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域風雅頌：《詩經》在俄羅斯傳播的思考 | 社會科學報

20世紀，《詩經》在俄羅斯的傳播呈現欣欣向榮之勢。1957年，《詩經》俄譯的巔峰之作——漢學家施圖金的《詩經》全譯本出版。施圖金耗時二十餘年完成了這部里程碑式的譯著，施譯本成為迄今為止俄羅斯學界公認的最權威的《詩經》俄譯本。施譯本不僅是俄羅斯的第一個全譯本，也是西方第一個韻體全譯本。因此，施圖金的《詩經》譯本在世界《詩經》學史上同樣占據重要位置。這一時期收錄《詩經》選譯的還有：葉戈里耶夫和馬爾科夫的《中國之笛》收錄《邶風·靜女》等五首作品；波茲涅耶娃翻譯的《豳風·七月》和《魏風·碩鼠》被收入《東方古代文學》；克拉芙佐娃的《中國古典詩歌》收錄了《國風》14首、《大雅》1首、《小雅》4首、《頌》3首。

21世紀以來，隨著中俄文化交流的深入，俄羅斯的《詩經》譯介呈現持續發展之勢。2015年，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在莫斯科出版《詩經》新譯本。這是一部漢學家和詩人合作翻譯的經典之作。譯本由俄羅斯著名漢學家盧基揚諾夫做學術翻譯，詩人阿布拉緬科加工為詩體譯本。該書作為新世紀中俄文化交流的代表作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俄羅斯聯邦大使館的資助，並在莫斯科中國文化中心舉行了俄文版首發式。這一時期收錄《詩經》選譯的還有孟列夫的《中國詩歌》、克拉芙佐娃編選的《中國文學選讀》等。

悠遠的回聲

百餘年來，得益於俄羅斯漢學界自發自為的翻譯，《詩經》在迥異於中國文化的俄羅斯文化語境中得到廣泛的傳播，經久不衰，從未間斷。俄羅斯漢學家和詩人懷著高度熱情譯介《詩經》。關於採用何種詩體進行翻譯，採用直譯還是意譯，漢學家觀點各異。有些漢學家主張採用非韻詩體（散體形式），如王西里；有些則採用直譯押韻詩體，如阿理克和施圖金；有些則採用意譯押韻詩體，如阿布拉緬科和盧基揚諾夫。詩人阿布拉緬科提倡「以詩譯詩」，他始終遵循以下翻譯原則：以俄語的詩歌文體呈現中華經典文化之魅力。阿氏認為，詩之成為詩，在於詩歌講究神韻。阿氏認為，詮釋《詩經》，其關鍵不在於中俄語言形式的相互轉換是否精確，而在於原詩中的感情色彩和想像因素是否得到保留與傳達，原詩所蘊含的文化意象、詩歌意境能否被俄羅斯讀者理解和感受。因此，阿氏主張把《詩經》的詩意用貼切俄羅斯讀者審美習慣的語句表達出來。總之，無論採用何種詩體，譯文成功與否，關鍵在於譯者是否透徹了解《詩經》原詩的內容、藝術風格，以及譯者本人是否具備廣博的學識、深厚的語言基礎和高超的翻譯技能。

俄羅斯學界深刻認識到《詩經》的文學價值。阿理克在《中國古代經典〈詩經〉俄譯之前提》一文中重點關注了《詩經》的文學價值。費德林的《〈詩經〉在中國文學中的地位》不僅是俄羅斯第一部《詩經》研究專著，而且是世界上首部研究《詩經》文學藝術價值的專著。費德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詩經》的起源、詩歌主題及藝術手段三個方面，深入闡述了《詩經》的思想內容、藝術風格及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俄羅斯學界對《詩經》的民間文學性質的關注始於王西里，「《詩經》傳達了兩千多年前的中國古代文化，是習俗和禮儀的見證；《詩經》是一部民間詩歌集，《國風》是中國民間文學的基礎」。

《詩經》所蘊含的深厚中國文化吸引了俄羅斯學者的目光。克拉芙佐娃在《中國古代詩歌文化學分析》一書中，以《詩經》為基礎，從文化學角度探析了中國詩學傳統的起源及特點。克拉芙佐娃把《詩經》置於寬廣的歷史文化語境中去進行全面的考析，聚焦《詩經》與其他典籍的聯繫，通過考察其間的細微差別發現問題，企圖通過研究《詩經》，全方位探索中國歷史與文化，並把探尋問題的根源和本質作為最終研究目標。

