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瓊，來源：玉鑒瓊田公眾號。
《瘟疫與人》（美）威廉·麥克尼爾著，余新忠、畢會成譯，美國1976年首次出版，1998年修訂再版，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版。
作者麥克尼爾是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學榮譽教授，他在1963年以一部《西方的興起》一舉成名，此後出版了30多部作品，曾擔任美國歷史學會主席，是美國最著名的歷史學家之一。《瘟疫與人》在西方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推動了疾病社會史研究，被多次再版並譯成多國語言。但中文版出得很晚，1998年台灣出了中文繁體字版，2018年中信出版集團出了中文簡體字版。
譯者余新忠指出，「作者正是憑藉他深厚的世界史功力，藉由敏銳機智的觀察和推理，娓娓道出了傳染病在人類歷史變遷和文明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通過深入的分析和流暢的筆觸，作者把傳染病如何在人類歷史上影響到整個人類的遷移、民族的盛衰、戰爭的勝敗、社會的榮枯、文化的起落、宗教的興滅、政體的變革、產業的轉型、文明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等，做了完整的論述，堪稱經典。」
這個譯本的一大優點是譯者余新忠是南開大學歷史學教授，也是醫療史學者，所以譯得很專業，而且還通過譯者注說明作者可能不對的地方。
這書看下來的感覺，有點像看赫拉利的《人類簡史》，對歷史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從歷史的角度，也更加有助於理解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傳播。
《人類簡史》的新解釋角度比較多，而《瘟疫與人》集中在微生物、傳染疫病上，主題更集中，這一個角度就能解釋非常多的事情。這些解釋建立在考古發現、科學研究基礎上，加上一些推理，看起來推測也比較合理。有的推測還有待後人繼續挖掘史料證據。
一、從生態平衡角度理解疫病
作者指出，「人類大多數的生命其實處在一種由病菌的微寄生和大型天敵的巨寄生構成的脆弱的平衡體系之中，而所謂人類的巨寄生則主要是指同類中的其他人。」「無論過去與現在，傳染病都在自然平衡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人類宿主和病原體之間在經歷了許多世代，以及數量可觀的族群的長期相互調適後，會產生一種能讓雙方共容共存的相互適應模式。」「只要人的生物進化同寄生物、食肉動物和獵物的進化保持同步，這張精密編織的生物網就不會出現特別重大的變化。」但是人類使得「古老的生物平衡又開始面對新的失衡。文化的進化開始對古老的生物進化方式施以空前的壓力，新近獲得的技能使人類逐漸能夠以無法預見的、意義深遠的方式改變自然平衡。於是，新興的人類的患病方式也發生了急劇的變化。」「人類已經能夠顛覆此前的自然平衡，一如疾病顛覆宿主體內的自然平衡。當人類一次又一次蹂躪別的生命形態到達自然極限時，往往就會出現一種暫時穩定的新關係。然而，或早或晚——而且以生物進化的尺度衡量還總是在極短的時間以後——人類又掌握了新的手段，把此前無法利用的資源納入可利用的範疇，從而進一步強化了對其他生命形態的摧殘。所以從別的生物體的角度看來，人類頗像一種急性傳染病，即使偶爾表現出較少具有『毒性』的行為方式，也不足以建立真正穩定的慢性病關係。」
