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 | 國際政治，嚴復怎麼看？

以現代理念觀察國際社會

嚴復畢業於福州馬尾水師學堂，弱冠之年就作為海軍一員參加過1874年抗擊日本侵略台灣之役。正是出於對國家、社會、民族的熱愛，他不僅以系列著述來警醒國人，對中華民族進行整體啟蒙，而且對自身和子孫更是提出了「先群後己」的崇高道德要求。壯年之際，嚴復曾像文天祥一樣在文章中發願：「捨生以存種」「以身許國」「先國而後身，先群而後己」。在老邁病弱之年喜獲長孫之際，嚴復又如陸放翁般殷殷寄語子孫：「震旦方沉陸，何年得解懸……太平如有象，莫忘告黃泉。」正是得益於這種愛國情懷的家傳遺風，嚴復的長孫嚴僑和其他的幾位晚輩，果然英勇獻身，致於維護國家利益。1993年時為祖國統一大業而積極促成「汪辜會談」的辜正甫，正是嚴復的孫女婿。嚴復家族在一百多年時間裡用幾代人的努力推動著中國社會的進步，因此被評價為「嚴氏一門是中國現代史上的最好家傳」。

嚴復先生的國際政治觀相比時人而言，呈現出高度的先進性和務實性特徵，觀點不同凡響，理念先進且中肯務實。嚴復23歲受公派赴英國海軍院校留學兩年，期間對於現代歐洲國家的社會機理做了深入觀察，研讀了大量現代社會科學著作，由此成為能夠以現代理念觀察國際社會及其交往原則的中國人。

嚴復從十來歲起直到46歲，一直寄身於中國最早的海軍系統中，職業關係使他得以持久地關注世界局勢。留學歸國後的嚴復任職於北洋水師學堂二十年之久，在此期間嚴復經歷過兩次台灣危機（1874年日本出兵台灣覬覦琉球、1895年日本甲午海戰勝利後割走台灣）、中法馬江海戰（1884年）等事關國家安全、國際關係的大事件。海軍是現代國家國防之重器，是保家衛國之最前沿，這樣的職業生涯讓嚴復深諳國家安危與國際政治、外交之間的深刻關係。

1913年後，嚴復曾擔任當時總統府的外交法律顧問，又曾先後獲聘為約法會議議員及參政院參政，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為袁世凱翻譯及整理當時各國報刊上的戰爭報道與評論，編成《歐戰緣起》，以供國家決策之用。概言之，嚴復的現代知識素養及對國內外情況的充分了解，在其時代幾乎獨一無二，他的國際政治觀始終冷靜而理性，沒有一絲時人所容易有的喧囂和鼓譟。

「一切要當以實事為衡」

歐洲十七世紀「三十年戰爭」後所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是人類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國際法體系，並且這一體系和國際關係準則在歐洲國家對外殖民的過程中也漫溢到世界，形成了在全球化過程中與叢林原則同時產生作用的國際關係之復調。嚴復非常熟悉國際社會的規則，所以他才在力勸中國加入協約國陣營時說道：「加入之後，一切國際問題，皆可以懇親之情以求速結」「屆時海牙將必有最大之和會……國此時因加入協商，即預會發言，乃係當然權利」，而「孤立者勢必屏諸國群之外，以靜待勝家之處分，坐客階囚，榮辱利害，相去遠矣」。在已然規則化、契約化的國際社會中，只有順應國際社會中的主流行為規則，才能更好地容身於世界民族之林中而尋求發展壯大之機。值得一提的是，嚴復早在1917年就已經具備了現代國家保護僑民之意識，他在提供「一戰」參戰理由時就說到：「政府固以保護人民為天職，華民走海外，多在外國之船，以和平營業受攻，萬無坐視無言之理，凡此皆顛撲不破加入之理由也。」

早在1895年嚴復就在文章中指出，西方國家之所以強盛是因為其「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嚴復正是對於現代社會和現代國家最基本原理極為熟稔，因而才達致對於現代國際社會內在規律的深透掌握，所以能在「一戰」爆發之初，在德國及其盟友於戰場上正有摧枯拉朽之勢時，就準確預判出專制帝制下的德國他日必敗：「今之德皇，殆於往史之項羽，即勝鉅鹿，即燒咸陽，終無救於垓下。」也正是意識到國際國內事務彼此糾纏、要在國內變法自強就不可不考慮國際因素，嚴復在變法之年發表的「擬上皇帝書」中，就極為關切如何利用好國際形勢來強振中國，提出了要與「有義之國」結盟的國際戰略，並建議光緒帝御駕出海遠遊。

嚴復格外強調國家在外交策略上的務實機變，他在外交觀點上從來不拘泥於一孔陳見，而能時時處處以國家利益為原則去考慮國際關係方面的進退之道。1917年春夏間正是中國政壇在參戰問題上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之際，當時嚴復已經遠離政治中心、無從直接影響時局，但出於赤誠愛國心，他仍然一如既往地竭力「謀國」。據考證，嚴復於1917年2月至5月間在北京《公言報》上以「地雷」之筆名，連續發表十多篇縱論歐戰的時評。他在這些文章中力陳參戰對中國之重要性，並告誡說，如果中國在兩大陣營中保持中立，會落得「外交將至一無所得，兩不討好」。他的這些努力應該對北洋政府最後做出參戰決定發揮了一定的影響力。嚴復主張「一切要當以實事為衡」，堅持以國家利益為導向的務實外交原則科學且理性。

全球化的趨勢不可扭轉，直到今天仍在考驗著每一個獨立主權國家。而嚴復作為近代中國第一位具有清晰全球視野與國際政治觀的啟蒙思想家，他對於國際社會的觀察、對於中國如何在世界中復興的道路設計、對於中國外交戰略思想的洞見，以及堅持務實靈活的實用主義外交策略，至今仍然具有借鑑價值。

願嚴復先賢目光如炬、高瞻遠矚、高蹈旨遠的國際政治觀和外交思想，也與其愛國興邦精神一樣，能夠成為當代中國人加以珍惜和繼承的寶貴思想遺產。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867期第8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宋獻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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