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金瑩的歷史課
金瑩說起自己小時候，臉上帶著一種溺愛的嘲弄微笑，就像我們大多數人回憶自己童年時，臉上會情不自禁地微笑一樣。
她說起自己小時候的一樁往事——
當時住在成都路一帶的老房子裡，正是上海城市改造的第一個大規模拆舊里，建造成都路高架的時候。有一天聽說天上轟轟響的直升飛機是在航拍我們這一塊地方，我和妹妹在家裡將窗簾拉緊了，怕被拍到家裡的情形。但是劇烈的轟鳴聲響起時，我和妹妹把窗簾拉開了一條小縫，小心翼翼地遮蔽著自己的臉和自己的家，但觀望著天上的飛機。到許多年後，我進入上海電視台，開始成為一名紀錄片編導，在電視台的片庫里找到當年航拍的素材，才發現一個小女孩真的過慮了，那天航拍，留下的是正在拆除的大片舊城，那時成都路還是平坦的大馬路，高架還未開工，從房子裡伸出的陽台，看上去就像一個個火柴盒子。根本看不見一個躲在窗簾後面的小女孩，和她家的房間。就是我的小學操場上的國旗，都難以找到。
金瑩在上海甦醒並劇變的時期長大。到了她做紀錄片導演，開始拍攝上海故事的時候，她發現1992年後的上海，與1934年後的上海很相似，都表現出一種興致勃勃的擴張活力。
「這次做的紀錄片，要拍的樓包括：龍華塔、外灘氣象信號台、海關大樓，沙遜大廈、中國銀行大樓、百老匯大廈、國際飯店、中蘇友好大廈、聯誼大廈、東方明珠、金茂大廈、環球金融中心、上海中心。」
金瑩和我一起畫了一張她拍攝的上海天際線變化的高樓圖，這些都是上海各個時期的城市制高點。她差不多都上去過了，她從天際線上打量過我們生活的這個巨大的城市，這讓我很是羨慕，我也喜歡從高處看城市的那種奇異的感受。
金瑩和她的拍攝小組，在這些制高點上，一起完成了他們的天際線歷史課。
龍華塔是北宋時代的上海制高點，一千年了，那時我們這裡是水網豐富，土地肥沃的江南，是中國最古老的稻米之鄉。
然後，另一座塔來了，外灘的氣象信號塔，十九世紀法國耶穌會傳教士修建的，向整個東北亞發布航海氣象，船進出港口的時辰，這時，我們這裡是重要的通商口岸城市。
1929年的沙遜大廈，它曾是外灘的最高建築，也是最現代和建造精良、追求華麗的酒店。這時，我們這裡是亞洲最繁華的都市，引領著城市發展的潮流：摩天樓出現了。
到了國際飯店，1934年，摩天樓已成為上海重要的面容與驕傲。當時流傳著一個故事，一個鄉下人戴著草帽來到上海，走到國際飯店下，他抬頭想看看樓頂，抬啊抬啊，帽子都從頭頂上掉下來了，但還是沒看到樓頂。
1955年的中蘇友好大廈，它塔頂上的那顆紅五星是許多年的上海紅色制高點，夜晚散發出紅星的光芒。這時，我們是新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
1985年的聯誼大廈——上海終於又開始造高樓，而且一上手就是玻璃幕牆的高樓，與貝聿銘同時在巴黎羅浮宮設計金字塔使用玻璃幕牆，以及當時香港的最高建築中銀大廈使用玻璃幕牆的時間幾乎一致。聯誼大廈一建成，就刷新了上海摩天樓的制高點。它可以說標誌著上海開始醒來。
1993年，上海開始經濟起飛的準備，東方明珠電視塔成為整個上海的制高點了，在浦東，先見之明。果然，浦東從此成為新的摩天樓搖籃。
然後，就是我們看到的浦東「三件套」，先後二十多年，件件刷新上海天際線的高度，真正的起飛。到了上海中心，它已經是世界第二高的高樓了。