「農業對生態平衡的破壞，還有另一方面：縮短食物鏈，增加馴養和種植的動植物的數量，也為寄生物造就了潛在的更集中的食物源。更重要的是，由於大部分重要的寄生物都微不可見，長期以來人類僅憑智力無法有效地對付它們的滋擾。」「當對付人們可見和可控的大型生物時，觀察和試驗讓早期農夫們很快就能將雜草（以及老鼠這樣的動物害蟲）置於其控制之下，但幾千年來人類的智慧在對付致病微生物上，仍然還停留在摸索階段，因此，疾病在作物、畜群和人類當中的滋擾，在整個歷史時期的人類事務上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古籍（歷史、宗教著作、史詩等）中有不少對瘟疫的記載，大多認為是「神的天譴」，對人罪孽的懲罰。直到現代醫學的發展揭示其原因。
「在多數情況下，文明社會所特有的傳染病原本都由動物傳給人類。」「傳染病必定不斷地從動物，尤其與人類長期緊密接觸的馴養動物中傳到人類身上。這種傳染自然可以多向度進行，比如，有時候人的疾病也會傳染給他們的家畜（禽）。同樣，傳染病可以在家養和野生的動物之間互換，既可以發生在同類間，也可以跨越物種界限，這是由接觸機會以及潛在宿主的易感程度來決定的。」由於新冠疫情，食用野生動物引起公憤，全國人大常委會出台《關於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這當然有必要，不光是從避免食用野生動物引起新的疫病的角度，而且從維護生態平衡、生態安全的角度。不過，人類歷史上，人和動物之間，包括家養和野生動物之間互相傳染疫病，是一直存在的。
二、對國家、文明、社會發展的影響
疫病有時成為文明興衰的決定性力量。比如歐洲人征服美洲。「有著4000年文明史的歐洲人和非洲人，帶著他們自古以來陸續遭遇的諸多傳染病踏上了新大陸，並給美洲印第安人帶去了萬劫不復的人口災難。」這是很少的歐洲人能擊敗印第安人占領美洲的重要原因。墨西哥和秘魯的印第安人因為殖民者帶來的傳染病，「於120年內（即5～6代）人口減損90％，帶來嚴重的心理和文化後果：對既有制度和觀念的信仰很難經得起如此強烈的衝擊，技術和知識亦隨之消失；而西班牙人把自己的語言和文化帶到新大陸，使其成為標準，甚至包括在幾百萬印第安人一直按自己的標準和習俗生活的地區。」「歐洲擴張在世界近代史中的地位何其關鍵，以致我們幾乎將之視為理所當然，而未能意識到它具有相當特殊的生態環境的支持。」舊大陸經歷過很多重大疫病，有一定免疫力，這幫助殖民者征服了新大陸。很遺憾在中國，「政治禁錮與生態障礙不允許中國人跨越疆界進行大規模的地理擴張」。
疫病也對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產生重大影響。書里講非洲為什麼落後，和非洲處於熱帶，生物最多樣化，微生物種類多，傳染病肆虐有很大的關係，人類在非洲減少森林、擴大農耕的舉動，帶來了甘比亞瘧蚊（瘧疾）、采采蠅（嗜睡病）的肆虐。印度也是一個微寄生物特別複雜多樣的地區，人們為貧困和疾病所困擾。「在一個微寄生遠為猖獗的社會，較少的物質剩餘、脆弱的國家結構和來世主義的禁慾理念是必然的伴生現象。」種姓制度，對跨種姓接觸的禁忌，部分也是恐懼傳染病心理的反映。「今天的恆河地區仍肆虐著霍亂、鼠疫、登革熱和大量的多細胞寄生物，以及廣泛分布於其他地區的更普遍的城市和文明病。」以前我理解熱帶地區大多經濟不發達，是受自然條件影響。熱帶要麼是沙漠貧瘠不毛之地，要麼動植物自己瘋狂生長，隨便採摘漁獵也能生存，連厚衣服都省了（比如古巴，感覺就是這樣）。而且天熱可能引起人倦怠（新加坡是熱帶國家中少有的已開發國家。據說李光耀認為新加坡成功的秘訣是——空調！人在22°以下的環境里，大腦可以保持清醒。所以新加坡的室內空調總是很冷）。所以熱帶的人自古就不像溫帶寒帶的人那麼努力農耕紡織。聽說過不少疫病發源於非洲，從伊波拉到愛滋病，也看過世界衛生組織、各國慈善機構在非洲防範流行疫病的事例，原來只是以為因非洲經濟落後，公共衛生投入不足。