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曆7月8日，一年一度的高考結束。
和往年高考不同的是，今年全國一卷語文作文立意格外高明。春秋時齊國的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爭奪君位， 管仲和鮑叔分別輔佐他們，管仲帶兵阻擊小白，用箭射中他的衣帶鉤，小白裝死逃脫。公元前685年，齊國第16位國君齊 桓公即位，也就是當初裝死逃跑的小白。鮑叔和管仲為好友，在他舉薦下，桓公不計前嫌重用管仲，最終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登上「 春秋五霸」之首霸。
有人說，齊桓公在成就霸業的同時，也成就了「管鮑之交」。
管仲，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強齊圖霸，輔佐桓公九合諸侯，禮讓天下開法家先驅，被後世尊稱為「管子」、「聖人之師」、「華夏第一相「等。而就是這樣一個作出卓越貢獻，彪炳史冊的人，其命運「乾坤大挪移」般的轉遷離不開鮑叔的知遇之恩。
鮑叔對管仲的知遇之恩，用管仲的話說就是： 「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此時的管仲，窮困潦倒，頹喪失意。而鮑叔無論是格局還是胸襟，都稱得上高境界。對於自己的好友，他不嫌貧愛富，總是捨短取長。在向齊桓公舉薦時曰：「 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即高傒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
公元前645年，這是歷史性的一年。
這一年，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使得開方、豎刁、易牙專權。不久，相國的鮑叔因此抑鬱而終。
唐代詩人韓愈《馬說》一文中有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祗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鮑叔與管仲，又何嘗不是這樣，管仲常有，而鮑叔不常有。
真正的知音，是明知對方有缺點，你依然能寬宏大度去舉賢他、賞識他，看到他閃光的靈魂。鮑叔與管仲，是真正意義上的「伯樂」和「千里馬」！兩位亂世中名震齊國、雄才大略的知己好友雖同一年退出歷史舞台，但「管鮑之交」的佳話卻成為後世的千古美談。
500多年後，也就是公元前126年，一位來自黃河岸邊年方20的「少年才子」 司馬遷出場了，他來到齊國故地，在「網羅天下放失舊聞」時於歷史的長河中打撈起這兩位「莫逆之交」的催人事跡，並收錄於後來的《史記》。
或許當年，他只是感動於「管晏之交」的深摯友情。
許多年後，經過人生劫難的司馬遷再筆錄這段佳話時，心中一定感慨萬千，充滿欽羨吧？
「天下不多（稱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太史公在《史記·管晏列傳》中含蓄的評價，仿佛借頌揚舉賢薦能的美德，以抒發自己受腐刑之辱及得不到賞識之怨。
清代李晚芳在《讀史管見》中有云： 「太史遭刑，不能自贖，交遊莫救，故作此二傳。寄意獨深，使當時有知管仲之鮑子知之，或可勸君解免。有知越石夫之晏子知之，亦可援法代贖。多鮑叔之知人，與執鞭所欣慕，皆情見乎辭矣。故落筆時，有不勝望古遙集之悲，反覆抑揚，又有筆欲住而意不住之妙。
或許，李晚芳懂太史公！
縱觀史公的一生，是傳奇的一生、屈辱的一生、悲壯的一生，也是堅強的一生，他身上無不散發著民族高尚氣節和文人「士大夫」的濃烈色彩。
出身史學世家的司馬遷，在父親的安排下，早年受學於孔安國、董仲舒，漫遊各地，了解風俗，採集傳聞。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後繼其父司馬談之職，任太史令，掌修史、法等事。大量閱讀前任史料和漫遊為司馬遷撰寫《史記》提供了堅實基礎。就在《史記》寫作進入第七個年頭的時候，他因李陵案獲以死刑，但西漢免死罪可拿錢贖或處宮刑，司馬遷因為官清廉，積蓄不多，無錢自贖，但為了完成寫作《史記》的宏願，他忍辱含垢，自請腐刑。
道阻且長，行則將至。一部浩瀚的民族信史需要經歷過血與火的熔煉，才能在鳳凰涅槃中記錄一個民族的集體記憶。
出獄後兩年，司馬遷做了中書令，他忍辱負重，歷經十多載著作的鴻篇巨製《史記》。其最大的貢獻或許是讓我們明白了這個民族從哪裡來，又該到哪裡去......