金瑩說，她是在一次次去到上海城市制高點的天空下，梳理了屬於自己的上海簡史。當她2019年，從天際線上勾連起一部上海簡史時，上海超過200米的高樓已經有超過五十棟之多，是個名副其實的亞洲超大都會。
這是一個上海年輕人那麼與眾不同的地方歷史課。當一個人長大，離開中學，通常的歷史學習就結束了。然而金瑩幸運。
金瑩白凈的臉上掠過柔和的笑意，謙恭而愉悅地接受了我的羨慕。
讓金瑩意外的地方是，這次拍攝不光是她有機會為自己創造了地方歷史課，而且還讓她發現了高樓上的時光機，讓她能穿越到歷史塵封過去的時光機。她的時光機不是安徒生童話里的木鞋，而是上海的天際線。
龍華塔只有四十米，但卻是從北宋以來，上海幾百年來的最高點。文人們和和尚們才能去到塔頂。許多時間，他們看到的是江南的田野與小河。等到我上去時，已經在龍華各種高樓的包圍之下，好像一個小平台了。但是，我還是能看到龍華古塔上的飛檐，感受到塔頂的微風，當看到下面臨近的龍華寺，黃燦燦的大殿屋頂旁邊，有人在燒高香，求平安。有人舉著正在白煙裊裊的線香，小心翼翼上著台階。有人雙手合十在大殿前祈禱。啊，北宋的時代也許人們也是這樣祈禱的，求平安的生活，求得到庇護的心情，現在也沒有什麼變化的吧。
我很感動。
還有一個令我感動的樓頂，是國際飯店的頂樓。在歷史資料里，我看到一些太平洋戰爭時期留在上海的外僑的回憶錄。日本人轟炸閘北，炸掉商務印書館的珍本圖書館和印刷廠的時候，有人特地到國際飯店的天台上去看。其實天台朝北的地方，視野並不開闊。但是在煙囪的縫隙里看到閘北的時候，我能強烈地感受到1937年遮天蔽日的黑煙，也許夾雜著隨風飄來、源源不絕的商務印書館珍本的灰燼。上海被迫停滯下來。
我很感慨。
第三個地方，是上海大廈頂上的兩個平台。兩個平台，一個朝西，一個朝東。當年上海將要開放的前夕，到訪上海的重要外賓都會去朝西的平台上觀看市容，比如為尼克森訪華打前站的黑格將軍，還有法國總統蓬皮杜。上海從不引他們去朝東的平台上去，因為它面對浦東，當時那裡什麼也沒有。現在，我們去拍攝時，首選是朝東的平台，因為那裡可以拍到浦東的高樓群。我在兩邊的平台上拍攝，到傍晚六點鐘的那幾分鐘，整個城市突然亮了燈。好像城市的另一個時空被突然打開了，洋溢著與日出時刻非常不同的生命力。
晚上六點鐘突然出現在我面前的璀璨城市，讓我感覺震撼。
我讓金瑩說一說，她在上海一千年以來的天際線上，觀看上海的體會：
一開始做紀錄片時特彆強烈的一個感受是，上海的三四十年代的城市氣質和已經過去的二十多年的上海城市氣質特別像。有一批高層建築出現，而且還有種互相競爭的感覺，整個城市的活力，不管是主動還是被迫，確實有一種被趕著往前走、往更高發展的態勢。
但是紀錄片做到後來時，又發現，其實之前三四十年代的那批高樓，也並不是那種為了高度爭得你死我活的樣子。比如沙遜大廈、中國銀行大樓、百老匯大廈、海關鐘樓，這幾幢樓的高度幾乎是差不多的，有幾幢最接近的甚至只有0.3米的高度差。
所以，我就突然發現，其實這一批建築，與其說它們是為了追求高度而存在，不如說追求的是彼此的獨特。中國銀行大樓雖然高度沒有沙遜高，但它是外灘唯一帶有中式建築的元素；百老匯大廈雖然也沒有國際飯店高，但它是外灘唯一可以看到浦東浦西兩岸江景的建築。就這種和而不同的氣質，其實才是這座城市的氣質。而在現在浦東三件套身上，其實也是能看到類似這種的體現。
