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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駐美國大使館1月5日發布了已升任外交部長的前駐美大使秦剛，在離開美國之際，在《華盛頓郵報》發表的署名文章，情真意切地回顧了自己在駐美500多天走訪美國22個州的許多經歷和細節，向美國各界呼籲「穩定的中美關係攸關我們星球的前途命運」。他表示深信，中美關係終將回歸正途並不斷前行。
秦剛任中國駐美大使之時，正是中美關係面臨複雜局面的困難時刻，兩國對話交流機制幾乎全部停擺，期間又發生了美國眾議長佩洛西「竄台」的鬧劇。但在他回國之際，中美領導人已在兩個月前成功舉行會晤，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也正在規劃訪華行程，中美經貿的重大風險也在逐步緩和中。
期間中美之間經歷了怎樣的博弈，兩國關係又為何能抗住大風大浪？
進入後疫情時代，中美關係仍然緊張，共和黨的國會領袖也在蠢蠢欲動，放話說要效仿佩洛西也要去「竄台訪問」，中美關係又在醞釀新的風暴，還是正在回歸理性？剛剛實現新老交替的中國外交團隊，又將如何展現「可親可信可愛」的中國形象？
深圳衛視直新聞主筆萬霞就此專訪了中山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孫興傑教授。
【訪談精選】
中國外交天團更新 人事調整服從於戰略變化
直新聞主筆萬霞：謝謝孫老師接受我們的採訪，就在歲末年初的時候，中國外交團隊出現了一個新老交替的重大變化，駐美大使秦剛升任了外交部長，緊接著王毅接替楊潔篪擔任了中央外事辦的主任。對於新一屆的中國外交班子，包括彭博社在內很多的外媒就認為中國的外交政策可能會有一些調整，您怎麼樣去解讀呢？
孫興傑教授：整個外交團隊的調整，實際上是應該服務於服從於中國整個外交戰略的調整的，我覺得人事的調整是一個結果，而不是說它是一個起因。在過去一段時間裡面，我們大國外交的戰略是越來越成熟，或者說越來越具有韌性。第二個，在戰略或者政策作出調整或者確定之後，人事團隊的調整肯定是一個必然的結果，像毛主席說的，正確的路線方針確定之後，那麼幹部就是關鍵。所以說從這個角度來講，我覺得可能是外交團隊的調整，是戰略調整的一個結果。
剛才您提到包括一些外媒做出的報道和評價，實際上我覺得形成了一種正向的反饋，這個我覺得是一個比較好的良性的互動的過程。
秦剛駐美一年半 為何能不辱使命不負重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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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新聞主筆萬霞：正好是一年半之前，秦剛當時赴任駐美大使的時候，我也採訪了您，您當時談到中美關係正好在一個非常緊要的關口，秦大使那個時候赴任是肩負重擔，那麼從這一年半來看，您覺得他工作成效如何？
孫興傑教授：我覺得秦大使，現在是秦部長，實際上這種人事調整本身，我覺得中國的高層對於秦部長的工作應該是非常滿意的。這個過程中，實際上也是對於中美關係（的重視）。從中美關係的變化來講，這兩天我在想，秦大使在美國的500多天肩負重擔，在某種程度上他又保持了外交官這種平和隱忍，然後有非常明確的一種目標感，就是落實中美元首達成了一系列的共識，尤其是總書記一再強調的「中美關係要搞好」這個基本的命題、必答題。從這個角度來講，我覺得他在大使任里做了很多艱苦的工作，取得了非常重大的一些成果，對於維持調整中美關係，實際上他扮演了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從這個角度講，他來接任外交部長對於中美關係發展，也是釋放了一個明確的信號，就是中國的高層非常地重視中美關係。
摘掉「戰狼」的標籤？中國需要什麼樣的外交官？
直新聞主筆萬霞：我們看到秦剛在美國的能見度也是很高的，在這五百多天裡邊他訪問了美國的22個州，而且和各界的交流都很多。我注意到一個小細節，就是在上個月（2022年12月）的6號，秦剛應邀出席了美中經貿會的一個年度晚宴，當時發表了演講。因為他被授頒了一個傑出貢獻獎，應該是對於中美交流的一個重要的獎項，當時他表示感謝的時候還開玩笑說，「感謝美中經貿會的葛士柏主席對我的熱情介紹，但你忘記介紹一點，就是你沒有說秦剛大使是戰狼」。其實這個話很多外媒都引用了，都報道了。我覺得秦剛這個玩笑當中，既有對「戰狼」這種稱呼的一種反諷，同時又隱含著一種對外交官角色的某種自我覺察。以現在的中國外交來說，我們到底需要什麼樣的外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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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興傑教授：我覺得秦部長的這句話含義非常豐富。第一個就是說，他在過去500多天裡面，實際上我幾乎沒有看到美國的媒體或者是國外的媒體，把秦大使在美擔任大使期間他的一些做法，把它稱為「戰狼」的，他是非常韌性地處理兩國之間的一些矛盾、分歧，然後來維護本國的國家利益。這是以實際的行動在反駁某些偏見，尤其是媒體的一些標籤。