漢語博大精深，已有3500多年的歷史。俄羅斯學界對《詩經》的語言學性質給予了充分的關注。費德林認為，從語言學角度看，《詩經》就是一部古漢語典籍，可以用它所提供的珍貴材料研究古漢語語音、古漢語歷史及其演變的情況。瓦赫金的《論〈詩經〉中的重複句》論述了同一詩句在不同的篇章中出現的語言功能。俄羅斯學界認為，漢字作為表意文字，「視覺」上就包含著一個栩栩如生、直觀可感的意象世界，「每一個漢字就是一首詩」，用漢字組合起來的《詩經》詩意是感悟的，而不是分析的；是隱喻的，而不是實指的；是想像的，而不是敘說的。

「風、雅、頌、賦、比、興」六義是《詩經》的重要藝術特點。李謝維奇的《古代和中世紀之交的中國文學思想》詳細介紹了六義的演變及其在不同時期的含義。比如他闡釋了漢代鄭眾、西晉摯虞、南北朝鐘嶸等對「興」的不同觀點。漢學家指出，「中國詩歌注重修辭，或敘述（即賦），或比喻（即比）或形象的引入（即興），其中，『興』是《詩經》獨特的藝術特點，即通過描寫某種特殊的自然現象或是描述事物的發展過程，引發讀者對內容的思考及情感的共鳴。」

《詩經》在俄羅斯傳播的思考

百餘年來，俄羅斯學者根據自己的理解對《詩經》進行了譯介，譯本紛紜繁雜（全譯、選譯本近20種），俄羅斯學界對《詩經》的研究成果頗豐。同時，《詩經》在俄羅斯的傳播亦遭遇了不同程度的誤讀甚至變異，由此也引發了誰來譯、怎麼譯、為誰譯的思考。

翻譯是中國古典詩歌走向世界的關鍵。再經典的文本也要經由翻譯，才能在他國的文化土壤里獲得「後起的生命」。作為中國古典詩歌生命起點的《詩經》，其翻譯過程中凸顯出的重要問題，同時也是中國古典詩歌翻譯過程中共有的核心問題。《詩經》俄譯者在翻譯中遇到的種種尷尬，很好地詮釋了文本在「跨語際實踐」（translingual practice）中的重塑過程及轉換模式，反映了為異質文學、文化提供對話平台的艱難及必要性。以《詩經》為代表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海外傳播作為一種「跨語際實踐」，必然需要通過翻譯實踐去開啟傳播與接受的途徑。然而由於中俄文化差異，經過譯者的文化過濾，不可避免地會生髮出種種駁離於原義的誤讀和變異。如何看待這些誤讀和變異，是中國古典詩歌翻譯研究必須面對的問題。

我們認為，中外合作是更好的模式：中國譯者把握內容不被曲解，同時給予母語譯者在敘事和表達方式上的充分自由。同時，基於中俄語言文化的差異，面對不同受眾，應採取不同的翻譯策略。

針對普通大眾讀者對中國文化尚存較大「認知差」的現狀，歸化翻譯應成為培養讀者閱讀興趣的主要翻譯策略。我們應當給予「認知差」彌合過程足夠的時間和耐心，更要給予優秀譯者的專業判斷更多尊重與信任。使用意譯和歸化策略的譯作中存在適度的變異，有利於消除普通俄羅斯讀者的閱讀障礙，降低讀者的認知難度，增加譯文的可讀性，擴大其傳播的受眾面。

針對具有一定漢學背景的研究型讀者的學術研究性譯本，異化翻譯策略則有利於推進中俄學術交流。採用文內直譯和文後釋譯的策略是我們的首選。文內直譯形式保證譯文的簡潔明了，文後釋義部分則應以詳贍為主，力爭釋義的學術性和準確性。例如，在翻譯《詩經》里的中國古代樂器「琴」「瑟」和「笙」時，阿布拉緬科和孟列夫的譯文「цинь」「сэ」和「шэн」採用了異化翻譯策略，即文內直譯和文後釋譯的策略，更好地傳達了原文的文化特色。其中的「琴」類似於俄羅斯人熟悉的齊特拉琴，「瑟」則類似於古斯里琴。基於這種相似性，施圖金和瑪麗的譯文使用歸化翻譯策略，用齊特拉琴「цитра」和古斯里琴「гусли」來翻譯「琴」和「瑟」，這種翻譯的變異降低了普通俄羅斯讀者的閱讀難度，增加了譯文的可讀性和傳播面。

《詩經》在俄羅斯獲得廣泛的傳播和影響說明，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對俄羅斯有著巨大的吸引力。《詩經》俄傳亦推動了中俄文明對話，加深了中俄文化互鑒與融合，成為「講好中國故事」的一個典型文化傳播案例。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跨文化視域下《二十四詩品》在西方的譯介與研究」（22XJA751003）階段性成果]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867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王立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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