在金瑩看來，她看到的是上海的基本精神：那是一種包含在無限動力里，和而不同的寬容。
2015年：余儒文爬高樓
年輕的攝影師余儒文在開始拍照的時候，就打定主意，要拍好自己生活的城市上海。他在上海第一人民醫院出生，因為他媽媽就在醫院工作，所以他也算是在醫院長大的小孩。他心裡有個口號：總有一天，我要講自己的世界給你聽。這個講述的方式就是他的照片。這是個有志向的人。
什麼叫拍好了自己的城市呢？和所有開始創作的人一樣，作家，藝術家，攝影師，設計師，包括一個舞蹈演員，在開始自己的創作生涯時，心裡都會有這樣關於「好」的疑問。余儒文也是這樣，他心裡有個標準，但是它還是一條活潑的鲶魚，他幾乎認識它許多年了，可是他就是抓不住它。
在城市裡拍攝了兩年多，他心裡總覺得自己的照片有什麼地方不對勁，差了那麼一口氣。這時，他看到了有人在浦東的高樓上拍攝的上海，遼闊的畫面里，上海呈現出它壯麗的人造景觀。高空中靜靜呈現的，那借著切風口鳥兒般的角度震動了他，因此余儒文也決定去爬樓。他成了上海爬樓黨裡面的一員。
他在樓頂上看到了兩條細細的，但閃亮的河流，一條是蘇州河，他出生在它的河畔，他記得自己小時候，河水還是黑色的，散發著泥灘的臭氣；另一條是黃浦江，他在它的河畔長大，從一個喜愛晚上六點鐘收看奧特曼的小孩開始，直到成為一個仍舊非常懷念奧特曼的成年男人。
在摩天樓的間隙里，他能看到還有一小塊一小塊的舊里弄，舊房子，舊街道。但是很可能下次來，就看不見了。
但是高樓卻是不停地冒出來。按照一句江南爛熟的比喻，真的只能是春筍一般地冒出來，咯咯有聲地日長夜大。也只有在江南成長的人才真的知道這「日長夜大」的含義，雨後春天，漫山遍野都會長春筍，夜裡山野里，徹夜不息的聲音，就是春筍拔節長高的聲音，一周時間，春筍就長成一條竹子了。上海沒有春筍，上海的春筍就是那些摩天樓。
從天空上看高樓的誕生，就像在B超前看一個胎兒在子宮裡的成長一樣，先是骨骼，閃閃發光的鋼結構，細小如同血管一般的細部，但它們已經有了自己的生命力，孕育著一個機體。然後結構封頂，調試電力時通常是在夜裡，燈火通明時，生命力帶著對將來可預期的期待，閃爍著躍躍欲試的光芒。然後，才能看到它到底長成什麼樣子，有時它突然變得很醜。那時候，余儒文就會感到特別惋惜。
「不值得為了這個丑新而犧牲了原來的舊房子。」余儒文這樣想，要到好幾年以後，他才意識到，對自己生長的城市的認識，從自己長大的幾條街道，到能像鳥兒那樣俯瞰，他是在爬高樓，放寬自己的視野，也遼闊自己的感知力的過程中，漸漸完成的。高樓讓他望得遼遠。
他因此成為一個心中也有一個全景照片的攝影師。
2015年時，浦東的上海中心正在建造過程中，鋼結構已經造到632米了，那裡是上海的最高點。所以，他就去了上海中心。
第一次去的時候是四月，街上已經有姑娘穿短裙了，但是樓頂還很冷。他在樓頂上看前兩年去的金茂大廈，它那光芒四射的樓頂，如今在他腳下，隱現在薄薄的霧靄里，像一隻站在地板上的小機器人。它剎那變得小而精緻，好像一件玩具。到了晚上，金茂大廈旁邊的環球金融中心通體透明，它的玻璃幕牆倒映著閃閃發光的城市，好像一把英國神話里的長劍。
「沒有比在那高處，站在腳手架上觀看上海，更能讓人感受到這座城市正在爆炸式發展了。上海正在以全球其他國家所沒有的速度變遷膨脹」，余儒文為自己在這時成為一個目擊者而感到幸運。