外交工作目標：塑造「可愛可親可信可敬」的中國形象
總書記一直強調的中國跟世界怎麼去交流，塑造什麼樣的中國形象，就是「可愛可親可信可敬」的一個中國形象，那麼怎麼去塑造這種形象？這是我們想要的。我們想要的不是「戰狼」，所以說下一步，我相信秦部長帶領的外交團隊，它會走向我們高層確立的一個國家形象，中國的形象，在這個目標之下，我們怎麼去實現我們的外交風格的一個比較大的轉變，說白了就是中國外交的「去戰狼化」，就是我們反對這種標籤，反對這種污名化，那麼未來是一個什麼樣的形象呢？怎麼去做，我覺得這還需要一個探索和實踐的過程。
外交大局觀！佩洛西「竄台」後中美關係未失控
直新聞主筆萬霞：其實在秦剛擔任大使期間發生了佩洛西「串台」這個事，當時氣氛那麼緊張的情況下，您有沒有關注到秦剛的處理方式？
孫興傑教授：按照以往的一些大家的理解，佩洛西「竄訪」台灣，可能觸及了中美外交關係的一個政治基礎，可能會造成中美關係的降級了，甚至召回大使這種外交報復行為。但是我後來實際上看到中美之間，我們的反應實際上我覺得是比較理性的，是具有大局觀的一種回應。包括秦大使實際上可以說他在那個非常艱難的時期，甚至可以講是忍辱負重，在美國做了很多的工作，然後維持了中美外交關係基本的穩定，這也為後邊中美元首在巴厘島會晤其實做好了一個鋪墊。
大家設想一下當時如果出現了互相召回大使或者說外交降級的行為，我們很難設想，在G20峰會期間，中美元首在開大會之前先有一個雙邊會晤，而且談得非常地具有建設性，從這個角度來講，我覺得秦大使其實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新的一年 緊張的中美關係逐步回歸理性？
直新聞主筆萬霞：隨著兩國元首在去年11月份已經舉行了習拜會，很快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也計劃在今年年初要訪華，您覺得這種高層互動的恢復，是不是表明，中美的關係雖然還是很緊張，但是開始逐步地回歸到理性的一個狀態？
孫興傑教授：我覺得布林肯訪華，應該是落實中美元首共識的一個開始。我相信中美之間、外交高層之間的這種互訪也會逐漸地展開，這樣的話，為中美關係回到大家期待的、想看到的一種狀態，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助力，這個實際上是讓外交的共識、元首的共識，能夠制度化、成果化的一個很重要的表現。也就是說，不會出現或者是短期內不會有大的反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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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一次次元首外交去談一些基本的事情，有些議題逐漸地「去安全化」也就是說它不再變成一個政治性的議題、安全性的議題，什麼都關係到國家安全就不能談了，而是說它「去安全化」之後，回到它本來的一個樣子，比如說關於貿易關稅、宏觀經濟金融貨幣政策等等這些東西都可以進行會談。
直新聞主筆萬霞：大家會覺得說，主要是在美國那個方向開始逐漸地有一些理性的聲音和動作。比方說經貿方面，中企從美國大規模退市的風險，現在應該已經緩解了，而且美國最近決定，將352項中國輸美產品的關稅豁免再延長9個月。您覺得新的一年中美關係會有更多的這種理性的回歸和調整嗎？
孫興傑教授：我覺得美國是在逐漸認識中國，中美之間實際上在過去一段時間，是我們相互之間的認知出現了失焦，或者說情緒化的東西比較多，這個問題實際上中美雙方都是存在的。
前兩年大家有個段子說，「如果不是美國人講，我都不知道，我們的國家這麼厲害。」實際上這個裡面有些是真實的，有一些我覺得是恐慌造成的。
另外一個就是說在拜登政府上來之後，實際上它在重新認識中國。就是中國的哪些發展或者是哪些方面，對美國它的全球霸權構成實質性的挑戰，哪些方面實際上中美之間是可以繼續合作的，也就是中國的發展，並不影響到或者是不會直接對美國的霸權地位，產生比較大的衝擊。
所以這裡面就涉及到剛才您講的一種理性的聲音出來了，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重新權衡的過程，這裡面包括基本的貨物貿易，實際上拜登政府延續一些關稅的豁免，因為這裡面直接涉及到美國的通脹問題。包括金融這一塊，中美之間是達成了妥協，包括我們的審計底稿、審計的問題，實際上我們還是要加入到美國主導的這種全球金融體系，金融市場裡面。
但是在有些方面，拜登是在升級的，尤其是技術、半導體、核心的產業鏈。
我覺得是中美之間有一個相互適應、相互認知、相互重新確定這麼一個相對地位的過程，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經過這一段時間的磨合，我覺得確實像您提到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中美關係怎麼去理性回歸，這個我覺得可能是未來中美的高層，外交層包括方方面面都是可以去努力的一個方向。