這麼看來，非洲的經濟落後和疫病多發是互為因果。印度的宗教、政治、文化、社會的諸多特點，還真是都和微生物、疫病多有關係。最近有些講印度面對疫情與眾不同的文章，如「面對疫情，印度為啥能躺贏」，對印度的描述，和這本書的解釋也很相近，就是印度一直都各種傳染病太多了，造成印度人免疫力強，對新冠也沒太在乎。印度面對疫病，真是有「生亦何歡，死亦何苦」，反正有來世，只當「渡劫」的不在乎精神。但印度這種所謂的「躺贏」，是不珍惜生命和社會治理能力低下的順其自然，完全不值得稱頌和借鑑。
人類在各大洲的流動，使疫病在各地傳播。大多數時候並非故意。作者認為，「在世界史的時間標尺上，我們應該把發生於1300—1700年的流行病的『馴化』看作基本突破，其直接起因源於那個時代的兩大交通革命：一個是由蒙古人發起的陸路革命，一個是由歐洲人發起的海路革命。」14世紀「正是蒙古人的征戰跨越了以往足以造成隔絕的距離，才第一次將鼠疫桿菌傳給了亞歐大草原的齧齒動物。」19世紀鼠疫桿菌搭乘汽船擴展領地。
偶而有人為因素。有時是為了戰爭目的。「天花在印第安人當中的肆虐可能被蓄意的細菌戰推波助瀾。比如，1763年阿姆赫斯特勳爵命令把感染了天花的毛氈分發給敵對的部落，命令確實被執行，但是否達到目的則沒有記載。」有時是為了殺死對人類有害的動物。「人類活動亦加快了鼠疫在北美齧齒動物中的傳播。牧場工人把生病的齧齒動物裝進卡車，以運到數百英里以外，目的是讓它們把致命的鼠疫傳染給那裡的草原松鼠，儘可能地消滅它們，為牲畜留出更多的牧草。」
「毋庸置疑，從中世紀到文藝復興的價值變遷，絕不可能僅僅取決於瘟疫；然而，瘟疫流行以及城市當局應對瘟疫的成功方式，肯定對歐洲意識形態的劃時代轉變發揮過重大作用。」
三、對人口的影響
歷史上大瘟疫導致的人口死亡是驚人的。瘟疫可能持續多年。瘟疫過去很多年後人口才會恢復增長。
公元165年開始傳遍羅馬帝國的瘟疫，「至少肆虐了15年，年復一年地暴發於不同地點，有時還會故地重遊。這一事件開啟了地中海地區長達500多年人口持續減少的序幕，儘管其間也存在局部的恢復。」
鼠疫（或某種非常類似的疾病）早在公元前3世紀已經出現在埃及和利比亞。在全球各地不時出現。542年爆發於查士丁尼大帝統計下的東羅馬拜占庭帝國，斷斷續續持續到750年。「在初次暴發的高峰期，這場鼠疫在君士坦丁堡每天殺死10000人，而它在那裡橫行了4個月。」808年，日本「一半以上的人口」死於一種傳染病，可能是鼠疫（都只能根據古代記載的症狀推測）。14世紀，歐洲鼠疫導致幾千萬人喪生（各種資料的估計數從2500萬人至6200萬人不等），被稱為「黑死病」，此後綿延幾百年。本書里沒寫14世紀歐洲鼠疫喪生人數，寫「對整個歐洲在1346—1350年的鼠疫死亡率，最合理的估計是約為總人口的1/3。」鼠疫之後，「英國人口不規則下降持續了一個多世紀，到1440—1480年達到低谷。至於歐洲大陸，雖無相對確定的論斷，但直到18世紀，鼠疫損失仍是其人口統計的重要影響因素。中世紀的歐洲人口用於消化鼠疫衝擊的時間，是100～133年。」「有大約1/3的埃及人口死於1347—1349年的第一次鼠疫暴發。15世紀埃及鼠疫的發作頻率急劇遞升，其直接導致的人口減少和貧困化，又因為馬穆魯克的治理不善乃至壓迫而加劇。此後鼠疫仍頻頻光顧尼羅河流域，最近一次則是在20世紀40年代。」「1596—1602年發生在西班牙北部的一場鼠疫，有統計認為，僅在這場瘟疫中就有50萬人死亡。而後1648—1652年和1677—1685年的兩次復發，更有超過100萬的西班牙人疫死。」「1771年，據官方統計，莫斯科的鼠疫僅僅在一個季節里就奪走56672人的生命。」
