停堆，在反應堆停堆階段進行相關測試是最適合的，因為這樣就不需要執行額外的停堆操作了。這個測試本應在政府委員會正式批准4號機組全面運行之前進行。但為了趕上定在1983年12月的正式啟動日期，核電站管理層沒有進行這項測試便簽署了認證文件。自那以後，工程師們進行過幾次測試，但結果都不盡如人意。現在，他們已經準備就緒，要使用新設計的電壓調節設備再次進行測試。測試計劃在迪亞特洛夫的監督下擬定，由他的上司──總工程師尼古拉·福明批准。根據該計劃，1986年4月24日，周四，當天晚上反應堆停堆的預備程序就會啟動，並逐步降低反應堆功率。

無論是誰確定的這個日期，選中這一天都是有意為之。第二天是周五，接下來就是周末，後面還跟著一個長假，一直放到5月中旬。因此，這一天是關停反應堆並開始測試的最佳時機。操作員們也是基本按照計劃執行的，只是稍晚了一些。4月25日凌晨，夜班人員啟動了停堆操作。到了凌晨5點時，他們已經將反應堆功率降低了一半，達到1600兆瓦熱（megawatts thermal，簡稱MWt）。而在降低功率的過程中，他們幾乎從反應堆中抽出了所有的控制棒，這違反了當時的行業準則。「這麼說吧：低於標準允許數量的情況，我們遇到過不止一兩次，但從沒出過什麼事。」在4月25日上午接管反應堆的值班長伊戈爾·卡扎奇科夫（Igor Kazachkov）回憶道。那時，反應堆活性區內的控制棒數量已經低於規範指導的要求。「沒有發生爆炸，一切都進展正常。」

渦輪發電機測試應該在反應堆功率為700兆瓦熱時進行。為了做好測試準備，下一班次的操作員須關閉應急供水系統，因為如果不這樣做就無法模擬緊急停堆的情形，也就無法按計劃進行測試。關閉應急供水系統的過程費時費力，大約需要45分鐘，操作員需要步行至閥門處，一個一個地手動關閉閥門。4月25日下午2點，他們準備進一步降低功率，以便進行測試。許多安全系統都被關閉了。不過，由於停堆僅持續幾個小時，出問題的機率幾乎為零。「安全系統會在大口徑管道破裂時提供保護，」回憶起當時決定關閉其中一個安全系統的情形時，值班長卡扎奇科夫說道，「但大口徑管道破裂的可能性很小，我覺得差不多相當於一架飛機掉到你頭上。我以為在一兩個小時內就會完成停堆。」

然而，接下來發生的事卻在測試計劃之外，實際上也超出了核電站操作員和管理人員的掌控。卡扎奇科夫關閉安全系統的時長原本不會超過2個小時，但實際的時間卻是10個小時。基輔電網總部給核電站管理層打來電話，要求他們推遲停堆的時間。原來，另一個核電站有一台機組突然停機。因此，電網部門要求4號機組繼續運行，以保障周五晚上用電高峰期的電力供應。核電站的使命是提供電能、保障國家經濟發展，在這種情況下，核電站必須服從電網調度的指示。車諾比核電站的員工們別無選擇，只能暫停停堆的準備工作，繼續保持反應堆運行。

負責此次停堆測試的阿納托利·迪亞特洛夫決定放鬆一下，先回家小睡一會兒，晚上再回到核電站。與此同時，反應堆和其他系統的狀況沒有什麼變化。反應堆始終以1600兆瓦熱的低功率運行，而應急供水系統仍處於關閉狀態。不過，長期來看，最危險的因素是反應堆「中毒」。在低功率輸出水平下，反應堆會產生更多的氙-135──這是一種吸收中子的裂變副產品。積聚起來的氙-135吸收的中子越來越多，就會減慢反應，「毒化」反應堆，進一步增大控制反應堆的難度。迪亞特洛夫在家休息，4號反應堆控制室中的操作員在等待基輔電網部門的停堆許可，就在此時，反應堆還在不斷產生氙-135。當時，沒有人意識到這個問題。反應堆物理學並非操作員的強項，控制室中的操作指令和手冊也沒有提供這方面的指導。