中美交流能否理性恢復？拜登還在加固「小院高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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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新聞主筆萬霞：其實作為普通人可能就會更關心一些這種交流方面的問題，因為在過去的一年有一些壓力，比方說去年的中國的對美投資降了52%，有2,000多位學習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專業的中國學生被拒簽，而且還有一個所謂的美國的「中國行動計劃」，導致了1,400多名的華裔科學家被迫離開了美國，去年的1-10月中國赴美留學生的簽證數量同比下降了38%，還有1100多家中國企業被列入了美國的各種制裁和限制的名單，所以說這些可能真正實實在在的這種交流的問題，可能是大家特別關心的，那麼新的一年這些問題會不會有一些變化呢？
孫興傑教授：有些領域可能會有所緩和，但是剛才您提的這些領域我不是很樂觀。因為拜登政府的一個非常明確的目標，就是中美之間的競爭，或者說近乎「零和」的一個競爭領域，就是我把它稱為戰略科技領域，就是影響到國家安全領域的科學技術產業，這個是美國全力以赴在圍堵壓制中國的，所以說現在美國對我們這方面這種防範，我覺得是它編織這個網會越來越密。
所以對於像提到這些企業尤其是涉及到科技創新，美國關注那些領域那些產業不會放鬆，包括我們留學生學習STEM（科學工程數學），這些會越來越難。拜登政府把它稱為「小院高牆」，就說這個領域可能是會縮小，但是這個牆會很高，也就說赴美去學習這些科學技術包括基礎的理論，這個門檻會越來越高，所以我對這方面不是很樂觀。
共和黨領袖宣稱也要「竄台」 美國政客為何在台海比「衝動」？
直新聞主筆萬霞：在對美的交往當中，最敏感最棘手的還是台灣問題，我們也注意到共和黨的國會領袖也在蠢蠢欲動，據說他要效仿佩洛西也要去「竄台訪問」，為什麼美國的政客常常會在台海有非理性的衝動？
孫興傑教授：他們之間有競相表演的一個成分在裡面，就是說佩洛西去了，那我共和黨拿到眾議院的多數席位，我也要去。另外一個就是說，確實美國存在這種府院的分權，白宮確實不能去指揮，去直接阻斷眾議院的議長，他做的一些事情。
另外一個就是說美國國會裡面一些「親台」的勢力，或者是遊說集團的影響還是蠻大的。所以說如果新的眾議院議長「竄訪」台灣，我覺得可能也不只是說說而已，也有可能去做到的。
所以我們看到最近幾年，美國的國會通過了一系列涉華的法案，這裡面帶來的最大的一個影響，美國的對華政策尤其是關鍵問題的一些政策，它不會因為白宮的主人換了而發生改變的，也就是說它變成一種法案性質，就是跨政府、跨總統、跨任期的一些政策，所以說影響太久遠，在這些問題上，它已經變成不能說慣例，就是說已經變成一種習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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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非理性地強調「國家安全」為何成西方潮流？
直新聞主筆萬霞：現在我感覺美國把國家安全放在了一個過分重要的地位上，什麼都是安全問題，為什麼在西方成為潮流？
孫興傑教授：這個其實從歷史的角度來講，它是一個周期性的變化，大國政治國際政治裡面，總有一段時間是非理性的。這裡面包括世界大戰，是把安全作為頭號的議題，以至於為了安全可以犧牲發展，可以犧牲效率，可以犧牲交流，為了維護各自的利益。
我前幾年就提這個概念，叫緊縮的國際體系，就是說，這個國際體系裡面，大家做增量、做大蛋糕這種動機或者動力在下降，那麼導致的結果就是要分蛋糕，然後以贏得相對利益，而不是絕對收益作為一個主要的出發點。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這個疫情，我相信今年大概全球會進入一個後疫情期。但是我們想一個問題，疫情結束之後，世界經濟增長的動力在哪？誰可以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領頭羊？誰可以為全球經濟的發展增長注入一個創新的動力？新的商業模式在哪？
現在大家可能因為疫情，因為這個地緣政治衝突，大家可能考慮這些事情並不是很集中或者是很熱烈了，但是如果沒有這些經濟增長新的動力進來，那麼大家做增量這種意願和能力就不是很強，你想做大增量，你都做不了，那麼就只能關注分蛋糕的事情。實際上核心原因還是發展確實進入了一個瓶頸期，經濟進入這個蕭條期。
實際上再進一步講，從2008年金融危機到現在為止，這場經濟危機真正結束了嗎？我覺得未必，現在後續出現這一系列的問題，莫不如說是2008年大蕭條之後的一個後果，從經濟金融到了社會然後到了國家關係到了地緣政局，一直到現在為止。所以說，就是中美關係只是我覺得在這一場大的周期性調整，國際格局調整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很大的一個側面。
我們中央提出這個百年變局，包括我們用大局觀去看待這個世界，我覺得是很重要的一個方法論，但是這個過程我們需要逐漸去認知去研究，反正是一個漫長而且相對來說比較痛苦的一個過程。
直新聞主筆萬霞：謝謝孫老師給我們的分享。
作者丨萬霞，深圳衛視直新聞《慢點·觀察》高級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