在四月到六月這三個月里，他先後去了上海中心頂樓七次，為了看到早晨的日出，為了看到晚上的日落，為了看到傍晚六點鐘整個城市被燈光照亮的片刻，也為了看到凌晨城市路燈熄滅，城市在晨曦中漸漸醒來的那個片刻，他不停地按動他的快門，他同時用幾架相機一起工作，他覺得自己一直在奔跑，努力追趕上春筍生長的速度。
「但是我內心卻充滿了充盈的感情，並不浮躁。」余儒文也觀察到在樓頂上，自己平靜的心情。他覺得這也是腳底下的城市教給他的。在鏡頭裡捕捉城市的細節，像觀察一個人那樣觀察它，他常常為眼前看到的情形感動。「有一個早晨，太陽升起來了，照亮了整個城市。延安路高架上已經開始繁忙起來，一百多年前，它還是一條小溪流。然後我看到上海中心長長的陰影，一直指向了石門路那裡的高架路橋墩，那裡的橋墩上包著一條飛舞的龍。」
在這樣的早晨，余儒文感受到了自己與上海深深的聯繫，那是一種近乎神秘的血緣相關性，一種休戚的相關。所以他的照片里出現了一種全景照片難得的情感，一種壯麗而溫柔的感情，有時甚至也有著憐惜和感傷。這樣，他開始找到了自己的獨特性，就是自己想要的那個「好」字。他不光被震撼，也給予了自己的感情。
他在一個黎明時分拍攝的上海中心頂部，那張照片獲得了2015年美國攝影學會的攝影比賽銅牌。他成了上海爬樓黨裡面，最有名的一個。
我問他，知不知道當年他睡過一晚上，等待日出的地方，現在已經向公眾開放了。在那裡，每日都循環播放一首委託法國音樂家創作的曲子：《上海一日》。在那一層放置著一隻叫作阻尼器的大鋼球。浮游的大球，每當大樓晃動，它就會按照物理的重力原理滾動，幫助高樓在晃動中保持平衡。他說他知道，但是沒有再上去過。
他說他有一種奇怪的感情，他再也不想去那裡了。
「這是一個造就城市影像攝影師最好的年代。」無論怎樣，余儒文都明白自己的幸運。回想在上海中心未封頂的那三個月，他一有機會就去工地，他知道自己這次是在對的時間，去做了對的事情。而且，他明白自己生對了時辰，這上海劇變的時代，正是屬於他的。隨著時光推移，余儒文再回憶起2015年的春天，在高樓之巔的經歷，拚命拍照，短暫的夜晚，餓醒過，凍醒過，四點鐘看著不夜的城市等待日出，看到彩虹橫跨天際內心的感動，看到烏雲排山倒海而來時，感受到的自然的強大。而人造的城市更強大，它在風霜雨雪中，始終熠熠閃光，充滿向上的力量。而上海中心頂樓，就是這座城市頭頂上的皇冠。「回想那些日子的所見所聞，在鏡頭裡靜靜看到的一切，我心裡有種難以言喻的幸福。我跟我的城市的感覺，就是幸福的感覺。」
他人生中第一張重要的照片，名叫《皇冠塔》。
2012年：柴貓找到的密碼
2012年，有一部微電影在上海國際電影節期間完成並放映了——題目叫《天台》。這部微電影記錄了上海一個叫「看天台」興趣小組，去上海高樓頂上看上海的經歷。金瑩是這部微電影的編劇。在電影里穿著一件灰藍色的襯衫。電影里還有一個小小個子的女孩子，每次都是她用密碼開門。
這個女孩就是柴貓，興趣小組的發起人。
2012年時，她突然發現自己漸漸喜歡上了去高樓頂上。然後，興趣小組就成立了。其實也不過就是幾個也喜歡上天台的年輕人。
那時候，上海新建了許多超過二百米的高樓，是全中國摩天樓最密集的城市。上海的年輕人裡面，漸漸出現了「爬樓黨」這個詞，用來形容用各種手段去爬大樓的年輕人。有人是從裡面上高樓天台的，這些人通常留在大樓裡面，為了拍攝到好照片。也有人是要爬到外面去的，好像一種極限運動，即使是不當蜘蛛俠，也會把雙腿盪在大樓頂端的天台邊緣，拍一張令人心跳加速的照片，尋找的是刺激。很快，上海高樓的物業就發現了，紛紛加強管理，鎖掉通往天台的門是最常見的手法，不讓外人去樓頂。爬樓黨為所欲為的日子就這樣結束了。