最終，基輔電網部門同意4號反應堆於25日晚10點停堆。11點之後，迪亞特洛夫回到核電站，來到4號機組的控制室。他們從1600兆瓦熱開始進一步降低反應堆功率，但由於午夜時分要換班，他們已經沒有時間繼續完成這項任務了。於是，等到26日凌晨，下一班次的工作人員繼續執行停堆操作。跟三里島核電站事故的情況一樣，夜班工作人員還要解決前一班次遺留的問題。

新的班次由32歲的值班長亞歷山大·阿基莫夫（Aleksandr Akimov）領導，操作員有3名：負責反應堆的工程師列昂尼德·托普圖諾夫（Leonid Toptunov）、渦輪工程師伊戈爾·基爾申鮑姆（Igor Kirshenbaum）、負責機組工作和反應堆供水的博里什·斯托利亞爾丘克（Borys Stoliarchuk）。他們都很年輕，經驗較少，因此被分配到夜班工作。前一天晚上，他們已經開始降低反應堆的功率，並相信到下一次輪班時反應堆就可以安全停堆了。但出乎意料的是，等到他們來接班時，包括各種複雜測試在內的所有主要任務都還沒有完成，渦輪發電機測試也在其中。

嚴格來講，現在掌管控制室的是亞歷山大·阿基莫夫，但由於時間緊迫，來不及再花時間了解停堆和測試程序，只能聽從在控制室內運籌帷幄的高級主管阿納托利·迪亞特洛夫的命令。「夜班剛開始不久，迪亞特洛夫就要求繼續按計劃完成測試項目，」當時在控制室內的渦輪組副組長拉齊姆·達夫列特巴耶夫（Razim Davletbaev）回憶道，「當阿基莫夫坐下來準備研究計劃時，（迪亞特洛夫）開始對他大聲責罵，批評他工作太慢，未能關注機組已經出現的複雜情況。迪亞特洛夫對著阿基莫夫大叫，讓他站起來，不斷地催他快點。」

阿基莫夫只能奉命行事。他讓托普圖諾夫維持反應堆的功率水平。25歲的托普圖諾夫幾年前剛剛從大學畢業，上崗時間只有幾個月。午夜後不久，反應堆的功率達到了進行測試所需的700兆瓦熱，但或許是氙中毒的原因，反應堆功率開始持續下降。在當前的低功率下，調節反應堆功率的自動控制系統無法正常運行，因此托普圖諾夫關閉了自動控制系統，開始通過從反應堆活性區抽出更多控制棒來手動調節功率。迪亞特洛夫希望把反應堆的功率水平穩定在420兆瓦熱，但這個任務十分艱巨，因為反應堆的功率一直在下降。

一位蘇聯核工業人士將負責控制棒的反應堆操作員比作職業鋼琴家。他還說，如果操作員休假了一段時間，還需要有人幫忙才能重新找到操控反應堆的感覺，施展他們的技能。一位美國核工業人士寫道，手動操作RBMK「就像在蒙特卡洛賽道[3]上駕駛一輛混凝土攪拌車。所有的動作都要慎之又慎，否則就會在某個彎道翻車」。無論打什麼比方，表達的意思都一樣。托普圖諾夫上崗的時間只有幾個月，又被分配到夜班工作，缺乏當時那種情況所需要的經驗。

[3] 著名的F1賽道，路面狹窄且起伏較大，彎角難度也非常高，是全世界發生事故最多的賽車場之一。

反應堆某些區域的反應幾乎停止了，某些區域卻反應劇烈。托普圖諾夫要根據不同的情況插入或抽出控制棒，以保持反應堆的穩定性和反應性。他曾一度將功率「降」到接近零的水平──反應堆計算機記錄的數字為30兆瓦熱。「據那晚在場的人介紹，列昂尼德·托普圖諾夫沒處理好從自動控制到手動操作的過渡，降低了功率水平，」伊戈爾·卡扎奇科夫回憶道，「畢竟，他當上反應堆高級工程師才4個月。在這段時間裡，反應堆的功率水平從未下降過。」另一位值班長尤里·特雷胡布（Yurii Trehub）的班次在午夜時就結束了，但他仍留在控制室內監測反應堆的運轉狀況。他同意卡扎奇科夫的說法，認為托普圖諾夫的經驗不足。特雷胡布稱：「我認為，如果換我來操作，就不會發生這樣的事。」

