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李振陽 傳媒評論 今天
李振陽 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新聞學碩士。現任浙江廣電集團浙江之聲融媒體編輯部副主任，負責浙江之聲各融媒平台的運營和管理。作為記者，曾報道過世界網際網路大會、「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聯合國世界地理信息大會、世界盃、全國運動會等重大會議和賽事，是四川雅安蘆山地震、「東方之星」客輪翻沉事件等重大突發前方特派記者。作品多次獲浙江省新聞獎一等獎。
新聞，是人們想知應知而未知之事。因此廣義地來講，新聞所發生的當時當刻，就是現場。它可以是一間會議室，可以是馬路邊，可以是田間地頭。對於參與到重大突發事件報道中的記者，「現場」的維度仿佛更立體了。它不僅意味著在物理上你必須到事件發生的最核心，更意味著汗水、淚水和血水的交織，甚至還有理智與情感的衝擊。即便是事件過去多年，「現場」的影響依然綿長，夜夜入夢而來。
入行以來，我到達過的重大突發事件現場包括：地震、颱風、洪水、火災、山體滑坡、雨雪冰凍、遊船傾覆、兒童失蹤……作為一名記者，職業素養要求我無限逼近新聞現場的最核心；可作為一個「人」，有時候那條人與人之間情感的「線」無法跨越，也不能跨越。一次次的災難事件讓我更強大，讓我不懼應付極端的情況；災難中一個個鮮活的人讓我更柔軟，他們是災區黑白底色上一抹代表希望的「紅」。
1
沒有「料」，
是因為離現場還不夠近
突發事件，真實的現場就在發生那一刻，再無可能重來。重大突發事件報道，是「遺憾的藝術」。記者所能做的，是盡一切可能接近真相，以圖、文、視頻等手段還原出真實的現場，並找出事件發生的內在邏輯。「在現場」，這一原則被跑突發的記者奉為圭臬，不但是傳播報道的客觀需求，更是人感知事物的自然規律。在信息傳播路徑上，更長的傳播線條，意味著更多的「白噪音」，真實現場被扭曲的可能性也就更大。
2013年10月，受颱風「菲特」影響，寧波餘姚發生嚴重水災，城區受淹，主城區城市交通癱瘓，通訊受限。一時間，大水圍城的餘姚成了全省乃至全國人民的牽掛，把消息「搶」出來是記者的職責所在。
在被大水圍城的餘姚，衝鋒舟成了最重要的交通工具
來到餘姚，當時城區大水最深處已經沒過一個成年人的脖子，普通車輛根本無法進入，紛紛熄火，歪七扭八地停在路面上，不見車主蹤影，道路上就像個汽車的「墳場」。城區交通被切斷，部隊運輸所用的高底盤卡車就成了唯一能進入災區的機動力量。面對這樣的極端狀況，人是很渺小的，作為身在現場的記者就必須「上下求索」。我各方聯繫，才得以跟隨武警部隊的車輛涉入深水區。一路上，我不斷以廣播連線的報道方式實時傳出災區的訊息。在通訊受限的情況下，傳統廣播節目快速、靈活的優勢發揮了出來。
大水圍城，出行受阻。在機動車輛無法通行的情況下，市民們開展自救，有條件的用上了自備的充氣皮艇，沒條件的把家裡的門板卸下當小筏子，愣是把受淹的道路變成了可供通行的「河道」，源源不斷地把老人、婦女、孩子轉移出來。在災區，百姓們缺少賴以生存的物資，而救援力量又不能迅速地覆蓋到每一處。這時候，互幫互助的精神就體現出來。餘姚市中心的學弄社區是積水最深的幾個地區之一，我1米8的個頭，但一腳下去，水依然淹到了大腿根部。不少一樓的平房完全無法居住。社區居民史大伯告訴我，他家在二樓沒被水淹，糧食還有些儲備，就勻了一些給樓下的鄰居。他的一句「大災面前，大家都是餘姚人，分什麼你我他」讓我感動至今。2013年10月10日的《浙江新聞聯播》中，我以廣播口述錄音特寫的形式，用大段同期聲和環境聲「紀錄片式」地反映了災區群眾的生活狀態。真實，自有千鈞之力。