家貧，湊不出足以贖罪的錢財；左右親近，在強權的壓制下不為一言。拳拳之心，無以言表。而「李陵事件」帶來的腐刑，給司馬遷身心以極大的摧殘。
那麼，腐刑的殘酷有多大？
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有： 「故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可以說身殘處穢，是釘在恥辱柱上的懲罰。毫無疑問， 他用生命詮釋了中國人「精神上的人生」比肉體人生更為漫長和浩淼，是中國第一個為了民族千秋信史，毅然走向祭壇的文人。
文人多悲寂，士子多磨難。倔強的身影，孤傲的表達，清澈的忠心，他靈魂的凈土與這世俗的殘酷，形成了極大的落差。
生命里，那深刻的劃痕，從此開始。一半為少時 「耕牧河山之陽」的歡樂童年，一半為 「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的鬱郁折磨。
那麼，司馬遷是知音難覓，還是懷才不遇？
他有知音嗎，是誰？
眾人皆醉我獨醒，舉世皆濁我獨清。司馬遷仰天長嘆，憤恨不滿，垂淚涕泣。他想到了屈子投江而別的無可奈何，似有「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感同身受。他為屈原立傳，寫他身居廟堂而憂心天下，寫他身居荒野卻顧盼廟堂，也寫他 「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的高潔品質。
一個毅然赴死，一個忍辱而生，兩個相差百年的「士子」，同樣的命運是把自身的志向與抱負、忠貞與智慧投入歷史的汪洋大海中，在強權專制時代得不到人格的解救。 他們用殊途同歸的行動和跨越時空的對話，回答了民族「忠」與」義」的精神雙標，定性了一個「擇生與擇死」價值取向。
但其實，他們內心都是崩潰的，無助的。他們持節不屈，情感相承，心性相通。他們生不逢時，渴求朋友之間、君臣之間、貴賤之間的知遇之情。
在《史記》中，司馬遷為眾多悲劇人物立傳，寄寓自己同樣的命運。他讚揚「管鮑之交」，視為真正的知己；他羨慕身處縲紲的越石父，是因為有晏嬰的知遇。他失望張耳陳餘由刎頸之交到反目成仇，也同情馮唐「年九十餘，不能復為官。」的老來難以得志。
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或許司馬遷追求的是「君子拙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
滿腹才情，不改其志。為民族信史，一個人孤軍奮戰，在無人荒野中挺起文人的脊樑，向後世發出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壯闊誓言！
「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他活得大義凜然，活得正氣浩然，也活得錚錚鐵骨！
與司馬遷同時代的蘇武，他出使匈奴，被扣留後拒絕威逼利誘，被流放至北海放羊，在冰天雪地、衣食俱缺的殘酷環境中，蘇武牧羊十九年，備受饑寒交迫。但他忠肝義膽，不畏強權，終於全節歸漢。
公元前81年，蘇武終於回到長安。而此時蘇武的好友司馬遷言辭已畢，壯心已成，不願苟活於世，最終以死明志。至此，兩個好友到死也未能謀面，更無法傾訴各自心中苦悶的「暗流涌動」。
追隨黃河的腳步，我們把目光投向司馬遷出生且生活過的地方——韓城。後世為紀念蘇武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太史公著書的偉大節操，在今蘇山和芝川鎮韓奕坡分別建有蘇武廟（一說蘇武墓）和司馬遷祠。當地流傳這樣一種說法，即蘇武廟山坡上的柏樹都向南傾，司馬遷祠的宋代司馬遷泥塑像面部相傳在塑好之後一夜之間略微偏北。對於這一現象，人們認為「蘇柏南柯」是蘇武南望司馬遷，而司馬遷面部向北則是北望蘇武。他們仰慕的是各自高尚節操，是推心置腹的絕望救贖，是俞伯牙、鍾子期高山流水般的殷殷默契，更是一種無聲的靈魂對話。 他們的名字流芳於這片土地，用生命撐起一個民族應有的精神坐標和文化尊嚴。
時至今日， 人們追尋那個偉岸的身影，是在找尋黃河岸邊那個意氣風發的少年，也是在找尋那個高尚也高潔、孤寂也堅強的唯一契合的靈魂。
當信仰與現實出現了分水嶺，世俗的曲折際遇與思想的浩瀚星辰碰撞。可問先生，曾悔過單槍匹馬、孤軍奮勇？
=主文： 焦大康
來源：陝西韓城旅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