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記憶可能重塑人類本質 | 社會科學報

記憶既是人之為人的一種屬性，又是人類技術發明與創造的一個重要領域。一般而言，記憶寓居的場所除了人類自身的大腦之外，還有各類介質，並伴隨時代的發展而有所變化。如果說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第二次浪潮以圖書館、博物院、檔案櫃的形式破除了曾經的記憶障礙，「把社會記憶從大腦中轉移出去，以新的存儲方式突破以往的限制」，那麼，信息化帶來的第三次浪潮則「不僅在數量上有所增加，而且為人類記憶注入了生命」。易言之，如果說神話、文字、圖片、檔案館、報紙等載體形式將記憶進行了靜態留存，那麼，第三次浪潮對記憶的留存形態實現了對固化載體的激活，帶來了顛覆性變化。數據以一種全新的方式將記憶呈現，並構成了與傳統記憶有所不同的記憶樣式。

戈登·貝爾（Gordon Bell）將人類的發展視為「一個不斷追求『全面回憶』的過程。人類之所以被定義為這個地球上最高級的物種，原因之一便是我們擁有更好的發展記憶系統的能力」。在這個發展記憶系統的過程中，語言、書寫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電腦的出現則促成了記憶的重大轉變，近年來數據科學與數據技術日益深度社會化進一步開啟了記憶的新階段。易言之，語言、書寫、電腦和數據是人類記憶歷程中的四個標誌性事件。

托夫勒從技術發展的視角也對記憶作出了類似的判斷。「在歷史上，人類曾經兩度更新其社會記憶。今天，我們面臨的是另一場革命。」這場革命的基礎是第三次浪潮。在某種情況下，「記憶與數據處理之間的差異消失了，記憶成為感知的再現，與最初的認知行為沒有什麼區別。兩者都是從一大堆互相連接的部件中湧現出來的模式」。此時，不僅僅是作為記憶的技術與作為技術的記憶被深度勾連在一起，而是將記憶直接與數據等同起來。因此，數字化生存不僅僅只是人類記憶的新語境，更是促成人類記憶新樣態的重要因素。

從實踐層面來看，微軟於2001年11月2日創建的「我的數字生活」（MyLifeBits）就是以數據方式進行記憶的擴展，是萬尼瓦爾·布希（Vannevar Bush）於1945年所提出的「Memex」設想在科學技術發展的過程中變成了現實。這種方式就是把自己的一切存儲上傳，並形成一種關於自我的數據畫像，甚至成為了人類生命的一種空間拓展與時間延續。其中，空間拓展意指技術導引下的生存空間增加，如數據世界；時間延續意指在事件的當下意義被延展，甚或延展人類後世的數字化永生等。歐盟的「在線生活宣言」（The Onlife Manifesto）則巧妙地將此呈現。從當下的現實來看，科學技術的發展使得在線生活方式已經成為當今人類的日常生活方式，並形成了在線生命（onlife）。在這裡，人類的記憶被技術重組，被處理過的信息與人類再次融合，並通過與「被斯蒂格勒稱為我們的原初滯留（個人記憶）進行重新整合獲得了意義，成為我們生活世界的一部分」。這迫使人類必須對自身展開反思，而在這種反思中，記憶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內容。如，基於維基百科、百度、谷歌等各類搜尋引擎對自我的記錄所構成的記憶該如何面對呢？特別是當這種作為外部記憶或延展性記憶存在的記憶進入到人類內部記憶並逐步轉換為人類內部記憶之時，基於數據的記憶將激發哲學界關於記憶的重新審視。

此外，從關於記憶的研究現狀來看，記憶是大腦的一個功能，通過電腦對其模擬也已經展開。如，在關於記憶的產生、存儲與提取等的研究中，通過技術來探索大腦對信息的記錄、處理、利用、存儲和檢索等，進而實現人腦及記憶的數字化。