4月26日午夜剛過，時鐘指向了0點28分。反應堆馬上就要停止運行了。夜色已深，但沒有迪亞特洛夫的指令，操作員們都不敢讓反應堆停下來。迪亞特洛夫此時不在控制室，托普圖諾夫或許因自己的失誤而感到羞愧，正手忙腳亂地抽出尚留在反應堆活性區內的控制棒。從上一班次留下來的特雷胡布也主動幫忙，二人幾乎抽出了反應堆堆芯內所有的控制棒，試圖讓反應堆恢復運轉。「保持功率！」阿基莫夫喊道。他們成功將反應堆的功率拉升至200兆瓦熱，重啟了自動控制系統。

此時阿納托利·迪亞特洛夫回到了控制室。現在，決定權在他手上。他們仍舊可以中止測試，安全關停反應堆。實際上，按照測試程序，他們應該選擇停堆，因為測試所要求的功率水平是700兆瓦熱，而當時的實際功率比這個指標少了500兆瓦熱。迪亞特洛夫憑著一貫的自信決定繼續進行測試。後來，他回憶起自己對功率「下降」的反應，說道：「這完全沒有影響我，也沒有引起我的警覺。意外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我要求他們繼續提高功率，隨後離開了控制台。」如果當晚不進行測試，意味著測試將推遲至下一次停堆，可能要等上數月甚至數年之久。迪亞特洛夫等不了這麼久。他一向固執己見，從不承認自己犯了錯。

在渦輪機專家準備測試時，阿基莫夫和托普圖諾夫正全力保證反應堆運轉。由於氙中毒效應，中子量不足，他們關閉了備用泵，以減少流經反應堆的水量，防止水吸收中子。此外，為了防止功率下降，托普圖諾夫抽出了反應堆活性區的絕大部分控制棒，留在反應堆中的控制棒只剩不到10根。凌晨1點22分30秒，因為操作員可用的反應堆控制棒已所剩無幾，反應堆計算機已經發出了停堆的建議。但測試條件就快達到了，他們無視了警告。

凌晨1點23分04秒，測試終於開始了，通向渦輪機的蒸汽被切斷。到1點23分43秒時，應急發電機產生的電力就應該足以驅動渦輪機。但反應堆出現了嚴重的問題。托普圖諾夫發出了警示，他極力維持不下降的功率開始飆升，反應堆即將達到超臨界狀態。阿基莫夫也有所警覺，命令托普圖諾夫按下用於反應堆緊急停堆的AZ-5按鈕。當時，迪亞特洛夫距離兩人有幾米遠，他回憶道：「阿基莫夫下令關停反應堆，並打手勢示意：按下按鈕。」托普圖諾夫遵從了指令。

時間到了凌晨1點23分40秒。他們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完成測試，剩下的問題可以由緊急停堆程序解決。然而，正當眾人以為麻煩已經結束時，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幾秒鐘後，他們突然聽到了一陣隆隆聲。「那完全陌生的隆隆聲，很低沉，聽起來像人的呻吟，」當時在控制室內的拉齊姆·達夫列特巴耶夫回憶道，「地板和牆面劇烈搖晃，灰塵夾雜著碎屑從天花板上紛紛落下，照明系統失效，整個房間頓時幾近漆黑，只有應急指示燈還亮著。很快，傳來一聲沉悶的巨響，伴隨著陣陣雷鳴般的響聲。燈再次亮起，4號機組的所有工作人員全部就位。操作員們在一片喧囂中大聲呼喊，試圖弄清楚剛剛發生了什麼，以及正在發生什麼。」

阿基莫夫班次的年輕操作員博里什·斯托利亞爾丘克記得，第一次爆炸後，他以為氫化器出了問題，便試圖用控制裝置關閉氫化器。但隨後，第二次爆炸發生了。斯托利亞爾丘克聽到了「混凝土嘎吱嘎吱的碎裂聲」，還伴隨著他聞所未聞的「非常非常糟糕的聲響」。看著控制台，他「意識到發生了可怕的事情，4號反應堆再也無法運轉了」。這是一起設計師未曾預想過的事故，沒有被列在操作手冊中，操作員們不知道應該如何處置。「大體上，沒人相信會發生這種事。人們──至少是我──都不知所措。」斯托利亞爾丘克回憶道。