書里寫了幾次中國的（疑似）鼠疫爆發情況，譯者不太贊同這是鼠疫。譯者注寫道，「一般認為，中國能夠明確認定為鼠疫的最早的文獻記載為雲南趙州文人師道南所作之《鼠死行》，該詩生動慘烈地描述了當地鼠疫暴發時人鼠兩亡的淒涼境況，首次明確指出了瘟疫與鼠死相伴這一鼠疫最重要的表征。該書作於1792年。」我認為，這是能明確認定的，但鼠疫在中國不可能出現得這麼晚，作者寫的歷史上疑似鼠疫的瘟疫中有些應該就是鼠疫。
1894年，香港地區爆發鼠疫，波及60多個國家，死亡逾千萬人。本書里寫「鼠疫在它到達孟買（1898年）後的10年中造成印度大約600萬人的死亡。」（出處是R. Pollitzer,Plague（Geneva,1954））。我懷疑印度哪能有這樣的統計，大概是整個村落、城市都覆滅，大致估算的結果吧。莫然的「100年前的東北大鼠疫，67天消滅疫情的伍連德」，寫1911年，伍連德在東北領導抗擊鼠疫工作，東北1400萬人口，最終因鼠疫死亡6萬餘人。幾乎同一時代，印度因鼠疫死亡600萬人，因為有伍連德領導抗擊鼠疫，中國東北鼠疫僅死亡6萬餘人（中國1918年山西、1920年東北，又出現鼠疫，仍是伍連德迅速控制住了）。對比之下，更覺伍連德真是國士無雙，功績再怎麼稱頌也不為過。這是20世紀醫學和公共衛生管理的輝煌成就之一。
其他重要的傳染病還有流感、霍亂、天花、麻風病、肺炎、肺結核、瘧疾、梅毒、傷寒等。
現在我們都知道了1918-1919年的大流感導致2000多萬人死亡。此前也有大流感爆發，「流行性感冒於1556年暴發於歐洲，斷斷續續延續到1560年，在大西洋兩岸都產生了嚴重的後果。有人估計，死於這場流感的英國人不少於總人口的20％；相似的損失也出現在歐洲的其他地方。」
「印度境外，儘管準確數字不得而知，但死於霍亂的人數在19世紀肯定達到了數百萬；印度境內，霍亂曾是並仍然是重要的疫病，造成的死亡比鼠疫多得多。只是印度對霍亂太過熟悉，並不會激起太大的社會恐慌。」鼠疫都死了600萬人了，霍亂造成的死亡還要多是多少?！可見，印度在防治疫病方面絕對是反面典型。
有的傳染病影響兒童、老人、免疫力弱的人，「有時候，新的傳染病在青年人當中表現得烈性最大，某些醫生相信這是由於這個年齡群體對入侵病原體的抗體反應更為強烈。」反而不容易和入侵病原體共存。這次新冠疫情倒是免疫力強的人更容易熬過，否則更糟。
有的傳染病各種群體的得病機率相近，有的更多影響衛生條件不好的窮人，有的傳染病則偏愛攻擊上層階級，比如1485年的「英國汗熱症」。
「一種傳染病讓倖存者獲得免疫力，又以5～10年的間隔復發，這樣的傳染病會自動成為兒童病。由於兒童，尤其是嬰兒，相對容易補充，只感染他們的傳染病對社會人口的影響較之不分老幼地襲擊整個社會的疫病，自然要小得多。在所謂的『黑暗時代』，對傳染病的適應過程在整個歐洲以這樣有利的方式進行著，結果陌生疾病導致人口減損的後果在幾個世紀中逐步消失了。」
作者很重視中國的情況，他不懂漢語，援引有些不準確之處，譯者做的一些說明和修正挺好。作者很坦誠地說：「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關於人們適應新疫病的詳盡過程，我們還無從得悉。如果有通曉漢語的學者肯去爬梳中國文獻以搜尋遠東疾病的信息，相信也可鉤沉出類似的模式：起初災情嚴重，而後是與新疾病的適應。中國醫學文獻古老而豐富，在官方的正史和別的記載中經常提及疫病的異常暴發，但有關的詮釋不力。」作者作為一個世界史學大家，對中國的特點了解得還是挺準確的，比如說「在這片土地上，自古就習慣於把帝國中央集權看作唯一正當的政權形式，政治統一的實現顯得尤為容易；此外格外重視家庭傳承的儒家傳統，肯定有助於中國人口更早和更劇烈的增長。」
作者總結出疫病兩大歷史規律，一是像美洲印第安人這樣以往與世隔絕的人口，當與外來人口接觸時，通常會經歷一系列嚴重的死亡。二是在文明的人口中卻出現了相反的結果，即傳染病均質化，疾病被傳播到更多更新的地區，並以越來越快的速度在這些地方製造具有地區毀滅性的流行病。倫敦和里斯本曾作為歐洲疫病的發源地而臭名昭著。到了大約1700年時，帆船已最大限度地把新疫病擴散到新地區。從此以後，傳染病對人口的影響開始降低，為現代人口的持續增長鋪平了道路。
