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解放軍海軍著名戰鬥英雄張逸民
我到舟山赴任後，接連碰到多起政治性的事故要處理，處理所針對的都是具體的人。這就向我提出了一個很嚴肅的問題：如何才能恰如其分地使用好自己手中的權力？問題擺在了我的案頭，迫使我要做慎重思考。思考的結果我為自己定下了一個原則：對犯錯誤的同志，批評教育一定要嚴，這是良藥苦口利於病。但在具體處理時，應該要有一顆與人為善的同情心。同樣一件事，在可輕可重的政策尺度里，我儘量往輕的一邊傾斜。這一傾斜，往往就改變了一個同志一生的命運。若往重的一邊傾斜，說不定就毀了一個人、一個家庭。這無論從黨性、人性角度來考量，都是不應該的。
當然從輕處理有個度，領導者一定要把握適當。一旦失度，搞不好領導者自己就要承擔難以承受的政治責任。
我在處理基地軍務處長龔德福「亂寫亂畫」一案，就承受了一次嚴峻的考驗。事情發生在1970年晚秋的一天。臨下班時，基地參謀長張序三同志氣喘吁吁跑來找我，一見面就著急地說：「政委，不好了，龔德福出了大政治事故啦。」我對張參謀長說：「你別急，有話慢慢說。出了什麼政治事故啊？」他遞給了我一張《解放軍報》，指了指頭版中縫處說：「你看，你看。」我一看是幾個鉛筆字，寫的是：「打倒某某某擁護某某某」。這十個字中間沒有標點符號，從字體上看是一個人寫的，寫得歪歪扭扭，而字間排列的距離，有長有短。看樣子這十個字不是一氣寫成的。我又反覆地看看字的大小、字間的距離，覺得即便是亂寫亂畫，也肯定是有思想主導的。這肯定是龔德福對當時有想法所致。我沉思了一會對張序三參謀長說：「你馬上回去找龔德福談話。你要問清楚，他是故意亂寫亂畫呢，還是無意識亂寫的？問清楚了以後，再向我報告。」
張參謀長走後，我覺得這事是個很大的政治問題啊，過去在快6支隊也曾遇到過。按照當時的政治環境和政策界限，至少這次龔德福亂寫亂劃稱得上是個嚴重的政治事故。往重處看，這就是犯罪行為。在那個年代，這是要坐牢，甚至要株連九族的。於是，我在回家路上，在車子裡將此事告知李靜司令員。李司令說：「政委啊，你處理吧，我會完全支持你的想法。」我說：「有司令這句話，心裡就有底了，那我就處理了。」
回到家，我馬上給海軍保衛部打電話，此事必須報告保衛部長，請示該如何處理更合理，更有說服力。我向他報告了事件的全部經過和我的想法。部長問我：「你對這件事最後是如何認定的？」我說：「我認為最大可能是亂寫亂畫。」部長聽後沉思了好一會說：「好吧，你就按亂寫亂畫處理吧，我同意了。」
說真心話，我到舟山任職，這是我遇到的第一件政治事故也是第一件難事。龔德福事件對我的考驗極大。龔德福所面對的不是我張逸民，而是那個時代環境，稍有閃失將天崩地裂。若是按那個年代的規定處理，龔德福將要面臨的就是被逮捕、進監獄、被雙開。而龔德福是有妻室兒女的人，他若淪為罪犯，肯定要連累到家小。就我而言，作為舟山基地的政治委員，若不按當時的環境辦，一旦被有心的上級、同級或下級抓住辮子，那同樣會被扣上包庇壞人的罪名，丟官甚至坐牢的。對此，我能不心驚肉跳嗎？那是需要冒一種極大的政治風險的。對我的考驗是我值得去為一個下屬冒這個政治風險嗎？因此，此事件說白了已經把龔德福，也把我都逼上懸崖，大家都有身敗名裂的大風險。
龔德福是個1948年入伍的老兵。他的妻子原是有軍籍的，後轉業地方工作在基地4806工廠當接線員，育有一男一女。龔德福在基地的現實表現尚可，屬於中流人物。此事發生後，我曾再三掂量，冒很大的風險救這一家子，如果把我自己也賠進去值嗎？但此刻在舟山基地除了我，誰又能為龔德福的未來拉上一把呢？我想，若是我按當時的環境進行處理、定性，這既符合當時的政策，我個人又不會承擔任何政治責任，而且毫無後顧之憂。又一想，我不能不管啊，若不管他就真掉進深淵完蛋了。頭戴這頂帽子，全家都將進了苦海了。我若因此有人告發被撤了職，也僅僅是丟了官，可我救的是一個家庭啊。想到此，我下定決心要拉龔德福一把，救這一家人。寧可我丟官，絕不後悔。
