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經濟學裡有一個著名的假設，叫做「理性經濟人」假設。學過經濟學的朋友應該並不陌生。
所謂「理性經濟人」，指的是我們個人會根據收益最大化原則採取行動。數學上，經濟學家將其表現為一組效用函數。
之後，經濟學家又推導出了一些著名的公理，比如偏好的完備性、傳遞性和一致性。
比方說，如果我對牛奶的喜愛甚於咖啡，那麼我在效用上就會把它排在咖啡之前，並賦予它更高的效用值。如果和牛奶相比我更喜歡可樂，那麼在可樂與咖啡之間，我也必然更喜歡可樂。
1/5 對理性人的質疑
上述道理是如此簡單，以至於它聽起來簡直像是廢話。然而，它構成了古典經濟學的基石。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人們從未懷疑過「理性經濟人」的真實性。
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以後，隨著行為經濟學的發展，人們才開始質疑，我們是否真如自己想像地那麼「理性」。尤其當未來不確定的時候。
著名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尼曼就指出，我們的頭腦有兩種思維方式，它們分別是快思維和慢思維。其中，快思維掌管直覺系統，慢思維負責理性思考。卡尼曼認為，在日常決策中，直覺思維一再影響著人們的行動，從而給我們造成各種偏差。
丹尼爾·卡尼曼
美國報紙上曾刊登過一個著名的投硬幣實驗。假設給你一枚硬幣，正面朝上就能贏得200美元，反面朝上會輸掉100美元。問：你該不該賭輸贏？
這裡涉及到極其簡單的數學計算，因為正反面朝上的機率各為50%，那麼你這次賭博的數學期望值應該是：200*50%+（-100）*50%=50元。
理性經濟人假設告訴我們，如果一件事的數學期望值為正，它就值得我們去做。但投硬幣實驗的結果卻是，有超過60%的人不願意賭博。哪怕賭一賭的收益顯而易見，我們也寧可要確定的收入，也不想要那有風險的200美元。這就是著名的「損失厭惡」。
損失厭惡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在賭場上，當我們已經贏了不少錢的時候，很多人會選擇見好就收。但是當我們輸了很多錢的時候，更多人就會傾向於冒險再賭一把。很多賭徒就是因此輸光了家底的。
在職場上也有類似的情況，如果一個人在公司里待得久了，尤其是獲得了不錯的工資，他就會捨不得離開。即便去別的公司有更廣闊的前景，更多人還是願意呆在原公司里。而且時間越長，跳槽的意願就越低。
為什麼大多數人在不確定性面前會表現出非理性呢？心理學家指出，這和我們大腦的演化有關。在大腦中，主管直覺的是杏仁體，它的形成要早於主管理性的前額葉皮層。所以在行動中，杏仁體總是率先對人的決策產生影響，心理學將此稱之為「錯配」。
由於錯配，我們的理性思維總是比直覺慢半拍，這是千萬年進化的結果。在遠古社會，這有利於人類的生存。因為大自然充滿了各種危險，直覺思維有助於我們迅速作出反應，逃脫野獸或者敵人的攻擊。
2/5 時間的偏好
除了損失厭惡，人們對時間的偏好也呈現出某種非理性色彩。
比方說，如果你問一個人，讓他在今天的9500元和明天的10000元之間做選擇，那麼更多人會選擇今天的9500元。總體而言，在前後收入相差不大的情況下，明年的收入不如今年的收入。相比將來得到的東西，人們更希望現在就把它拿到手。
說到這，你是否想起了《莊子》里那個著名的「朝三暮四」的寓言。
宋國有個養猴子的人，他告訴猴子，早上給他們三個桃子，下午給四個。猴子們馬上就不高興了。但只要他把分配方案倒過來，早上給四個，下午給三個，猴子們頓時喜笑顏開。實際上，早上給和下午給沒有本質的區別，因為食物的總數是相同的。
兩千年前的古人，雖然還沒有發明「貼現值」這個概念，但他們早就懂得，為滿足當下的慾望而犧牲未來，是人的本性。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的表現其實和猴子差不多。
不少人都會透支信用卡，即便他們的收入並不高，也要不停地買買買。
月薪才幾千塊的小伙子，會不惜貸款買一輛豪車，從此背負沉重的債務。而這麼做僅僅是為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
有多少姑娘在制定了完善的減肥計劃之後，沒過幾天又開始吃垃圾食品。總之，當下總是存在各種誘惑，吸引著我們滿足自己。
偉大的經濟學家歐文·費雪，將上述原理歸因為「人性的不耐」。費雪甚至認為，窮人之所以不如富人那麼有錢，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窮人有了錢馬上就花掉，他們沒有投資意識，即便有了錢，他們也會揮霍一空。
歐文·費雪
3/5 跟風效應
