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文章獻給一位曾經的同行，新華社記者徐勇。
對於外界來說，徐勇不是一位有名的記者，如果不是因為昨天的突發心梗離世，很多人大概一輩子都不會知道這個名字。我之所以知道他，也是因為有幾個新華社的朋友今天都轉發了懷念文章。
他的履歷很簡單——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從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後，即進入新華社工作，歷任駐外記者、編輯，擅長國際新聞特稿寫作，去世前是新華社國際部專稿中心主任。
他像極了我曾經的很多同事，身上濃縮了老一代新聞人的很多優點。
八十年代是一個特別好的年代，對於新聞單位，更是如此。那時，理想主義還很盛行，詩人和記者都受人尊敬，進入報社電視台，是很多名校畢業生的首選。
因為長期派駐國外，徐勇中英文水準都很高，業務也特別過硬。我沒接觸過徐勇，寫不好。他的同事寫了回憶文章，我節選部分文字：
新華社主樓北門外有兩個吸煙點，編輯記者，多會於此，聊的都是國計民生，沒思想的一般插不上嘴，而徐勇則是萬年主講。
他一笑，聽客們就很緊張，得集中精神，否則就無法從他流利的中英夾雜中get到他的點，而一旦get不到，就只能陪著他傻笑。
我剛入社時，搞直播報道，內容大多涉及國內外時事，節目嘉賓很重要——這個人，不但得懂，還得會講，還得知道啥能講啥不能講，在很多東西不能講的情況下，還得把事兒講明白了——但我們從不擔心嘉賓出簍子——當時有句口頭禪：「沒事兒，有徐勇呢。」
徐勇沉浸新聞報道多年，業務素質絕對過硬。
在有意無意的聊天中談到徐勇改稿子，別管是資深記者還是高級編輯，都會緊皺眉頭，回憶片刻，醞釀一會，蹦出一句話來——「反正……徐勇吧……他給你改稿子，你服。」
他說：「不要色彩，形容詞是色彩，評價也是色彩，色彩會失真，伴隨日月、角度和心情而失真，唯有輪廓，刻骨銘心。」
我一個朋友，剛入社，分到徐勇手底下，就被教育了——「你不要巴結我，你就好好寫稿吧，等你評副高的時候我都死了。」
看了這些，我特別感慨。
剛入行時，那些前輩也是這樣教我的——寫稿子，少用形容詞，少用「的地得」；一句話，長不如短，最好不要超過13個字；打標題，寧短勿長，最好在10個字上下。
好的編輯記者都是一樣的標準，不分體制內體制外。
透過這些細節回憶，煙霧繚繞中，我也想起了很多喜歡邊抽煙邊寫稿看版的前同事。他們認真的樣子，和徐勇很像。
我有段時間特別看不上新華社的稿子，覺得特別官樣和乾巴。廣州媒體遠離帝都，活潑敢言，崇尚「說人話」。開業務會時，我們會要求記者少用「新華體」寫稿。如果評價一個記者的稿子，很「新華體」，這基本上是特別嚴重的指責。
但新華社內部也不是鐵板一塊，國內國際的稿件風格也不相同。國內新聞寫成這樣，原因大家也都知道。他們的國際新聞，尤其是特稿，好看又大氣，今天才知道，跟徐勇的一貫堅持也有很大關係。
中國的新聞單位里曾經有過特別好的風氣，就是業務好的人很受尊敬。有點追求的，多想在業務上做到拔尖，至於官不官的，反而無所謂。新聞單位里的管理崗，可能也是最沒有「官味」的。在有的報社，對總編輯直呼其名，也沒人覺得出格。實事求是，平等自由，這是以前的媒體特別吸引人的地方。
徐勇生前已經是中心主任，按理說，已經可以不用再寫稿。但他閒不住，連一些小稿都寫。以前還有幾十塊稿費，現在沒有一分錢，他還在寫。
圖啥？有些人不懂，但我懂。
以前我對新華社不太了解，今天因為徐勇，我對這家通訊社多了幾分敬意。
文字好的人，一般都有文字潔癖，改了又改，都是常態。對自己要求高，再加上新聞單位的一些特性，食不定時、經常熬夜，是常有的事。徐勇的倒下，跟不良生活方式密不可分。抽煙、熬夜、久坐，都是元兇。徐勇入行多少年，相信就熬了多少夜。
這種病在新聞人中特別高發。
2008年前的11月21日，徐勇的好友、新華社貴州分社攝影記者侯少華也是因心梗倒下。他去世的時間，和徐勇只差一天。
11年前，徐勇「在北京，站立而低頭，朝向南方，遙想侯哥音容笑貌」。11年後，很多人在很多地方，向這位老新聞人，以及那些遠去的新聞人范兒，致哀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