但是，柴貓卻在一部描寫紐約的電影里學到了尋找密碼的手法。她是跟電影里送外賣的波多黎各人那裡學來的。當她想好了，要跟興趣小組的人一起去哪棟大樓之前，她就會去站在大門口，等著看別人按密碼。要是看到面善的人，她也小心翼翼地問一下密碼。她自己就是個面善的人，生得又嬌小，所以，密碼不是問題。
不過，她去天台，從不爬出去，更不怎麼拍照，特別是更不拍那種全景的大片。柴貓去天台，就是為了看一看。不知是不是這個原因，在微電影里，她好像就是那個負責按密碼的人，聽到門鎖咔噠一聲開了，她白凈的、鼓起的額頭上開心地浮出一抹粉紅色。然後，就混入興趣小組的人群之中。
有一次，她看到天台上，有個老先生用各種罈罈罐罐，種出了一個小型的植物園。那些花草小樹，都是尋常的植物，活在各種各樣的花盆裡，瓦罐里，甚至用舊的鐵鍋和面盆里，但是那個老先生把它們養得鮮活。她跟老先生一起去看他的花草，還去看了他用一隻大米缸漚的有機肥，臭得要死，卻充滿了生活本身的溫暖。
有一次，她在靠近雁盪路店天台上看到了雁盪路和南昌路上的行道樹頂。那時還是早春，從街面上看，那些梧桐樹都還是黑禿禿的，可是從天台上望下去，卻已經能看到一些最初的綠意，一種帶著鵝黃色的綠意。上海的春天常常被都市繁忙的生活和商店裡明亮的燈光掩蓋，等人們意識到春天來了，常常都是在一個穿不住毛衣的午後，人們的身體總是比眼睛先感受到暖意。而在天台上，柴貓卻是在寒意重重里，先看到了樹頂離太陽最近的地方，綠色出現了。她說自己爬在天台上，被突然發現的那輕輕的綠色安慰了。
在別人家的天台上，她總是被居民問，這裡有什麼好看呢。她也就胡亂回答一下，說，呵呵，也就是看看而已。
女人們有時在天台上晾衣服，曬棉花胎，拍打地毯，看到他們走上來，總是關照他們不許弄髒她們曬的衣物。但是也不是所有的中年婦女都由於對生活失望，而沒好聲氣。也有人引她去看自己喜歡的風景，甚至跟她談談生活。
柴貓也有自己難忘的風景，那是一個屋頂的菜園子裡，在一隻廢棄的立柱台盆里，種了滿滿一盆雞毛菜。「正好夠炒一碗雞毛菜。」
在上海長大的小孩，個個大概都知道在春夏之交，晚上的飯桌上，一碗清炒雞毛菜的含義：那就意味著安穩而日常的生活。
「我小時候住在膠州路康定路附近，我家住在一棟老房子的三層樓上，就在我家的屋頂，一直能看到外灘那些樓，甚至在一個角度，還能看到一點東方明珠。」柴貓說起了她的小時候，九十年代的時候，她家的房子被拆掉了。等她長大，從父母家住出來，又選擇了老房子的附近住——雖然家已經沒有了，弄堂也沒有了，可還是想住在那裡附近。
「我對新大樓，特別是辦公大樓的天台幾乎無感，而有居民住著的大樓則不同。那水斗里養著的雞毛菜真是難忘。」這是她在天台上看到的。
我給她看另一個加拿大女孩在新大樓上拍攝的天台，一張是東方明珠頂上，另一張是靜安寺附近璀璨的大樓外立面。我喜歡那些照片里，年輕一代對上海未來感的明快心情，新了又新，永遠不夜的面容，和永動機般，勇往直前的生命力。那是一種上海勇往直前的精神與一個年輕人心中對自己將來期許的重合。
柴貓卻不太在意這些讓我震動的新意。她也喜歡讀科幻小說，喜歡上海新式摩天樓表達出來的科幻感，但她更接受科幻世界裡對人的蔑視，人的孤獨。