然而，不容忽視的是，在上述研究的過程中，數據是該類計劃的核心內容之一，通過數據收集、共享及數據挖掘等來解析大腦的結構和功能是該類計劃的目標所在。因此，這種方式的探索必將基於數據，且在此過程中還會形成或曰產生新的數據價值，而這恰恰是數據記憶在人類社會的一種實踐現象。這種實踐現象必將使得關於記憶的已有研究遭遇到挑戰，進而需要重新審視數據與記憶之間的關係、所搜集或自動形成的數據是否可以被視作人類記憶、數據記憶是否可以成為一種獨立記憶類型、數據記憶的價值何在等問題。

數據記憶：異化人類記憶真實性

雖然數據科學與數據技術在人類的記憶中日趨重要，計算機科學中的「數據存儲」一詞體現了數據對記憶的被動式存儲，但尚未體現出數據所帶來的記憶構成性與主動性特徵；在科學技術界對記憶現象的表述中，出現了數據印痕、神經痕跡、數字腳印（the digital footprint）等術語，但尚未將數據記憶視為一種記憶樣式。然而，無論如何，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即數字化對人的異化已經出現。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曾指出，「人同自己的勞動產品、同自己的生命活動、自己的類本質相異化的直接結果就是人同人相異化。當人同自身相對立的時候，他也同他人相對立」，那麼，人與數字勞動、人與數字人、人與自身所產生的數據之間的關係該如何面對？哈特穆特·羅薩（Harmut Rosa）基於馬克思的異化理論，結合時代發展，提出了包括數字化在內的新技術背景下的新異化。在數字化媒介之前的情景中，體驗與記憶的關係是「在體驗中快速流逝的（短暫的）時間，在記憶中會轉變成延伸開來的（久的）時間。但反之亦然」。然而，伴隨人類的數字化進程，曾經的時間體驗與時間記憶之間的關係出現了逆轉。數字媒介「沒有在我們腦袋裡留下任何『記憶痕跡』。它們對我們過去的體驗沒有增加任何東西」，瞬間或即時記憶在技術的導引下，形成的量在增加，但能留在腦海里的深層的長久記憶並未因此而增加。

但關於這種異化，從現實的角度來看，記憶的技術化並非僅僅是如羅薩所言的體驗到的時間和記得起來的時間之間的關係出現翻轉，更應該值得關注的是，在加速內在記憶體驗淺層化的同時，數據式的留痕作為激活內在記憶的一條路徑，並非僅僅是「時間似乎『落得雙重下場』：飛快流逝，卻又在記憶里不著痕跡」。當數據記憶形成之後，其再次的激活就已經是時間的重現或時間的延伸，而非僅僅是基於時間異化而帶來記憶異化。

關於新技術背景下的記憶異化研究，主要以技術為切入點。數字化的無差別、同質化是韓炳哲對數據科學與數據技術所作出的判斷之一。數據科學與數據技術所構建的生存環境將人本身也進行數據化，基於此而帶來的透明性問題、數據思維所帶來的思維單向度等異化已經悄然而至。在此情境中，被技術承載的記憶在人類不知情或者不自願的情況下自動形成。這種記憶在某種程度上是人類無意識的非自主性記憶，且其在人類心靈深處該如何安放仍是一個問題。因此，恰如韓炳哲在《透明社會》中所言：「當今社會肯定性泛濫，表明它已經喪失了敘事性。受到波及的還有我們的記憶。」進一步來看，當數據存儲變成記憶的主流時，人類記憶將失去敘事性與歷史性，變成了沒有意識的數據彙集，人類文明的氣息將被數據科學與數據技術凝固，並使其創造性的活力漸漸失去。

此外，如同洛倫佐·費爾拉蒙蒂（Lorenzo Fioramonti）對數據本質反思的那樣，「當我們看見一個數據，我們便產生了確定性——事實信息。數據並不像文字，不需要解讀，數據至今都是權威的來源」，然而，歷史與現實卻呈現出了數據不確定性的一面。基於數據的確證與對數據權威的質疑是當今數字化轉型面臨的一個邏輯困境。進而，數據記憶的異化將以對人類記憶真實性異化的形式出現。

數據記憶的哲學意義

記憶作為人類對自我認知的一種方式，是解碼人的本質的一個重要元素。如同「我們在創建一個結構化我們的所思所想的工具，與我們最初在紙上書寫來擴展記憶是一個道理」，人類在通過技術擴展自身能力的同時，對這種擴展的合理性及其意義的反思也隨之而至。