操作員們之前不斷努力，通過抽出控制棒迫使反應堆在氙中毒的條件下運行，但這一系列操作最終產生了他們未曾設想的效果。由於渦輪發電機不再產生電力（這是本次測試的一個條件），因此冷卻系統中的水流量減少、未被吸收的中子量增加，從而造成輻射水平激增。按理說，緊急停堆按鈕可以通過插入控制棒終止反應。但控制棒緩慢下落，最先進入堆芯的是控制棒尖端的石墨，造成了正緊急停堆效應，核反應水平再次急升。控制棒能吸收中子的硼棒部分需要5秒才能進入反應堆活性區並發揮作用，但4號反應堆已經等不了這5秒了。隨著反應堆進入超臨界狀態，功率激增，燃料通道爆裂，卡住了控制棒，使其無法進入反應堆堆芯。反應堆在劫難逃。

緊接著，控制室內的人聽到了兩聲巨大的爆炸聲。第一聲爆炸聲來自反應堆的蒸汽爆炸：燃料通道破裂導致反應堆冷卻系統失壓，產生的大量蒸汽無處釋放。第二聲爆炸聲來自氫氣爆炸：反應堆下方的水箱產生蒸汽，蒸汽和過熱的燃料包殼相遇，產生了氫氣。兩次爆炸掀起了反應堆頂部覆蓋的生物屏蔽層，這個屏蔽層名為「葉連娜」（Elena），重達500噸，上面還載著250噸重的換料機、50噸重的起重機和安裝在屏蔽層混凝土板上的許多系統設備。「葉連娜」被炸到空中後又落回反應堆上，但只擋住了反應堆開口的一部分，留下了一個巨大的缺口，充滿著放射性粒子的煙羽從這個缺口衝出，逃逸到大氣之中。

等到控制室中的灰塵稍稍落定，應急指示燈還亮著的時候，迪亞特洛夫咆哮道：「以緊急速度冷卻反應堆！」隨後命令阿基莫夫聯繫電工，用備用發電機啟動水泵：他以為反應堆此時已經關停了，而殘存在反應堆中的衰變熱可能造成巨大的隱患。隨後，他意識到情況比他想像的更糟糕。迪亞特洛夫回憶道：「我盯著反應堆控制台，眼珠子都要瞪出來了。」信號顯示控制棒卡在了中間，無法下降到反應堆活性區。阿基莫夫切斷了控制棒驅動系統的電源，希望控制棒能靠自身重力下落到反應堆堆芯，但這一操作沒有奏效。於是，迪亞特洛夫命令控制室內的兩名實習工程師維克多·普羅斯庫里亞科夫（Viktor Proskuriakov）和亞歷山大·庫德里亞夫采夫（Aleksandr Kudriavtsev）跑去反應堆廠房，手動插入控制棒。等到迪亞特洛夫意識到單憑人力根本不可能移動控制棒的時候，二人已經離開了。迪亞特洛夫跑出控制室，想把他們叫回來，但兩位實習生已經不見蹤影。

爆炸發生時還在控制室里的拉齊姆·達夫列特巴耶夫記得，迪亞特洛夫下令啟動水泵後不久，一名渦輪機操作員衝進控制室大喊：「渦輪機廠房起火了！快叫消防車！」達夫列特巴耶夫急忙趕到渦輪機廠房。「儘管在房頂破損的地方我既看不到蒸汽，也瞧不見煙霧和火星，不過我能聽到頂部有蒸汽逸出的聲音；在漆黑夜空中，我只看到星星在閃爍。」他回憶道。他命令手下排出渦輪機中的機油，以避免引發更大的火災，手下們照做了。他們阻止了渦輪機廠房的火災，否則火勢將很容易蔓延至核電站的其他幾座反應堆，造成短路和冷卻劑喪失事故，還有發生爆炸和堆芯熔毀的隱患。他們之中有些人吸收了高劑量輻射，在幾周內相繼離世。