以上的例子局限在人的個體內，然而，人類的非理性行為還體現在集體中。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托馬斯·謝林，在他的書里提起過一段有趣的往事。
有一次，謝林前往一座報告廳給大家做演講。當他在側門候場時，發現所有人都坐在12排以後。他原以為這12排是留給特邀嘉賓的。但實際上並沒有，直到演講開始時，觀眾仍坐在12排以後，包括哪些後續抵達的觀眾。
托馬斯·謝林
當時大廳里總共有800人，所有人都坐在報告廳靠後的位置，以至於謝林覺得，自己仿佛在河對岸向眾人演講。
事後謝林開始反思，為何會出現這樣的狀況。很顯然，大家集體坐在後排，並不是因為討厭他的演講，否則他們早就中途離場了。主辦方也不可能強制規定大家必須坐在12排以後。
所以，一個最可能的原因應該是：第一個人來的時候就坐在12排，而後來的人則以他為基準，紛紛坐在了這位後來者的後面。這就是所謂的「跟風效應」。
「跟風效應」從本質上也是一種非理性行為。正如謝林在報告廳里看到的，人們之所以坐後排，僅僅是因為別人也坐在後排。而人們之所這麼坐，只是為了不讓自己顯得很孤立。
4/5 群體行為的災難
但有的時候，跟風效應會給集體帶來嚴重的負面後果。
舉個例子，很多人都有上下班早高峰開車的經歷。高峰期間馬路嚴重擁堵，尤其在高架的上下匝道或者地面的十字路口。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堵車的呢？車輛劇增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更多還是跟人們的開車習慣有關。
比如說，當你看到鄰近的車流突然變快時，你下意識的反應，是趕緊把車輛行駛到這跟道上。但問題時，所有和你在同一條車道上的司機都有類似的打算，用不了多久，原本不那麼擁擠的車道就會重新車滿為患。
實際上，很多交通擁堵，都是由司機的隨意變道造成的。當大家都想開快點的時候，反而所有人的速度都慢了下來。
學生補課也是跟風效應的一個典型例子。
當家長看到別人家的孩子補課，由於擔心自己孩子學習跟不上，於是也報了周末的補習班。可一旦所有家長都這麼做，補課的效果反而不大了。補課的目的原本是為了讓孩子脫穎而出，現在大家都在補課，只會讓競爭日趨白熱化，而且白白犧牲了家長的錢財和孩子們的休息時間。
往小的說，跟風效應會造成社會效率低下。往大的說，它會給人類造成深重的災難 。
二戰期間，一向以理性自居的德國人，卻陷入了對希特勒的狂熱崇拜，以及對猶太人的無端仇恨之中。在納粹的宣傳鼓動之下，他們自認為從事著一項偉大事業，並將德國拖進戰爭的泥潭。
同樣的故事也發生在東方的日本，成千上萬的青年人慘遭軍國主義洗腦，被送上前線充當法西斯的炮灰。事後想想，這些人的行為真是愚蠢至極。但為什麼他們當初會這樣呢？
盲目的跟風，顯然是其中的重要原因。當你周圍的所有人都陷入瘋狂的時候，你想不瘋狂都很難。
5/5 理性人假設過時了嗎？
我們已經例舉了很多人類行為的非理性特徵。其實，從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理性人」的假設正不斷地受到挑戰。無論是經濟學家、心理學家、教育學家還是金融分析師，都在質疑「理性人」的合法性。
據說，在今天的高中課堂，老師們正在教學生什麼是「損失厭惡」，什麼是「跟風效應」。「人是非理性的動物」，已經成為很多人的口頭禪。
那麼，「理性人假說」是否真的過時了呢？
也許，這篇短短的文章無法討論如此深奧的學術問題。但相信，從長期來看，一個人要想成功，就得讓自己變得儘可能理性。
人類的諸多非理性行為至少告訴我們，保持理性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因為絕對的理性往往是反人性的，你得時刻和你的慾望、潛意識以及各種各樣的懶惰作鬥爭。在佛學中，我們把這些弱點稱作貪、嗔、痴。
所謂貪，指的是貪婪。是人總想去貪小便宜，總希望及時行樂。總擔心到手的東西會失去。
所謂嗔，指的是衝動。當你周圍的人都在高喊口號時，你的情緒也會自然而然被他們帶動，從而陷入集體性的瘋狂。
所謂痴，指的是執迷不悟。我們因為迷戀眼前的東西，而失去了未來。因為害怕當下的損失，而變得畏首畏尾。在生意場上，我見過很多人由於只會算小帳，與更大的成功失之交臂。
所以說，做個理性的人並不容易。他需要你付出很多。眼前的成本和收益當然好計算，可是未來的呢？潛在的呢？需要擔風險的呢？馬雲說，大部分人是因為看見所以才相信。而企業家是因為相信，所以才看見。
人人都看得見的東西，通常並不稀奇。只有看見別人看不見的東西，才能走到時代的前列。只有後一類人，才有資格成為企業家。
理性，與其說是人類的自然狀態，不如說是一種信念。他需要我們長期地學習，不停地反思，不斷去尋找人生的最優解。而尋找最優解的過程，也是我們探索自身能力邊界的過程。
文章來源: https://twgreatdaily.com/nd7VMm8BMH2_cNUgeTyw.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