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賽博朋克到非洲未來主義 | 社會科學報
▋洞見
從賽博朋克、蒸汽朋克、太陽朋克到非洲未來主義,每種運動都代表了一種獨特的思考過去、現在和未來關係的方式。近日,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傳播學院邀請南加州大學教授亨利·詹金斯以「從賽博朋克到非洲未來主義:科幻媒體運動」為主題,舉辦了精彩的講座,詹金斯教授指出,這次演講旨在成為一個指南,介紹塑造當代科幻文化的形象及其影響,並回答如何幫助我們理解當今時代的問題。
原文 :科幻媒體運動:從賽博朋克到非洲未來主義
作者 |南加州大學安能伯格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亨利·詹金斯
圖片 |網絡
我將賽博朋克、蒸汽朋克和太陽朋克到當今的非洲未來主義視作從科幻小說中延伸出的另類文化運動,它們超越了文學運動本身,橫跨了包括獨特的色彩搭配、風格設計、服裝等在內的所有媒介。它們是圍繞著關於技術及其在現代世界中的地位的思考和討論。
賽博朋克:一種被高度重視的認知手段
20世紀80年代初,一批新生代的科幻作家嘗試重新想像和重塑科幻的更多可能,並自稱為賽博朋克。他們的宣言提到:他們試圖思考如何創造一種文學科幻小說的模式,來去除許多累積在流行雜誌之上的東西,實現超越。以下是布魯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在《鏡影:賽博朋克選集》(Mirrorshades: The Cyberpunk Anthology)中的觀點:
就像朋克音樂一樣,賽博朋克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回歸。賽博朋克們也許不僅是第一代在科幻的文學傳統中成長的科幻作家,還是第一代生活在一個真正的科幻世界中的科幻作家。對於他們來說,經典的「硬科幻」推演邏輯和技術素養不僅是一種文學工具,更是一種對日常生活的幫助。它們是一種被高度重視的認知手段。
因此,科幻小說被視為一種理解快速變化的世界的核心素養和信心。賽博朋克運動湧現出一些關鍵作品:《鏡影:賽博朋克選集》、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神經漫遊者》(Neuromancer)——一本真正將賽博朋克推向舞台中央的小說,以及派特·卡迪根(Pat Cadigan)的《心靈操縱者》(Mindplayers),這些書籍的封面有一個共同點:利用金屬和霓虹色的混合營造出賽博朋克的感覺。
視覺和音樂美學被認為與賽博朋克運動密切相關。布魯斯·斯特林在《鏡影:賽博朋克選集》中談道:
賽博朋克們自身就是混合物,他們對中間地帶(interzone)充滿了興趣:用威廉·吉布森的話來說,在這個地帶中「街道找到了自身的獨特用途」。經典工業製品噴漆罐造就的充滿激情的、不可抑制的街頭塗鴉;家用印表機和複印機的顛覆性潛力;搓碟音樂(Scratch music),來自貧民區的創造者將圖像本身變成了一種樂器,並將放克(funk)與巴勒斯(Burroughs)的剪貼法相結合,創造出了一種典型的80年代音樂。
中間地帶即城市無人區之間的空間,作為賽博朋克小說的背景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成為了亞文化挪用的空間。創作者閱讀斯圖爾特·霍爾(Stuart Hall)和安吉拉·麥克羅比(Angela McRobbie)的著作,並將這些思想應用到未來;他們描述了從母文化中借鑑的潛在思想、理論和亞文化;他們改變象徵、創造區分和差異,並與(其他文化的)吸納、邊緣化和群體歇斯底里作鬥爭。作為一種亞文化的生存鬥爭是貫穿這些書籍的核心主題,而這恰恰是伯明罕的文化研究的基本命題。
