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1月，也就是第一次長沙會戰剛剛結束一個多月後，日本一直急於向國民政府進行誘和的工作似乎有了進展，在這之前，日本氣勢洶洶以十萬重兵進攻長沙，本擬在數日之間占領長沙，卻沒想鎩羽而歸，其精銳部隊第106師團幾乎遭遇全殲，之後在中國戰場上，再也沒有了這個番號。
再加上第一次長沙之前的武漢會戰，這常規宏大的戰役雖然最後以國軍的棄守武漢而告終，但是卻挫敗了日軍快速占領武漢打破國民政府抗日信心的意圖，在武漢會戰之後，抗日戰爭進入了相持階段。
這樣的情況卻不能不讓日本侵略者擔憂，因為日本畢竟是個資源匱乏的島國，雖然占領了東北以及很大一部分中國領土，但是其實日軍的勢力範圍還只是停留在城市，城市之外的廣大地區包括農村，日軍並沒有有力的掌控，再加之國軍堅壁清野的抗日政策，也就導致在這場戰爭中，日軍不能非常有效的在中國進行以戰養戰。
面對種種困境，日本方面開展了所謂「桐工作」，以對國民政府進行誘和，在一個名叫張治平的香港大學教授的牽線搭橋下，開始與蔣介石的姻親宋子文的胞弟、時在香港擔任西南運輸公司董事長的宋子良展開接觸，並且於12月27日夜間，雙方第一次會面，開啟了所謂的和談。
宋子良
難道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政府打算和日本人媾和嗎？其實並非如此。在這之前，汪精衛已經開始了他的賣國之路，但是由於汪精衛在國軍中幾乎毫無影響力，所以日本方面對他並不看好，而蔣介石的國民政府這次與日本人進行的和談，其實是有三個方面的。第一，拖延日本人扶持汪精衛的時間；第二，延緩日軍的進攻步伐為中國贏得戰備時間；第三，摸一摸日本人的老底。
於是在得到這次和和談的機會之後，在蔣介石的授意之下，由軍統局長戴笠策劃，以軍統駐香港站特工曾政忠假扮宋子良，參加日本的桐工作，假意與日方代表今井武夫展開和談。也就是說，最開始與日本人進行接觸的時候，這個所謂的宋子良就是假的，整個和談計劃，也不過是國民政府對於日本方面的虛與委蛇。
戴笠
在進行第一次會面之後，於次年，也就是1940年的3月一直到5月，中日雙方進行了為其三個月的香港會談，在此期間，日方提出備忘錄（覺書）八條，其重要者為：第一條，中國以承認「滿洲國」為原則；第二條，中國立即放棄抗日容共政策；第三條，日華締結防共協定，允許日軍一定時期內在內蒙及華北地區駐兵；第七條，停戰協定成立後，國民政府與汪兆銘派協力合作。10日中午，張治平通知鈴木，中國方面委員徹夜協商，大體同意備忘錄，已向重慶請示。
同日晚，中方聲稱接到蔣委員長的長篇訓詞，另提「和平意見」八條。其主要內容有：關於滿洲問題，中國在原則上同意考慮，方式另商；關於中國放棄抗日容共問題，乃和平協定後中國所取之必然步驟；關於汪兆銘問題，此純為中國內政問題，在和平恢復後，以汪氏與中國國民黨歷史之關係，中國當有適當處置，毋庸提為和平條件之一；關於撤兵問題，日本應於和平妥協時，從速撤退在華軍隊。中方建議兩方各自分別在「備忘錄」與「和平意見」上簽字，但遭到日方反對。
其實我們可以看出，國民政府方面所提出的條件其實很難讓日本接受，而日本又急於誘和，所以不得不談，於是一次為籌碼和日本方面拉鋸，三個月時間，使得會談毫無進展。
在這之後，又進行了澳門會談，字詞期間，國民政府對汪精衛的態度愈加激烈，參加和談的中方代表章友三以空前激烈的態度表示：中國在「承認滿洲國及日軍在中國駐兵問題上」，絕對難以承認，並稱「有汪無蔣，有汪無和平」。他要求日方居中斡旋，或命汪出國，或命汪隱退。日方對章的發言表示反對。會談兩天，無結果。
之後雙方又在磋商之下提出由板垣、蔣、汪三方先行會談，之後則是開始協商「巨頭會談」的地點，並且提出了數種方案，在此期間中國方面提出的備忘錄為：滿洲問題在和平恢復後，以外交方式解決之；駐兵問題於和平後，由軍事專家秘密解決之；汪精衛問題，另行商量。日方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見書：承認「滿洲國」的時間及方法，留有協商餘地；駐兵問題以秘密協定方式約定。
然而關於這次所謂的「巨頭會談」，一直到之後的七月會談結束之後，也沒能落到實處。在這之後，日本方面的東條英機發覺中計，勒令禁止和談，桐工作終止。這次桐工作，非但沒有達到誘和重慶國民政府的目的，反而在戴笠的精心策劃之下，不僅拖延了很長的時間，更加使國民政府軍統方面摸清了日本的底牌，更加堅定了抗日的信心。
不得不說，戴笠的確是非常厲害的，他也的確在抗日戰爭期間立下了汗馬功勞，就像章士釗先生給他的輓聯中寫的那樣：生為國家，死為國家，平生具俠義風，功罪蓋棺猶未定；名滿天下，謗滿天下，亂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後人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