沒有人能脫離環境而存在。報道重大突發事件時，記者的身份既是「記錄者」，也是事件的推動者。由於通訊條件差，加上斷電，餘姚城區百姓最著急的是不能了解最新的消息，這直接影響到他們抗水救災的信心。在做廣播連線報道時，我反映了這一問題，而浙江之聲同一時段開闢的直播節目，剛好將當地通訊方面的負責人請到了前方直播室，老百姓的困難和解決問題的力量恰好得以銜接。
在災區，通訊條件十分惡劣，往往信號良好時只有幾分鐘的窗口。保證報道的同時，我精簡了其他無關的通話和簡訊息，努力為災區群眾留出寶貴的信息通道。渴了餓了，缺少補給，就把身邊的水和乾糧一份掰成兩份來用；累了，就趴在隨行車輛上休息。
2
沒有「度」，
離現場再近也會人性黯淡
在第一現場，記者很容易被種種極端情況所裹挾，有時候甚至會遇到人性和職業責任心的雙重煎熬，這時候就必須給自己劃出明確的底線。
2015年6月1日晚，載有456人的客輪「東方之星」，在長江湖北監利水域翻沉，舉國震動，8名浙江遊客涉事其中。得到有關部門允許後，我與同事星夜兼程趕往事發地。此時，已有數千名家屬趕到湖北監利，當地承載量已趨近飽和。為了把寶貴的住宿資源讓給遊客家屬和救援人員，我們在當地一招待所值班室席地而臥。
這是一次註定駛向悲傷的採訪之旅。「怎麼報」「報多少」，處處都是對記者分寸感的考驗。大約是從汶川地震開始，災難中人的心理狀況逐漸被重視。「心理干預」從時髦的詞，成了災難事件中的標配。浙江派去的工作組裡，有兩位心理醫生，都來自省立同德醫院。據說，災後心理干預過程中，「醫生」的身份也是極為敏感的。彼時浙江遊客遺體尚未被確認，任何和醫院有關的東西，就連一身白大褂，大概也會被視作是死亡的象徵。一開始，當地的醫務人員接近家屬時，並未考慮到這一點，受到了來自家屬的強烈反彈。一位醫生告訴我，出於工作需要隱瞞身份，應當是常識，不知為什麼當地同行沒有顧及到。小城監利，又何曾遇過這樣的大事件？
在6月6日播出的稿件中，心理醫生說：「他們（家屬）現在認為一定能找得到（親人）。要給他們情感上支持。好好地生活，對去世的人來說也是最大的安慰。」如心理醫生這般的同理心，恰恰也是記者所需要的。
跟我聊得最多的，是一位留著板寸頭的醫生，他總是穿著一件格子的短袖襯衫，下身一條卡其色西裝褲，乍看之下，他和他的同事就像電視里的「老娘舅」一樣平易近人。「板寸頭」醫生說，他們跟家屬們聊家常，讓悲慟在可控的範圍內釋放，消弭於無形。「板寸頭」醫生後來反覆跟我說，很多人想不到，那些參加救援的官兵，其實同樣需要心理干預。他們大多是20歲左右的年輕人，和平年代沒見過太多大死大傷。他們去執行的，是幾乎註定會悲傷的任務。沒找著，心裡會有那種沮喪，甚至自責；找著了，遺體最糟糕的狀況毫無保留地展現在他們面前，對於生命的同情讓他們更加悲傷。唯有讓涉事遊客生還，方能讓他們解脫。而整個過程中，逃出生天的人，屈指可數。
「東方之星」扶正出水（張朋攝影）
這個工作組最多時有30多個人，裡面除了醫生，還有政府官員和當地社區街道的基層工作人員。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承擔著安撫家屬的工作，不少人和我們聊天的時候精神看起來都不大好。災難將一切都撕碎，裹挾、碾壓著所有參與其中的人。
很快，「頭七」到了。前一晚，工作組找了塊城區外的空地，支起鋼架，蒙上彩條布，掛了寫滿祭奠之詞的條幅和幕布，勉強算是給家屬們布置了個寄託哀思的去處。同事在朋友圈看到我的照片，第一句話是，好小的棚子。是啊，小到、簡陋到都不能稱之為「靈堂」，七八個人在裡面就轉不過身來。
前一天還晴空萬里的監利，「頭七」（6月7日）這一天大雨傾盆。在當天的《浙江新聞聯播》播出的稿子裡，我儘量用克制的詞彙描述這一天的天氣：「灰黑的雲層壓得很低，一大早就下起了大雨。9點，家屬一行，來到悼念場所，他們身穿深色衣服，數十米開外就下了車，任憑雨水打在身上。臨時搭起的大棚里，素白色一片。家屬們焚起清香，開始祭奠。」