在電影方面,《銀翼殺手》(Blade Runner)塑造了這一代賽博朋克作家們看待世界的方式。賽博朋克運動中產生的一些視覺藝術試圖表達人類與機器融合的方式,以及人類與機器的融合帶來的迷戀、愉悅、痛苦與藝術。這些作品既美麗又令人恐懼,因為它們捕捉到了人類世界變得越來越機械化的矛盾情感。
蒸汽朋克:對當代美學的反抗
蒸汽朋克的核心前提是:「如果維多利亞時代的技術世界突然擁有了數字能力會怎樣」,或者「如果數字革命發生在19世紀90年代或80年代會怎樣」,這是開始的前提,但實際上蒸汽朋克始於一場創客運動。人們想要用自己的雙手、使用有趣的材料製造一些有趣的東西。它是自下而上生成的,並且在某種程度上,粉絲群體的出現先於相關文本的出現。粉絲創造了蒸汽朋克,並創造了一個市場,科幻作家和媒體製作人生產的東西才被填入其中。在這一過程中,對蒸汽朋克的需求突然迅速提高。
《差分機》(Difference Engine)和《鑽石年代》(The Diamond Age)是兩本開始勾勒蒸汽朋克科幻小說樣貌的書。我很贊同瑞貝卡·奧尼恩(Rebecca Onion)在關於蒸汽朋克的文章中所寫的觀點。她寫道:
蒸汽朋克意識形態崇尚草、銅、木頭、皮革和紙板,這些都是過去的年代的建築材料。蒸汽朋克痴迷於齒輪、彈簧、鏈輪、輪子和液壓運動。他們喜歡看到蒸汽動力技術運行時產生的蒸汽雲團的景象。許多參與這種亞文化的人將閱讀、構建和撰寫蒸汽技術視為一種高度解放的反文化實踐(因此,加入了「朋克」一詞)。這些曾經被人們所唾棄的技術如何作為新烏托邦的景觀重返文化詞典的?
她認為蒸汽朋克是一系列物質實踐和關於如何組成技術的物理選擇。布萊恩·大衛·詹森(Brian David Johnson)曾對蒸汽朋克社群進行了一項研究。他的基本觀點是,蒸汽朋克是對「蘋果美學」(「Apple aesthetic」)(例如,閃亮的金屬、在黑暗房間中使用的白色和黑色的技術、這種技術的永久性、所有那些塑料手機殼的可拋性)的一種反應。蒸汽朋克美學重視珍貴的材料、定製化的物品,以及技術的美感。但從詹森的角度來看,蒸汽朋克未來願景的具體內容並不如對當前技術外觀的反映重要。它更多是一種反映性的舉動,體現在各種不同的媒體中,諸如蒸汽朋克的電影中《童夢失魂夜》(City of Lost Children)、《蒸汽男孩》(Steam Boy)。蒸汽朋克也是所謂復古未來主義運動的一部分。總的來說,所有蒸汽朋克媒體都在觸及人們對當代技術的不滿情緒。
蒸汽朋克無疑已經傳播到了西方世界以外的地區。當蒸汽朋克傳入中國時,人們不得不重新思考這種幻想,畢竟維多利亞時代對中國人民來說並不是一個偉大的時代。發生在鴉片戰爭期間和英國殖民地的故事的確對植根於蒸汽朋克內核中的傳統白人幻想發起了挑戰,並通過蒸汽朋克科幻小說向人們講述了有關殖民化、剝削和攫取的故事。因此,蒸汽朋克也成為了一種辯論和批判英帝國遺產的載體,同時為其他聲音(如中國、日本、印度和非洲的聲音)回應蒸汽朋克最初代表的科幻小說中的主流幻想提供了機會。這是一種對蒸汽朋克核心思想的反運動。
太陽朋克:重建與自然世界的關係
太陽朋克是一個相較而言不太知名的新興運動,源於直面環境破壞的願景,我們如何構想一個能夠與自然世界發展出更可持續關係的後環境的、末世的世界?哪些技術可以幫助人類減緩全球變暖和氣候變化?因此,太陽朋克是由世界各地的作家和藝術家共同創造而成。
太陽朋克的美學將實用與美麗、精心設計,與綠色豐茂、明亮多彩,與樸實堅固融合在一起。它設想了未來主義的建築和新型的城市空間,特別注重使用鬱鬱蔥蔥的綠色、鸚鵡和鳥類羽毛上的明亮色彩等,以創造一個很有吸引力的、可持續的未來願景。與賽博朋克和蒸汽朋克相比,太陽朋克是一個更為樂觀的運動,它代表了一種突破、一種新型的科幻小說,其核心是烏托邦而非反烏托邦。
反烏托邦是一種文學批評,而烏托邦是一種倡導和干預的文學。我認為,批判作為一種達成目的的手段是有用的,作為目的的批判本身則是沒有用的。批判研究只給我們帶來了沒有倡議的反烏托邦。如果想改變世界,我們需要烏托邦。史蒂芬·鄧肯(Stephen Duncan)指出,烏托邦一詞的字面意思是「不存在的地方」。它是作為一種發起辯論的方式被創造出來的,所有人都知道它是不可能實現的,但它引導我們提出新問題,並更新我們對現實的看法。烏托邦並不意味著我們生活在可能實現的最好的世界中,而是一種對更好的世界的願景。我們只有能夠想像一個更好的世界,才能夠建設一個更好的世界。