過去，瘟疫減少人口可能也是自然的一種平衡。未來，但願減少這種情況。「經濟和社會發展是最好的避孕藥」。人類已經自覺少生育了。
四、對宗教的影響
疫病對宗教的發展影響不太確定。有時在疫病之下，人更需要宗教的慰籍，促進宗教的發展。但有時宗教在疫病前的無力，又擊碎了教徒的信仰。
早期的基督教因疫病而獲得更大的發展。《聖經》中就有耶穌治癒麻風病人的神跡。「基督教有別於同時代其他宗教之處在於，照顧病人（即使在發生瘟疫的時）是他們公認的宗教義務。歷經這種護理而存活的人，很可能心存感激並同那些拯救他們生命的人產生相互依存的溫馨感覺。因此，災難性瘟疫所導致的結果是，在大部分社會組織喪失信譽之時，基督教會的勢力卻得到了增強。基督徒與異教徒相比的另一個優勢是，他們的信條即便在突如其來的死亡中也賦予生命以意義。擺脫痛苦畢竟是人類共同的渴望。品行端莊的基督徒有一個永久的歸宿——天國，無疑會感到溫暖的慰藉。基督教是一套完全適應於充斥著困苦、疾病和暴死的亂世的思想和感情體系。」251年迦太基主教塞普利安寫道，在瘟疫中，「至於人類中正義者和非正義者都不加甄別地死去，你一定別誤以為毀滅對善惡都是一致的。正義者被召喚去開始新生，非正義者則被召去受刑。」這也太能提供解釋，自圓其說了！「這種從容應對瘟疫恐怖和心靈創傷的無與倫比的能力，正是基督教的重要吸引力所在。」
但是14世紀的鼠疫殺傷力太大，使占統治地位的基督教反而喪失了很多信徒的信仰。「在鼠疫肆虐中，一些人被病魔殺掉而另一些人卻毫髮無損的境遇，使上帝的正義變得遙不可及；面對無章可循的傳染和突如其來的暴亡，上帝以往通過聖禮（即使有神聖的修士來主持）來分賜恩典的做法，也不足以撫平大眾心理上的傷痛。在基督教的歐洲，反教權主義並不新鮮；但在1346年以後，卻變得更加公開而廣泛，並構成了馬丁·路德後來成功的諸要素之一。」「霍亂引發的普遍恐慌有助於人們對伊斯蘭世界傳統領袖和權威者產生質疑，並為其接受歐洲醫學鋪平道路。」這對人們擺脫宗教的束縛，追求個性自由，相信科學的力量，都有深遠影響。
疫病被賦予了宗教解釋。「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全都相信瘟疫一定是神靈的懲罰。面對無情蹂躪印第安人的可怕疫病，西班牙人卻幾乎置之度外——他們在兒時就遭遇過天花，大都獲得了終身免疫力。既然雙方都認同對瘟疫原因的超自然解釋，結論自然是神靈憑藉疫病表達對侵略者的偏愛。站在印第安人的角度，迷茫中唯一能做的可能就是對西班牙征服者的屈從了，不管他們的人數如何之少，也不管他們的行為如何之殘暴和卑劣。結果是西班牙人勝利了，原住民的權威崩潰、諸神讓位。」可憐啊，印第安人，那時科學還不夠發達到解釋疫病原因。
釋迦牟尼看人間生老病死苦難太多而創立佛教，估計也是和印度疫病多有關。「像基督教一樣，佛教也對苦難提出解釋，而且也一如基督教在羅馬的作為，佛教以其中國化了的形式為失去親人的倖存者和暴力與疾病的犧牲者提供安慰。」「從一開始，兩種宗教都只得把突如其來的病故視為人生的當然事實，難怪兩種宗教都勸導說，死亡是對痛苦的超脫，是進入跟被愛的人重新團圓的愉悅的來世生活的神賜通道，在那裡世間的不公正和痛苦都將得到補償。」
「瘟疫的破壞性後果往往比單純的生命損失更為嚴重，儘管生命已經不堪其重。通常，倖存者將變得意志消沉，對其傳統習俗和信仰失去信心，因為這些習俗和信仰沒有告訴他們如何去應對這些災難。」這在現代社會可能倒不太存在，人們相信科學是解決辦法。
五、醫學的發展
近現代醫學的發展，發現了疫病來源於細菌和病毒，以及傳染鏈條的真相，並發展起了預防、檢疫、治療手段。
