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太宗李世民的用人思想中，能力與職位的匹配問題也一直是他關注的重點。他明確提出，要根據實際能力降職使用或提拔、根據能力加以任免，既不允許能力低下者長期混崗，也不容許大材小用、浪費人才的現象存在。
貞觀二十年二月，刑部侍郎缺人擔任，李世民要執政大臣「妙擇其人」，執政大臣們提了幾個都不能使其滿意，於是他想起李道裕是一個堅持實事求是的人——在處死張亮的問題上，李道裕力排眾議，仗義執言，說：「亮反形未具，罪不當死。」這種不懼嫌疑的作為，證明了李道裕為人的原則性，於是李世民深有感觸，委任李道裕為刑部侍郎。
貞觀二十年六月，李世民欲赴靈州招撫敕越諸部，要太子隨行，少詹事張行成上疏說：「皇太子從幸靈州，不若使之監國，接對百僚，明習庶政，為京師重鎮，且示四方盛德，宜割私愛，俯從公道。」李世民甚覺妥帖，提拔張行成擔任了較高的職務。
而貞觀十一年，李世民對治書侍御史劉洎的上書中提到的廢除「國戚制」、唯才是用、唯賢是舉意見的贊同並大力推行改革，則更具有說服力。
劉洎主要針對尚書省而言，他在上書中說：「尚書省是個日理萬機的機構，它們是處理國家事務的關鍵部門，因此，尋求尚書省眾官員的人選，授予官職，確實是件有難度的事情。一旦官吏任免出錯，被不稱職的人占據了，那就會牽一髮而動全身。」
他這麼說是有原因的。原來，尚書省的詔敕總是拖延滯留，公文都堆滿在案桌上了還不能及時得到處理。為此，劉洎大膽地指出：
貞觀初年，國家還沒有設尚書令、左右僕射等官職時，尚書省的事務非常繁雜，比現在多出一倍以上。當時任左右丞的戴胄、魏徵二人都很通曉官吏事務。他們本身胸懷坦蕩，品性剛直，大凡遇到應該彈劾檢舉之事，無所迴避。百官懂得自我約束，朝中瀰漫著一種莊重嚴肅的氣氛，這都是因為用人得當的緣故。
到杜正倫任右丞的時候，也比較能勉勵下屬。而到了近來，國家的一些重要法紀已不能正常執行了。因為功臣和國戚占據著要位，才不符職，而且彼此又倚仗著功勞或權勢相互傾軋。在職的官員，大都不遵循國家的法律準則，雖然有的也想奮發努力，但是一遇到譏謗就害怕得不行。
這是尚書省官員效率低下的根源所在。改變這一現狀的辦法，劉洎認為，需要選拔眾多的優秀人才並授予官職，而且必須非才莫舉，精心選任尚書省的左右丞及左右郎中。如果這些重要職務的官員選任真正做到了才職相稱，就能消除積弊，國家的法紀就會得到完善的實施。
其實當時李世民對尚書省的效率低下也有所聞，這份上書，句句說到了他的心裡。於是，奏章上奏不久，他就任命劉洎為尚書省左丞，全力地支持他，讓他在那裡放手工作，清理積弊。
領導者要根據人才的性格特點用人，讓合適的人處於合適的位置上，使人盡其能，有效地發揮每一個成員的最大作用。這其實涉及到一個人才及崗位價值的最大化問題，與企業用人標準密切相關。這一點，現代企業管理者不妨借鑑一下唐太宗的用人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