而她的天台，是水靈靈的雞毛菜帶來的，對一張晚餐方桌的聯想，是與這個城市更多的體己。
我想起九十年代時，我跟我的朋友一起坐計程車經過城市高架路，去外灘。暮靄沉沉的城市裡，一條條人去樓空的街道，拆到一半，露出搬空房間內部的石庫門，那被多年衣衫摩擦，而變成了褐色的樓道牆壁，窄小臥室牆上留著的籃球明星照片，與極目遠望時浮現在城市半空中的，此起彼伏的眾多塔吊……我想起八十年代時，我跟我的朋友晚上常常一起騎著車，在舊城街道上閒逛。夜霧繚繞在街道上，灰藍色的，寧靜而惆悵。舊法租界的舊房子散發著如豆的溫暖燈光，以及電視機傳來的電視連續劇《上海灘》片頭曲，但那時我們都不屑追這個劇，因為它是香港人想像中的上海，而不是上海人心目中的上海。我們這一代人經歷了城市的劇變，我們以為自己的家園沒有了，這已是我們為城市發展付出的代價了。可是不曾想到，付出代價的時間遠未截止。與我年紀相隔二十年的柴貓，這一代人並不如我想像中的那樣，是新城市的新人類。
他們在童年家裡的窗簾後聽到了劇變的聲響。在失去了少年時代的家以後，漸漸也開始了他們的尋找。城市裡的生活此刻已漸漸失去他們兒時的模樣，成為他們成年後的戰場。這給他們的尋找帶來了另一種意義，類似彼得·潘的故事。
在街上找不到時，他們就找到天台上去了。
衝上九霄的愛
幾乎我訪問的所有人，無論是「蜘蛛俠」，還是攝影師，抑或沒什麼明確目的，只為了消遣的爬樓黨們，他們彼此並不認同，甚至自己也並不完全認同自己的一切。其中，攝影師們與蜘蛛人幾乎不共戴天，大多數攝影師會驅趕在場的蜘蛛人，因為他們的亡命徒行為會招來保安，對樓頂嚴加看管，壓縮城市影像攝影師的空間。
攝影師們自己，對城市高空中的呈現，也是各有不同。這種分化也是自然。但是，幾乎每個人提到在樓頂的感受，都不約而同地使用了同一個詞：避世。
有人在樓頂上感覺到了自己心中埋藏著，人類的古老願望：像鳥一樣從高處看世界。所以人類從沒有放棄到高處去的努力，自己也是這樣的。
有人說到了從鏡頭裡看到城市全景時，內心受到的鼓舞：「你看」，他勸說自己，「那麼多拔地而起的高樓，看它們向空中探去，那麼的不服輸。它們能做到，你也可以。」
余儒文說，他在取景時，從鏡頭裡找到了寧靜。在取景時，他通常會花許多時間，讓自己體會這個龐大的城市，讓它已有的結構和線條，慢慢在鏡頭裡就緒，得到自然而有結構的呈現。這是個細緻的創作過程，看似龐雜的全景里，感情與歷史的脈絡會漸漸出現，他的心也隨之靜下來，變得柔軟和敏感。這是他在樓頂上最大的享受。
柴貓說，她在高樓之上，總是發現城市和街道都變得比在樓下感受到的更美。她總能發現行走在街道上的時候不能感受到的美，而且被它打動。
金瑩分析了這樣的感情，她覺得，人們因為愛這個城，才會希望從不同的角度去了解它。當看到它不同的面貌時，才會激起心中新鮮的愛意。
上海的年輕一代，他們不再像我們這一代那樣，騎著腳踏車，穿梭在舊城街區里。他們是去爬高樓。像上海這樣的城市，要愛它的精神，而不是它的物質，本來就是不容易的事。要找到可以愛它的理由和方式，也並不容易。所以，在三十年前，在它滄海桑田般劇變的街道上漫遊的人，用田野調查的方式來找自己的愛。現在的人，則用瞭望它爆炸般衝上九霄的天際線來尋找對它的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