在黑格爾的體系中，將記憶視為作為主觀精神的理智的第二個主要階段——的表象的一部分，「記憶是表象的第三個階段。在這裡，一方面符號被回想起來，被接納入理智，另一方面正由此而給予理智一個外在東西、機械東西的形式，而在這條道路上就產生了主觀東西和客觀東西的一種統一，這統一形成到思維本身的過渡」。當機械的記憶出現時，記憶與直觀的距離也變遠。

當數據記憶的出現再次拓寬了人類的記憶時，關於它的反思也隨之而至。從「數字存儲的本質允許數字思維被精確拷貝任意多次。二元論者總會辯稱，儘管生成思維的系統的數字支持可以拷貝，但思維的本質無法拷貝」的視角來看，作為存儲意義上的數據記憶僅僅是在量的意義上完成了記憶的積累，並不能帶來思維的本質轉換，進而，人的本質依然不會被改變。因為「我們記憶的絕大部分，都與我們生活的事件和細節有關，而其基本要素就是時間性，因此不可能具備被重複的能力」，即使是數字人與作為上傳模板的生物人，雖然生物人的記憶與數字人的記憶在複製完成的那一刻是相同的，「情感和經歷完全相同，但此後他們的記憶、情感和經歷則會開始彼此偏離」，易言之，即使假設初始值相同，也會因為各種原因出現不一樣之處。因此，這兩種記憶並非完全相同的。然而，值得進一步思考的是，恰恰是兩種記憶出現偏差，更需要思考思維的本質，特別是機器智能思維的本質與人類思維的本質關聯性與差異性。

「在計算機科學家試圖創立人工智慧的過程中，知識如何存入大腦，已經不僅僅是個學術問題了。那麼，蜂群思維中的架構是什麼樣的呢？」是否類似圖書館式的文件存儲模式？關於此，凱文·凱利以加拿大神經外科醫生、神經生理學家懷爾德·格雷夫斯·潘菲爾德（Wilder Graves Penfield）的實驗為例，「現代認知科學更傾向於一個新的觀點：記憶好比由存儲在腦中的許多離散的、非記憶似的碎片匯總起來而從中湧現出來的事件。」在這裡，記憶是基於碎片的生成性湧現。事實上，數據記憶的形成機制與上述認知科學所描述的形成方式具有一定的同質性。零散數據的邏輯不在於因果性，而在於基於某種狀態或某個時間節點所呈現出的相關性，這也正是大數據技術的一個重要特徵。

當阿林多·奧利維拉提出「在對計算機、生物系統和大腦有了更好的理解之後，現在讓我們走進本書的核心：我們能夠創造出數字思維嗎？」的時候，一方面指向了技術對人腦的模擬，另一方面則指向了未來思維的形態構成問題。若能創造出數字思維，數字化生存環境中的人的思維與數字思維融合，甚或數字思維對人的思維的導引與規訓將在何種程度上影響人的本質。此外，從人類對技術的渴望來看，技術讀取人類記憶若變成現實，一方面人類記憶將變成透明的，同時也將是可複製的。基於此，記憶的屬人性問題該如何解釋；另一方面，在所讀取的記憶被存儲之後被轉移到另一載體或主體時，傳統記憶所指的存儲在此時已經被技術性地遷移，並可能出現幾個不同主體的記憶可以混合的現象，那麼，原來的記憶主體與現有的記憶載體或主體關係該如何看待。事實上，上述兩個方面共同指向了人的本質。

從技術與記憶關係的考察來看，人類的記憶是由人的生物學記憶與數據記憶共同組成；從數據記憶的本質來看，數據是數據記憶的技術基礎，沒有數據就沒有數據記憶，數據時代是數據記憶得以存在的基礎，算法是數據記憶形成的重要驅動力，並以其自身邏輯規制記憶的邏輯，數據賦能是數據記憶的底層架構。因此，基於數據在人類社會中的重大意義，數據記憶對人類的規劃不僅僅是歷史意義上的，更是未來意義上的，人類的本質將再次被記憶革命重塑。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當代新興增強技術前沿的人文主義哲學研究」(20&ZD045)的階段性成果]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861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宋獻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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