一同趕來的迪亞特洛夫檢查了渦輪機廠房的情況。廠房內，零星的機油起火，還有電火花、破裂管道中噴湧出的熱蒸汽，讓他想到了地獄。後來他寫道：「此番景象真該讓偉大的但丁記錄下來。」隨後，他走到室外，繞著半毀的反應堆廠房走了一圈。3號機組的屋頂和化學裝置廠房也起火了。「這是第二個廣島！」他對尤里·特雷胡布說。由於輻射計數器顯示的讀數已超過1000微倫琴/ 秒的刻度上限，迪亞特洛夫不清楚實際的輻射水平。在控制室中，阿基莫夫、托普圖諾夫和斯托利亞爾丘克正拚命試著向已經發生爆炸的反應堆供水。那晚值班的一名渦輪機操作員瓦列里·霍傑姆丘克（Valerii Khodemchuk）失蹤了──爆炸發生時，他被掉落的混凝土塊砸中，成為車諾比核事故的第一位受害者。還有一名工程師弗拉基米爾·沙希諾克（Volodymyr Shashenok）被管道中噴出的蒸汽嚴重燙傷，於次日去世。

在控制室內，博里什·斯托利亞爾丘克還在控制台前，試圖確保冷卻水被注入反應堆。反應堆已經全毀，控制室內的人或許還不知道此事，也可能只是不願相信這個事實。不管怎麼樣，面對這樣一場災難，他們也沒有其他辦法。他們仍在不斷泵水，斯托利亞爾丘克具體負責這項工作，基本沒有離開控制室。後來，他意識到這保住了他的命，因為控制室內的輻射水平比受損機組附近的其他區域都要低。迪亞特洛夫、阿基莫夫和托普圖諾夫在控制室外停留了很長時間，一是為了查看情況，二是要逐一手動打開供水系統的閥門，這導致他們受輻射的影響最大。斯托利亞爾丘克後來回憶說，托普圖諾夫曾返回控制室內，嘔吐不止。迪亞特洛夫命令其他人離開4號機組，避免過度暴露在輻射之中，但斯托利亞爾丘克留了下來，因為他還有任務需要完成。後來，有人問他當時是否意識到了危險，他做出了肯定的回答。但他並沒有將嘔吐和高劑量輻射聯繫起來──當時他未受過這方面的培訓，不會朝這個方向想。他希望自己能離開4號機組，但也明白他還不能走。

[……]

由於其他人都離開了4號機組，斯托利亞爾丘克便留在控制室內，一直到早上8點左右換班。他也感覺不太舒服。「有些噁心，但沒有嘔吐，」他回憶道，「全身發燙，眼睛紅腫，還流眼淚，感覺極度不適。」因此，當看到早班的工程師前來接替他時，斯托利亞爾丘克不由得喜出望外。他們沒有時間詳細討論發生了什麼。水泵仍在運行，早班的工程師接手了斯托利亞爾丘克的工作，將更多的水注入反應堆原本所在的地方。

在回家的路上，斯托利亞爾丘克望向公交車窗外，看到了損毀的反應堆廠房，這下他徹底明白髮生了重大事故。他回到普里皮亞季，看到人們還安然走在街上。他很渴，喝了一杯格瓦斯，和朋友聊了一會兒後便沉沉睡去。他想好好休息，為下一次輪班做好準備。但沒睡多久就有人敲門：一名克格勃要帶他前往市政廳問話。到了那裡後，克格勃問他發生了什麼、他還聽說了什麼，但斯托利亞爾丘克感覺很不舒服。克格勃中斷了審問，讓他去醫院。於是，他自己步行去了醫院。

然而，醫院最大的病患群體不是操作員，而是消防員。在兩名年輕中尉弗拉基米爾·普拉維克（Volodymyr Pravyk）和維克多·克別諾克（Viktor Kybenok）的帶領下，消防員們在爆炸發生後幾分鐘內就抵達了現場，英勇地撲滅了3號反應堆屋頂的火，同時密切關注著渦輪機廠房的屋頂。在他們的努力下，大火沒有蔓延到未受損的反應堆，這是這些消防員為拯救世界做出的貢獻。他們沒有穿戴必要的防護裝備就投身核烈焰之中，堅持不了一個小時便會感到噁心反胃，不得不被人扶上救護車。當天晚些時候，他們又上了開往基輔的大巴──28名受輻射影響最嚴重的病人要被送到基輔，迪亞特洛夫、阿基莫夫和托普圖諾夫也在其中，他們的臉已經因核輻射而腫脹起來。隨後，他們從基輔乘飛機前往莫斯科的一家專科醫院。對於其中的大多數人來說，這是他們人生中的最後一段旅程。