太陽朋克試圖將我們從對賽博朋克的批評轉變為一種倡導和干預的立場,幫助我們邁向一個更可持續的世界。太陽朋克是一個運動,尤其在小說、藝術、時尚和行動主義領域。它試圖回答並凸顯一個問題,即一種可持續的文明應該是什麼樣的,以及我們如何實現這一目標。它不僅是一種藝術運動,也是一種社會變革的模式。它被認為從一開始就產生了行動主義,其特徵是從被提取的技術破壞景觀中自我恢復,並重建與自然世界的關係。
總之,太陽朋克是一種對未來的願景、一種深思熟慮的挑戰,也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系列可實現的提議。我們再次看到,時尚成為了其中的一種載體。以植物為基礎的意象、綠色的意象、使用傳統材料和來自大自然的新型材料,共同構成了與合成材料相對立的植物時尚。所有這些都以某種方式成為了太陽朋克運動的一部分。比如,宮崎駿(Miyazaki)的電影,吉卜力工作室(Studio Ghibli)的作品中環境和植物包圍人類角色的方式。在某種程度上,吉卜力工作室的電影所構建的植物世界與人類-動物世界對於故事而言是同等重要的。人們在吉卜力工作室的電影中看到了他們隱含的環境政治主張。我認為《流浪地球》(Wandering Earth)的核心也是一種太陽朋克敘事,探討了環境變化以及地球如何生存下來的故事,全球合作將帶來與能源、技術和地球的不同關係。
非洲未來主義:一種賦權方式
非洲未來主義(Afrofuturism)可能是過去幾年以來最富創造力的科幻運動,非洲作家和非裔美國作家已經開始作為科幻的核心聲音嶄露頭角。近年來,雨果獎(Hugo Awards)已經被中國作家獲得,也被許多來到美國出版科幻小說的奈及利亞女性獲得。非白人的觀點已成為科幻中的主導聲音。這引發了一系列的反響。我們可以看到非洲國家的美學元素,以及當代非洲藝術通過多種媒介湧入當代科幻、小說和藝術中。
《黑豹》(Black Panther)是非洲未來主義美學興起的一個分水嶺。好萊塢出現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東西。這部具有泛非洲美學的電影明確地表達了反殖民主義政治,並再現了人們在熒幕上從未見過的另類非洲形象,即一個從未被殖民過的、高科技而非低科技的非洲,在這裡部落之間並沒有相互對立,而是找到了和平化解分歧、共同合作的道路。它描繪了一個結合了父系文化和母系文化元素的非洲社會,在這裡既有由強大的女性擔任領導職務的國家,又有準備成為全球強國的國家。非洲未來主義作家已經意識到,科幻喜劇是與年輕非裔和拉丁裔美國人談論種族和權力的重要工具,以及人們如何通過像《黑豹》這樣的科幻作品建構賦權幻想。
作為這一運動的發起人之一,批評家格蕾絲·迪倫(Grace Dylan)表示,由於地球上有這麼多不同的部落和民族試圖在未來的設想中為自己爭取到一席之地,利用未來主義是非常重要的。
在某種程度上,《阿凡達》(Avatar)就是原住民未來主義的一種化身。而《夜襲者》(Night Raiders)是原住民未來主義中更為獨立的電影,它講述了在一個未來社會,極權政府帶走了原住民的孩子,並訓練這些孩子們對抗他們的父母的故事。這是一種以反烏托邦模式思考歷史的方式。原住民藝術家們從科幻、小說、電影和電視中獲取意象,並用它們來支撐自己的故事來思考他們的未來會是什麼樣的,以及如果他們的文化適應了未來的環境將會是什麼樣的。這是一種將新興與傳統、古老與未來融合在一起的方式,這正是原住民未來主義力圖實現的目標。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867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宋獻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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