和我們記錄下的聲音相比，沒有記錄的可能更讓人動容。家屬的慟哭，撕心裂肺。然而我們沒有報道，以避免二次傷害，這裡也許缺了一個核心當事人的聲音，但留下了人性和人心。
事後翻看現場照片的時候，有一張給我觸動最深。祭奠，是分「戶」進行的，沒有輪到的家屬，在一旁等待。一名杭州遊客的家屬，看起來是個20多歲的姑娘，她一身黑衣，戴著口罩，手上緊緊捧著親人的照片。在距離棚子幾十米開外的地方，她就這麼靜靜地站著，畢恭畢敬，不哭不喊，好像眼前的哭喊都與她無關，她的世界裡，只有自己和在船上的親人。我突然感受到了另一個詞的含義——咫尺天涯。距離出事地點不過幾十公里，親人卻已不在；胸口捧著的照片上，也許還有笑容，但那笑容已是冰冷。兩個世界的距離，是那麼近，又是那麼遠。
重大突發事件的報道，又何嘗不是「咫尺天涯」？把握不好分寸感，越過了那條人性的紅線，即使距離現場再近的報道，人心之間也是遠隔重洋。
3
沒有「情」，
現場就沒有愛和希望
身在重大突發事件現場，人容易變得渺小。在外界看來，受災的群眾容易被簡化成通報中一個個數字。克制、絲毫不差，但也顯得有些冷冰冰。如何讓渺小的「人」重新「立」起來，是記者的職責所在。人不是「0」和「1」，而是有真情實感，會呼吸，會痛，會破涕為笑，雖艱難但也會重拾生活的信心。突發事件中的「情」，是真相的一種人性化表達。
2013年4月20日8時2分，四川省雅安市蘆山縣發生7.0級地震，我與同事第一時間出發趕往災區。一路上餘震不斷，盤山路一側是不斷落下的石塊，一側就是江水，不少路段圍欄已被落下的山石砸爛，路旁被砸壞拋錨的車一輛接著一輛。在位於震中的蘆山縣和受災最嚴重的寶興縣，倖存的人們在開闊地搭起帳篷，身下墊上幾塊磚抵擋四川春天裡的潮氣。
在一切秩序都被災難打亂，一切力量都被動員到拯救傷病員中去的時候，我們在蘆山中學發現了一個和災區有些格格不入的現場。我們的大本營在學校附近，隔著大門聽到學校安置區帳篷里傳來孩子們的讀書聲。小心掀開帳篷布一看，上課的竟還是兩位外國友人，他們正在教孩子們英語單詞。而孩子們聽得格外投入，不少人還拿起鉛筆做起筆記。奔波了一天，我們早已人困馬乏，這樣的現場卻讓我們精神為之一振。4月22日浙江之聲播出的稿件《帳篷里的讀書聲》，講述了一個關於愛和希望的故事，
我清楚地記得當年在蘆山中學讀高一的一個孩子名叫李莎，在帳篷里和她聊起來，那雙眸子裡閃現的是那種在災區很少見到的興奮的光芒。
給孩子們上課的是當年22歲的加拿大人布萊頓和21歲的美國人麥可，他們都是西南財經大學的留學生。布萊頓告訴我，地震發生當天，他們就從成都出發，兩人騎著一輛摩托車，4個小時後就來到了蘆山縣。到達蘆山中學後，他們發現安置點有許多周邊鄉鎮的孩子因為受災回不了家。他們意識到，對孩子們來說，心靈的陪伴和一瓶水、一碗面同樣重要。
布萊頓用帶著口音的中文對我說：「他們住在帳篷裡面，非常難受，有的父母也不在，最主要的就是跟他們在一起，跟他們一起玩。如果沒有這樣的課程安排，他們今天要幹什麼？沒有什麼事情可以做。要是在我自己的國家，發生這樣的大地震，我會希望更多的人過來幫忙。其實這是我們應該做的。」
當你可以選擇在家自保，卻仍然冒著危險進入災區，為素不相識的人去付出，這就是人性的閃光點。這顆希望的種子播撒在孩子們心裡，長出的想必是參天大樹。
在重大突發事件現場，記者在心理上應當是全情投入，在職業態度上則要和「現場」保持一種「若即若離」的關係。冷靜記錄的同時，讓人性在筆尖流淌。最終，你所經歷的「現場」會成為肥沃的土壤，滋養自己的生命。你走近現場，現場也在走近你。至今我仍不時想起在災區遇見的種種極端環境，為了「死裡逃生」而感到後怕。採訪途中碰到的生離死別讓我更加珍惜眼前安穩的環境，珍惜胸口那溫熱的跳動。那些在災區遇到過的人們，你們現在過得好嗎？
來源：傳媒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