[……]

7月初，戈巴契夫主持了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會上得出結論，事故的發生是兩大因素共同作用導致的：操作員違反了安全規定、反應堆存在重大設計缺陷。「反應堆的物理特性決定了事故規模的大小，」一名受邀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的官員說道，「人們不知道反應堆在這種情況下會加速。後續改進能否確保這種反應堆的絕對安全，只能說還是一個未知數。不過我確定不應該再建造RBMK了。」戈巴契夫和中央政治局的其他成員也都同意這個看法的前半部分，但不同意後半部分。他們負擔不起終止RBMK建造和運行的代價。因此，中央政治局雖然得出了反應堆存在設計缺陷的結論，但並未向公眾披露。媒體僅報道了操作員失誤和管理層嚴重瀆職。核電站站長維克多·布留哈諾夫在政治局會議上被當場開除黨籍，之後還將面臨刑事訴訟。

[……]

車諾比核災難直接導致RBMK的創造者們紛紛被解職，到1988年秋，他們基本退出了歷史舞台。蘇聯核機構高層和黨內部分高層領導依然堅定地維護著RBMK和整個蘇聯核工業的聲譽。1986年8月，國際原子能機構在維也納召開會議，瓦列里·勒加索夫（Valerii Legasov）[4]在會上針對車諾比核事故發表了一份空前坦誠的報告。雖然勒加索夫的報告與黨內口徑保持了一致──首先譴責了操作員的失誤，然後才指出反應堆存在的設計問題，但他仍因披露過多機密而受到同事的排斥。他深受急性放射綜合徵的折磨，又遭到同事們的反對，沒能接替亞歷山德羅夫擔任原子能研究所所長。1988年4月27日，也就是事故發生兩年後，勒加索夫選擇了自盡。他留下了幾盤磁帶，口述了自己的回憶和有關事故起因及後果的想法。

[4] 時年49歲的化學家瓦列里·勒加索夫是蘇聯原子能研究所所長阿納托利·亞歷山德羅夫（Anatolii Aleksandrov）的第一副手，在負責解決車諾比核事故的委員會中擔任科學顧問。事故發生之前，勒加索夫一直對核電的安全性深信不疑，而且極力憑藉自己的身份推廣RBMK。

1987年夏，維克多·布留哈諾夫、阿納托利·迪亞特洛夫、尼古拉·福明，以及車諾比核電站的另外三名管理人員被一起送上法庭。他們被指控玩忽職守、違反操作規程。……布留哈諾夫、迪亞特洛夫和福明均被判處10年有期徒刑，根據當時蘇聯刑法的規定，這是此類犯罪可判處的最高刑期。截至1991年秋，三人都獲得假釋。那時，葉夫根尼·韋利霍夫（Yevgenii Velikhov）[5]已接替亞歷山德羅夫擔任原子能研究所所長，他領導的特別委員會發布了一份報告。這份報告總結說，導致事故災難性後果的原因不僅包括操作員的失誤，還包括蘇聯核工業上下的安全意識不足、RBMK的建造存在缺陷。這份報告結論與戈巴契夫和中央政治局成員於1986年夏得出的結論基本一致，但戈巴契夫等人卻向自己的國民和全世界隱瞞了真相。韋利霍夫的報告得到了國際社會的認可。

[5] 同勒加索夫一樣，韋利霍夫也是阿納托利·亞歷山德羅夫的副手。勒加索夫是化學家出身，韋利霍夫則是物理學家出身。他們二人在研究所里是競爭對手。

後來，戈巴契夫聲稱車諾比核事故改變了他。然而，他隱瞞了車諾比核災難的真正起因和後果，自然也就無法消除這次事故對他這位蘇聯最高領導人和整個國家造成的損害。1991年9月，布留哈諾夫獲得假釋時，戈巴契夫正為自己的政治生涯竭力鬥爭，試圖維持蘇聯的統一。當時，蘇聯正被多個獨立運動所撕裂，其中部分運動就源於政府處理核災難信息不當所引發的反核抗議。

[……]

