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湯普森：理性與個人主體的共同價值 | 社會科學報

在他看來，大眾文化象徵意義決定了傳統認識論主－客關係的方法是把握不住它的性質與特點的，只有用解釋學的主－主關係才能理解其實質。因為，任何文化都是特定主體對世界與人生的一種感悟，任何他人若不進入其境界是很難掌握並領悟其精髓和實質的。但他又不贊同一般哲學解釋學的解釋方法。因為，這種解釋學儘管超越了傳統認識論的解釋方法，卻將文化的解釋似乎看成沒有任何「正當」與「非正當」關係的活動。他認為也許文化的解釋並沒有對錯與好壞之分，但一定有「正當」與「非正當」關係存在。而這種關係似乎並不在文化解釋過程之中，而在文化解釋過程之外。正因如此，他才利用並借鑑利科的深度解釋學思想。在約翰·湯普森看來，文化解釋的「正當」與「非正當」性質是在文化傳播過程中體現出的不對稱權力關係中表現出來的。因此，研究文化解釋的傳播過程既是一種深度解釋學的方法，又是一種意識形態批判方法（前者是手段，後者是目的）。他認為這種研究包括三個步驟：一是社會背景研究與分析；二是話語研究與分析；三是解釋與再解釋。第一個步驟重點把握文化解釋（包括文化接受）的社會背景與社會機構等，第二個步驟對特定文化或文化解釋進行話語結構與話語類型等形式分析，第三個步驟是對已解釋的文化現象結合上述兩個步驟再作綜合研究與分析，並揭示其維護權力統治關係的實質。

探索適合自身發展的現代化道路

隨著西方社會進入消費社會以及西方現代化帶來的問題而引起的全球現代化與現代性的探索，文化問題已成為一個十分重要且緊迫的問題。首先，從消費社會的性質與特點來看，文化發展不僅影響著人們的休閒娛樂方式和生活方式，更影響到社會的經濟乃至社會全方位的發展。文化既是軟實力，又是硬實力。當前文化已成為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動力，這既表現在文化作為一個產業在綜合國力發展中的重要地位與作用，又表現在文化附加在物質產品中而表現出的文化附加值上。其次，從全球現代化探索和發展上看，文化已明顯成為現代化與現代性發展的一個重要內在規定性。事實上，現代性本身就包含兩個方面，即社會現代性與文化現代性。社會現代性主要表現在資本化、工業化、城鎮化與知識化等多個方面，而文化現代性則表現為文化的理性與主體等方面價值。表面上看，文化現代性只影響到社會精神領域與人們的精神生活，而實質上它影響著包括經濟、政治、社會等眾多領域。若沒有理性中的工具理性與主體中的個人自由價值的強調，就無法完成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理性，進而就無法充分發揮資本邏輯的推動作用。同樣，沒有文化現代性中的理性與主體，也就不可能有包括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在內的一整套社會制度與機制（資本主義現代性從本質上說就是形成了以主體為核心的制度體系）。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性弊端日益明顯，促使發展中國家必須認真反思西方現代化並選擇適合自身發展的道路。從文化現代性上看，西方資本主義的工具理性和個體主體雖然在現代化發展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其引起的價值理性失落與信念信仰衰落也帶來了資本主義現代性的自反性等惡果。這些都警示著發展中國家必須立足自己的傳統文化，慎重選擇與探索適合自身發展的現代化道路。

從一般意義上說，文化沒有絕對的優劣，在兩種完全不同性質的文化之間輕易作出孰優孰劣的區分與評價肯定不是科學的態度，但由此不能得出文化沒有進步與落後以及是非對錯之分的結論。約翰·湯普森文化意識形態理論就從一個側面揭示了這個道理。一個人、一個組織或一個國家若輕易將自己的文化與價值觀強加給他人，這自然就帶來了約翰·湯普森所說的文化意識形態問題。