中國11世紀就有人痘術預防天花。1721年英國引入天花接種。英國鄉村醫生愛德華·琴納（1749—1823年）發明了牛痘接種法，逐漸推廣開來。1776年，喬治·華盛頓命令為所有的士兵接種；1805年，拿破崙命令他的所有部下接受改進了的接種術。18世紀天花接種的大規模應用推廣使得天花死亡率下降，是「醫學界第一次有組織地以具有統計學意義的方式推動了人口增長」。
歐洲早期傳染病理論有瘴氣學派和接觸感染學派（病菌理論），一度還否定了後者。「直到19世紀80年代顯微鏡對病原菌的發現，才戲劇性地扭轉了這一邊倒的學術輿論導向。」「第一批被發現的病原菌是炭疽病桿菌和結核病桿菌，分別由巴斯德於1877—1879年間和科赫於1882年發現。」1883年科赫發現霍亂弧菌，1893年研製出霍亂疫苗。1894年，日本和法國的細菌學家，發現了鼠疫的病原體鼠疫桿菌。「桿菌從齧齒動物經過跳蚤傳到人類這一過程的諸多細節，隨之逐漸浮出水面。」「1900年後，在北美、阿根廷和南非，人類鼠疫繼續零星出現，患者的死亡率大約穩定在60%。直到20世紀40年代出現了抗生素，只要及時確診治療就變得既容易又保險。」1896年，傷寒桿菌被發現並研製出有效的疫苗。1921年，結核病疫苗被研製出來，等等。
「18世紀以前，醫學對人口的影響還是顯得微不足道。直到1850年之後，醫學技術與醫療機構才開始對人類存活和人口增長產生大規模的影響。」「從19世紀80年代開始，那些成功地將一個接一個的傳染病『病菌』進行分離和研究的醫學研究者，取得了一系列戲劇性的勝利。深入研究往往使醫學家設計出有效的遏止傳染病的方法，如合成新藥或進行免疫注射；再如引進新的衛生習慣，改變人類與昆蟲、齧齒動物或上述疫病的其他可替代宿主的接觸方式；還有以別的方式設法打破疫病傳染的既成模式。此外，國際組織還提供了城市和國家對付傳染病的措施。」
「一個引人注目並具有諷刺意味的現象是，出現了因清潔過度而引發的新疾病，突出的例子是20世紀急性脊髓灰質炎的日漸流行，尤其是在格外注重衛生細節的階層當中。」幸虧1954年研製出針對急性脊髓灰質炎的疫苗，再次攻克了這一疾病。
醫學也不總是能無往不勝。「正如當人類學會了干預複雜生態系統的新方法後總必須面對的那樣，自19世紀80年代以後，醫學研究對微寄生關係的成功控制，也產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副產品和危機。」比如，抗藥性的問題。比如「二戰」以後大量使用DDT消滅瘧疾的傳播者蚊蟲，使得瘧疾的困擾突然減輕，但是，「DDT的大量施用毀掉了昆蟲物種的多樣性，還總會毒死那些吃了被化學品污染了的食物的動物。與此同時，還產生了一個始料未及且不願看到的結果——抗DDT的蚊蟲出現了。對此，化學家又以研製新的致命化合物來回應。」
病毒的變異性給防控帶來挑戰。比如流感，「特點是傳播快速、產生的免疫期效短暫以及病毒的不穩定性」。「這給公共衛生機構和私人企業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能夠迅速確認新的流感並立即大規模地研製疫苗。」
作者有兩個擔心：一是「那些迄今隱匿的寄生物，也總歸會有逸出自己慣常的生態龕的可能，讓地球上日益稠密的人口遭遇新的疫病，甚或是毀滅性的死亡。」我想和歷史上發生過的一樣，人類總能找到解決辦法，只是需要時間。二是「還有一種令人不安的隱患，那就是為置敵人於死地，有意在敵方有效傳播致命病原體的生物學研究，有可能在部分地區乃至整個世界釀成疫病災難。」我對陰謀論一貫不太相信，我認為這種隱患的機率，比換一個目的（為了科學研究）、換一個原因（因管理不善而不慎泄露）要小。
書中有一段很有意思，就是哪個國家也不愛背全球傳染病源頭的鍋。因為這鍋太沉重了。「認為水痘產自印度的傳統說法其實有相當合理的事實依據。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黑死病和霍亂作為人類疾病，可能也是從印度開始的。不過人類普遍傾向於把一種新出現的、險惡的疾病的源頭歸結於外國人，因此若要根據有說服力的（本土）歷史文獻，任何特定傳染病的源頭都不可能追溯到印度，當然也不可能追溯到其他任何地方。」有的疫病似乎起源地較為確切。比如書中說「長期以來霍亂一直是孟加拉的地方病」。歷史上就算是疫病起源的國家，也是不可控制的自然之力，很無奈。而現在還多了是否實驗室人為製造病毒的爭論。