立陶宛和烏克蘭的反核運動是推動蘇聯解體的一大重要因素。自蘇聯時期，立陶宛就有獨立傾向。1991年12月1日，烏克蘭議會投票贊成獨立，讓蘇聯走上了崩潰的道路。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是受車諾比核事故泄漏的放射性沉降物影響最大的三個蘇聯加盟共和國。一周後，12月8日，三國領導人聯合宣布蘇聯解體。三位領導人中有兩位職業政治家──俄羅斯的鮑里斯·葉爾欽和烏克蘭的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Leonid Kravchuk），還有一位物理學家出身的政治家──白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維奇（Stanislav Shushkevich），他們共同簽署了關於蘇聯解體的簡短聲明。聲明雖然簡短，但其中有一條與車諾比核事故有關──三位領導人承諾將協作克服這場浩劫帶來的困難。自一開始，車諾比核事故就涉及國際因素，如今則完全成了一個國際問題，這是車諾比核電站的建造者在20世紀70年代無法想像的。現在，車諾比隔離區分為兩部分，分屬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兩個主權國家。

在脫離蘇聯之前，烏克蘭就繼立陶宛之後通過頒布法律暫停在其領土上建造新的反應堆，並在未來幾年中停用已有的反應堆。然而，隨著這些加盟共和國走向獨立，20世紀90年代國有經濟和國營經濟的崩潰造成了經濟衰退，這些法律均被廢除。事實上，核能作為電力和國家主權的來源之一，兩國對它的依賴有增無減。20世紀80年代末，車諾比核災難掀起了反核運動，但核能並未被擊倒，它的生命力遠勝於20世紀六七十年代賦予其生命的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

1991年底，蘇聯已不復存在，但直至2000年底，車諾比核電站的最後一座反應堆才在西方的高度施壓下關閉。如今，烏克蘭超半數的電能來自核電站，烏克蘭還建造了歐洲最大的核電設施──扎波羅熱（Zaporizhia）核電站，運行著6座裝機容量為1000兆瓦的水-水反應堆。烏克蘭共有15座在運核反應堆，平均服役時間超過32年。雖然在21世紀開始前，車諾比核電站的反應堆已安全停用，但仍有多達10座RBMK在車諾比核事故後進行了一系列改良，繼續在俄羅斯聯邦運行。

蘇聯一直沒有全額償付車諾比核事故的善後費用。於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在國際社會的協助下承擔了相關費用。據統計，處理車諾比核災難後果的開銷相當於白俄羅斯年度預算的20%。以七國集團為主的多國政府通過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BRD）籌資，成立了一個國際性財團，在經歷了長時間的延期後，終於在2019年完成了車諾比4號反應堆新掩體的建造工作，耗資21億美元。新掩體的使用壽命長達100年，或許能有足夠的時間清除受損反應堆內留存的核燃料、拆除並移走剩餘的反應堆，最終徹底凈化該區域的污染。按照最樂觀的估計，實現這一目標的時間為2065年——政府首次批准建造車諾比核電站100周年，但車諾比核事故對地球的影響不會就此消散。

選自《原子與灰燼：核災難的歷史》，廣東人民出版社·萬有引力，20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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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希利·浦洛基（Serhii Plokhy），哈佛大學歷史系烏克蘭史米哈伊洛·赫魯舍夫斯基講席教授、哈佛大學烏克蘭研究中心主任，專攻東歐思想、文化、國際關係史，著有《大國的崩潰：蘇聯解體的台前幕後》《歐洲之門：烏克蘭2000年史》《車諾比：一部悲劇史》等十餘部專著，獲獎眾多，包括非虛構類兩大標杆獎項萊昂內爾·蓋爾伯獎與貝利·吉福德獎，以及俄羅斯研究領域的權威獎項普希金圖書獎，他也是唯一兩獲普希金圖書獎的獲獎者。

|譯者簡介：李雯露，復旦大學外文學院在讀博士生，研究方向：翻譯研究與實踐、科技翻譯史、對外傳播研究。

|譯者簡介：王梓誠，自由譯者，曾任英漢大詞典編纂處編輯。

題圖：Taryn Simon| Nuclear Waste Encapsulation and Storage Facility, Cherenkov Radiation, Hanford Site,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Southeastern Washington State (2007)

排版：阿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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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一年後，整個廣島都很疲憊。」

這場災難實則是人類的文字無法描述的

我為什麼不能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