理性與主體價值是文化現代性的共同價值

約翰·湯普森雖然揭示了文化以及文化解釋過程中的「正當」與「非正當」問題，但他對文化進步與落後以及是非對錯的分析與認識還是有局限的。的確，作為一種生活方式或純粹休閒娛樂（包括信仰等）的文化來說，它包含的認識論含義相對較弱，而價值與意義的含義更為明顯。對於它們，若直接採用像對待知識（包括自然知識和社會知識）一類問題的方式來對待它們顯然是不完全科學的，但這樣說並不意味著它們就可以完全逃避認識論的分析與批判。事實上，它們中間同樣蘊含著認識論問題，只不過這一認識論問題是一種間接認識論問題。與知識一類問題一樣，任何文化都是特定社會發展的結果，它們都是對特定社會相關問題的一種反映。儘管一些價值類型的文化具有一定超越時空的性質與特點，但也擺脫不了它們產生的時代烙印。換言之，儘管一些價值文化具有一定超越時空的特點，但在不同時代要想真正發揮它們的價值，就必須對它們進行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讓它們與現代社會相適應、與現代文化相協調。否則，不僅不能發揮它們的積極意義與價值，甚至還會阻礙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就現代化道路的文化選擇而言，發展中國家要吸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現代化發展過程中的教訓，探索現代化本土化的道路，充分利用傳統文化與傳統文明的先進成果，但僅僅如此顯然是不夠的。現代化道路的差異性是建立在現代化道路的同一性的基礎之上的。換言之，無論從社會現代性還是文化現代性來看，有不少因素是共同的，也是必須的。僅就文化現代性而言，理性與主體價值就是其共同價值。若發展中國家在探索現代化道路時拋棄了這樣的共同價值，最終一定不會成功。當然，雖說這些價值是共同的，但也不能說它們是毫無弊端的。如過分利用工具理性就會導致價值理性喪失，過分推崇個人主體就會導致社會整體精神滑坡。處理這樣的問題同樣不能由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正確的做法是兼顧彼此，做到它們的適度平衡。這些共同價值就是衡量與改造傳統文化與傳統文明的重要認識論標準。

約翰·湯普森文化意識形態理論最大的問題還不在於他只對文化進行社會論分析，拒斥文化的認識論研究，而在於他對馬克思恩格斯意識形態理論實質的研究與把握上。正如約翰·湯普森所說在馬克思恩格斯眾多文本中，意識形態有著指稱「虛假意識」的內涵，但不能由此像丹尼·貝爾那樣輕易得出「意識形態終結論」的結論（丹尼·貝爾認為既然意識形態是指「虛假意識」，它的最終命運只有一個，即徹底終結，並且認為他這一思想是根源於馬克思恩格斯）。如果認真研讀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他們所謂的「虛假意識」是有所指的，指的只是以往意識形態（因為以往思想家認為精神決定歷史，因而在唯物史觀形成後的馬克思恩格斯看來他們的思想都是以「錯誤意識」為基礎的，因而他們的思想整體上都是虛假意識），而不是指所有社會意識形態。儘管馬克思恩格斯沒有明顯談論社會主義社會意識形態問題，但根據他們的思想及其邏輯，社會主義社會同樣存在意識形態，只是這種意識形態是建立在唯物史觀（即正確意識）基礎之上的，因而應該是「正確的意識」。由此，列寧不失時機地提出「科學意識形態」的概念。退一步講，儘管馬克思恩格斯認為以往的意識形態是虛假意識，但他們認為這些意識形態並不會因其虛假而自動退出歷史舞台，相反它們還會繼續存在並發揮著重要作用。由此，馬克思恩格斯把意識形態看成特定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即「觀念上層建築」。若從觀念上層建築的角度看，以往的意識形態又是「真實的意識」。

雖然約翰·湯普森不像丹尼·貝爾那樣得到「意識形態終結論」的結論，但事實上他還是有條件贊同丹尼·貝爾這一觀點的，至少他也認為作為思想體系和觀念上層建築的意識形態已經終結。在約翰·湯普森看來，當今的資本主義社會已經日益多元化，在這樣的社會中既無法形成與實施統一的核心價值，更無法形成和實現代替它的更新社會的藍圖。的確，當今資本主義社會日益多元化與複雜化，但這一特點並不能掩蓋其另一特點——日益總體化與集中化。若僅僅立足於其多元化與複雜化，自然無法形成新的社會藍圖，但若認真分析與研究其總體化與集中化的特點，就不難得出新舊社會形態需要更替的意識形態結論。從深層文化認識論標準看，整個社會形態更替規律是劃分價值文化科學與不科學的最根本的標準。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876期第3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宋獻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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