六、公共衛生的進步
在醫學的指導下，政府採取了有效的公共衛生管理措施。公共衛生和醫學成就共同減少了疫病的影響。
「自然界的調整節奏確實存在，以控制和補償遭遇疫病損傷所造成的人口衰減。與這個生物進程平行的還有一個文化進程，人們（或許還有老鼠）在這個進程中學會如何降低被傳染的危險。檢疫觀念在1346年就已經存在，這起源於《聖經》中驅逐麻風病人的論述。」「15世紀末，義大利醫生在城邦政府的框架內，創立出一系列公共衛生措施，旨在對鼠疫實施檢疫，以及在鼠疫流行時處理由此帶來的大量死亡。通過16世紀的發展，這些措施更趨完善，也組織得更為有序。」「檢疫規定首先在拉古薩（1465年）、然後在威尼斯（1485年）成為制度；此後在16世紀的地中海地區被廣泛效仿。檢疫規定要求，所有來自疫區的船隻必須停靠在隔離區，且40天內不得同陸地往來。但是，這些要求並不總能被執行；儘管人類被禁止上岸，老鼠和跳蚤的上岸卻禁止不了。不過，預防措施肯定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鼠疫的傳播，因為只要隔離成功，40天足以讓傳染鏈在任何船隻上中斷。檢疫制度因此被建立起來。」「城市政府對惡性疾病的反應相當迅速，尤其在義大利。官員們知道如何處理政務，比如，在鼠疫暴發時保證食物供應、建立檢疫所、招募醫生，甚至組織喪葬，並為公眾制定相關行為規範等。城市當局能以或多或少有效的方式做出反應，體現了他們總體的活力，而正是這種活力使1350—1550年間成為歐洲城邦的黃金時代，尤其是德國和義大利諸城邦。」「公共衛生方面的努力，遏止了重大災難的發生。這些努力主要出現在鼠疫暴發時，主要地點在北方，是受公共衛生和保健設施比歐洲其他地區更為發達的義大利城市所啟發的結果。」14世紀義大利是歐洲最發達、應對鼠疫最成功的國家，而現在義大利成了歐洲比較薄弱的國家之一。
「19世紀裡一再重複暴發的霍亂恐慌，直接推動了保障城市衛生和公共健康的立法實踐。」「霍亂於1832年在英國的首次暴發，推動了地方衛生委員會的成立。」「1848年霍亂的再次暴發引起的社會反應更為重要。那一年，就在霍亂再度降臨英國的前一周，國會授權成立了中央衛生委員會。當時，亞洲霍亂的可怕景象已經牽動了公眾注意力長達一年。」那時疫病的國際傳播需要一年，現在只需要一個飛機航班的時間。
「在美國，在新的霍亂威脅面前，一個以英國為原型的衛生委員會於1866年在紐約建立了。」1892年，霍亂爆發於歐洲時，從易北河中不經處理地直接取水的漢堡疫情嚴重，而它旁邊設立了水過濾廠的阿爾托那城毫髮無損。「霍亂傳播的走向簡直比有意設計的還要雄辯地表明，水源供應在界定疫病發作範圍上的重要性，懷疑者終於啞口無言了。此後為杜絕細菌感染，漢堡等地開始系統地凈化城市供水，霍亂真的再也沒有返回歐洲。」「19世紀末的西方所有大城市，無不在努力接近大不列顛在1848—1854年首倡的新的衛生和水源管理標準，城市生活要比以往更加遠離疾病。不僅是霍亂和傷寒等烈性傳染病，其他一般水媒傳染病也在急劇減少。由此，導致兒童死亡的疫病威脅，在人口統計上也日益趨於無足輕重。」衛生委員會推動了城市供水、排水系統改造這種沒有疫病壓力根本推不動的耗資巨大又極其複雜的工程。
「科學家成功地發明了廉價而有效的方法，以控制各類傳染病。不僅如此，能夠有效推廣醫學最新研究成果的機構，也在各地迅速出現。國家級和地方性的衛生委員會和醫療服務組織遍布全球，軍隊的醫療團隊也在與社會機構同步（甚至提前）發展。」
