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觀看《我和我的祖國》的時候，筆者跟在場的大多數觀眾一樣，深深地感動並感奮於其中的每一個單元，並對這種以普通個體映照國家記憶，在宏大歷史中散發出生命光輝的集錦式獻禮片給予較高的評價。
但即便如此，我還是對作為全片總導演以及《白晝流星》單元導演的陳凱歌，存有一些惋惜與疑惑。畢竟，跟其他幾個單元相比，《白晝流星》講述的故事未免太「跳」，想要表達的東西似乎太多。點開網上的評論發現，有很多觀眾對此表現出無法理解的心情。如此「美中不足」，到底是為什麼呢？帶著「解惑」的目的，我又到電影院看了第二遍。
正是在銀幕上出現的畫面和聲音中，在太空人從外太空返回的祖國大地，在少年們縱馬飛奔的茫茫戈壁，以及「李叔」告訴少年們這些航天英雄也都是「回鄉的人」的那一瞬間，我終於明白，《白晝流星》是在藉助2016年神舟十一號飛船返回艙成功著陸這一共和國的重大事件，表達導演陳凱歌、主演田壯壯與總製片黃建新及其這一代人之於土地、國家與民眾、歷史之間的內在關聯。
通過特定的時空機制與文化策略，這一代曾經以自己的童稚和青春顛沛流離於祖國的都市和鄉野，並因改革開放的宏偉時代而成就於世界影壇的中國電影人，在抒發個人化鄉愁的同時，完成了一次充滿儀式感和療愈性的國家式懷舊。吾家吾國，吾土吾民，我和我的祖國，就在「李叔」和航天英雄對少年們的引領，亦即「家」和「國」對「我」（「子」和「民」）的曉諭和規訓中得到高度的體認。
正像陳凱歌總在跟媒體表述的、那個屬於他人生中「最難忘」的瞬間。那是在1964年10月16日下午的北京，12歲的陳凱歌走出西城區的師範一附小，突然間，從四面八方湧出的狂歡人群讓他停下了回家的腳步。他踉踉蹌蹌地隨著人群一路往南，拐上長安街，走向天安門。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他看到了藍天白雲在眼前流過，然後就是漫天飛舞的《人民日報》號外：「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在張一白導演的《相遇》單元，電影重現了這一代人「最難忘」的歷史時刻。但此時的陳凱歌，已經化身為一個獻身於國防科技事業，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和愛情的普通的科研工作者。值得注意的是，在《相遇》單元里，除了實驗室和醫院之外，主要的故事空間，就只剩一輛公交車、一方紅旗漫捲的廣場與一個冷清寂寞的家。在家裡，女主人公面對電視新聞中已經遠逝的愛人照片，禁不住感傷垂淚。在張一白、薛曉璐以至文牧野這些新一代的電影人眼中，共和國的歷史有多少終生不渝的愛情，就有多少執著堅韌的犧牲。《相遇》如此，《回歸》如此，《護航》亦然。
也就是這些發生在上世紀60年代北京公交車上的愛情故事，以及1997年7月1日前後飄蕩在港島的羅大佑歌聲，甚至最近一些年裡通過電視和網絡看到的國家慶典及其閱兵方陣，才能喚起海內外每一個中國人的個人記憶和綿綿鄉愁，將一種更加普遍的、全民的公共事件及其歷史景觀，幻化為無法重現的生命體驗或個體成長的心路歷程，並以此在國家式的懷舊話語洪流中，獲得一種前所未有的呼應與最大限度的共鳴。
正因為如此，在管虎導演的《前夜》單元里，除了運用各種手段努力復現建國之初的古都街巷、廣場氛圍和社會各界的精神面貌，在集中講述開國大典天安門廣場旗杆設計安裝者林治遠等人克服重重困難，保障新中國第一面五星紅旗順利升起的故事情節之外，還頗有意味地設計了一些只有一兩句台詞的「小」人物，試圖通過他們聯結更多個人、集體與國族的記憶；而當林治遠終於打敗自己的「恐高症」，在高高的旗杆上望向東方的天空，地平線的盡頭便是晨曦初露的北京，也是百廢待興的新中國。此時此刻，國家式的懷舊與個人化的鄉愁交織在一起，便能在觀眾心目中觸發強烈的歸宿感和身份認同的情緒。
在這方面，徐崢導演的《奪冠》和寧浩導演的《北京你好》兩個單元，則有更加精彩的創意和更接地氣的表達。應該說，從國家層面來看，無論女排奪冠，還是北京奧運，都是跟全國範圍內全民的歷史記憶聯繫在一起的，但這兩個單元的最大亮點，恰恰是將這種「全域」敘事和普遍情感，展現為一種僅屬於上海弄堂里的小兵乓球手冬冬和北京街道上的計程車司機張北京。在某種程度上，女排奪冠的決勝時刻與奧運開幕的璀璨之夜，跟兩位主人公之間保持著一種若即若離甚至失之交臂的關係；但也正是通過這種特殊關係，兩個單元得以花費更多的精力，將鏡頭伸向更加豐富的城市景觀與更加鮮活的人物言行，將新中國的兩大歷史節點，在銀幕上予以更加複雜多樣的聲畫呈現。
為此，當30多年過去以後，身為國乒教練的冬冬，在電視直播現場再見當日來不及告別即要出國的小美的時候，當年的上海弄堂以及聚在弄堂電視機前歡呼女排奪冠的鄰居們，便成為兩人心中共同享有的美好記憶；同樣，跟計程車司機和大量普通群眾站在鳥巢外的張北京，看著奧運會開幕式的直播畫面，也在忘情的歡呼聲中跟自己的前妻、兒子以及來自地震災區的孩子和世界各國的觀眾一起沉浸於這一歷史性的時刻。
在這裡，現實與歷史、全球與地域以及自我與他者、個人與國家，都在特定的時間和地點，體驗著由紀實與虛構以及實在與虛擬交織而成的，作為一種文化想像的鄉愁與意識形態的懷舊。也正是在這一層面上，《我和我的祖國》不僅在陳凱歌、黃建新與徐崢、寧浩之間架起了溝通的橋樑，也在幾代影人及其普通觀眾之間，找到了難得的共情與難忘的共鳴。
文 | 李道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