就因為我看到前面的政治風險，我必須把工作做深、做細、做全面。於是，我首先必須先把上面的事辦好。我又向艦隊政治部保衛部報告，我把龔德福亂寫亂畫的事原原本本報告給艦隊保衛部長，他問我：「你想怎麼處理？」我說：「就按亂寫亂畫處理，拉一把吧。不按敵我矛盾處理了。」他又問我：「你報告海軍了嗎？」我告訴他已經請示海政保衛部了。部長同意按亂寫亂畫處理，他說：「好，那就按上級部長指示辦吧。」
接著是第二步，我必須爭取在基地常委之間取得一致意見。常委會上我將龔德福亂寫亂畫案發生經過通報給了大家，接著我也將我和李靜的想法通報給了大家。大多數常委的態度是：此案如若按亂寫亂畫處理，覺得輕了點。考慮到龔德福是頭一次，最後都一致同意了我和司令員的處理意見。
第三步就是定性處理了。我通知張序三參謀長到我辦公室來，我對張序三說：「龔德福實為亂寫亂畫的錯誤，請司令部黨委給龔德福以處分。有三件事要做：第一，司令部立即召開全體黨員大會，對龔德福的錯誤進行嚴肅批判。第二，讓他在全體司令部幹部大會上作深刻檢討。第三，司令部黨委研究給予龔德福必要行政和黨內處分。」
此事處理完了沒過多久，就發生了震驚中國的一件大事，我也因此下台。果然，龔德福事件又被翻騰出來。我被反覆批判說我不按黨的政策辦事，是包庇壞人，是地富反壞右的孝子賢孫，而且成為我的罪行之一。而此時的龔德福呢，卻一轉臉變成了受害人了。在對我的批鬥會上他聲嘶力竭地高聲批鬥我，口口聲聲說我對他打擊報復，整了他。那感覺真恨不得要將我吃了一樣。
我對此則十分淡定，除了一聲嘆息，始終認為我處理得沒有任何錯誤。無論他們如何評說，我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對得起同志，無怨無悔了。
1979年老妻去世後，考慮到家中的兩個年幼的兒子無人照料，上級組織決定改變審查方式，讓我回到了定海家中。那個時候家裡的自來水經常停水，吃水需要打附近的海軍招待所去抬。每天抬水成為了我的家庭作業之一。有一次我去招待所抬水，碰巧見到龔德福了。對他這種不知感恩還到處宣傳說我整了他的行為，我聲色俱厲地痛罵了他。我說：「龔德福啊，你走過這兩重天之後，至今你還糊塗啊？你這是真糊塗還是假糊塗？你說我打擊報復？你我前世無冤，今世無仇，為何打擊報復？在當時，我是擔著可能被撤職和受處分於不顧而挺身拉你一把。他們在清查中已經給我算了這筆帳了，你竟然不知感恩，反倒打一耙，給我增加莫須有的罪名。你是人嗎？你的人心給狗吃了嗎？」他被我罵得無言以對，悻悻離去。
就在當年晚些時候，他托好友給我捎來口信，向我認錯了，表示很對不起政委！
龔德福事件過去四十多年了。今天再想起此事也感慨頗多。感慨雖多，最後自己也想通了，心境也就坦然自得了。
首先我是革命軍人，軍人與普通百姓雖都是普通中國人，但是作為革命軍人那還是與常人有區別的。拿今天來說，網上有一個新詞：「任性」。老百姓只要不出大格，小節上有點任性也還能混得下去，但軍人那是絕對不行的。軍隊不論幹什麼都有一大堆規則、規定。誰都不能越規，越規就是違反紀律。要當個模範軍人，那就得什麼都規範，天長日久就形成軍人自己的規範，言談舉止也就跟普通人完全不一樣了。因此，軍人幹什麼都有自己的軍人尺度。這是時刻不可忘記的。
其次，我又是個共產黨員。共產黨員有明文規定，不論幹什麼，都有共產黨員的尺度。既沒有特殊黨員，也沒有可以不執行黨的決定的共產黨員。
再其次，除了這兩個尺度衡量你做人的標準，還有一條尺度，這就是我們中國人自己老祖宗留下的做人規矩。這規矩延續了幾千年，我的父輩以前的祖宗都是在這個規矩之下做人的。中國共產黨人不是天上掉下來，都是從舊社會走過來的，老祖宗的規矩在他們身上也會有制衡作用。過去有所謂偉大領袖，但是你別忘了，他們是先成為好人然後才可能有進步思想。這好人的標準，就是老祖宗的規矩。因此我說，我們每個人心裡都該有這三把尺度，而且要天天度量自己。
如果我用這三把尺子度量我處理龔德福事件，我問心無愧，對得起天地良心。我若按那個特殊年代的規定處理，作為政治委員說得通，但是於良心有愧。之後不管對我搞過多大的批鬥，我對上、對下都有個圓滿交代。批鬥算什麼，官職算什麼，不過是過眼煙雲而已。我這一生很清白也心境坦然，這比什麼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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