「國際性的官方醫療組織可追溯至1909年，當時一個國際公共衛生機構在巴黎成立」「在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國聯建立了一個衛生處。但這個時期更重要的工作是洛克菲勒基金會攻克黃熱病和瘧疾的計劃。1948年，更為雄心勃勃的新的世界衛生組織組建成立。
「20世紀40年代以後，醫學科學和公共衛生管理對人類生活狀況的影響已經真正地全球化了。在大部分地區，傳染病已不再重要，許多傳染病在它們原本多發且嚴重的地方已呈衰退之勢。這種對人類健康與幸福純粹的增益怎麼評價亦不為過；現在若要理解傳染病曾經對人類甚至對我們的祖父輩意味著什麼，都需要想像力了。」我們現在就特別能理解和想像了……
除了醫學和公共衛生的發展，疫病減少還有一個原因，隨著農耕技術的提高和經濟發展，人類飲食中有更多的肉和奶，以及更多的蛋白質。「這很可能提高了人類產生對付各種傳染病的抗體的能力，因為這些抗體本身就是一種蛋白質，只能從其他蛋白質提供的有機物質（即胺基酸）中產生。因此，人們抵抗傳染病的普遍水平，在相當大的範圍得到了快速提升。」
人類在抵抗疫病上取得的「成功是巨大的，以至於到20世紀下半期，專家們倡議要把威脅人類的傳染病從地球上清除出去，並認為這是一個可行的目標。」但是，「人類更多地向更大的城市中心的遷移也進一步加強了與以往常見傳染病的接觸。結果便形成了某種競賽，一方是醫學技術在歐洲的發展和公共管理體系的完善，另一方是生活條件的變化所引起的傳染病及其慢性病的強化。」
七、思考與期望
不是新冠肺炎疫情，我不會來看這本書。看了之後很受震撼和啟發。原來疫病對世界造成了這麼深遠的影響。讀時感覺最嚇人的是古代疫病造成的死亡數字，動輒幾百萬幾千萬！而且在早期不知疫病的原因，不知如何防範治療的時候，人類是多麼痛苦無奈。科學的光芒驅散了無知的黑暗。真是感謝歷史上和現在，千千萬萬科學家、醫護人員、衛生工作者的努力。
這次疫病中的人間慘劇，讓人痛心傷懷。老子云，「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這個不仁，不是有主觀意識的人或超能力的神的不仁慈，而是大自然根本沒有意識，即使將它擬人化，它對萬物也是一視同仁的，人類和動物、微生物沒有區別。而人類，總是要自居萬物之靈，世界的中心。人藉助語言文字、社區國家組織起來，發展科學技術，獲得了超出其他物種的能力。人既能在一定程度上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使人類在自然疫病面前不那麼束手無策，大大降低了死亡率，但人類自己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大自然有其平衡之道，生態失衡很多時候是人類造成的。在自然面前，要有敬畏之心。
醫學、公共衛生的進步，使得人類在消滅防範疫病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人口的膨脹、大城市的增多、「地球村」日益緊密的聯繫，也使得疫病傳播加快，防控壓力加大。高度一體化的全球供應鏈、減少庫存的管理和技術，在提高效率的同時，也加強了面臨外部衝擊時的脆弱性。
作者說，「假如我們能像了解過去那樣，努力地預測未來，那麼，對傳染病的影響就絕不能置之不理。技能、知識和組織都會改變，但人類面對疫病的脆弱，則是不可改變的。」我想這種脆弱，是作為個體的脆弱，這本書也反映了，作為人類整體，還是有很強的從疫病打擊中恢復和找到預防治療方法的能力。
正如作者所言「技術和疾病之間的競賽絕不會出現一邊倒的結局，而且就生態關係的性質而言，也從不會如此。」疫病和人，將長期共存。畢竟還是希望科學技術的進步，醫療衛生手段的提高，社會治理能力的提升，使人類未來能更好地應對疫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