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書領讀 | 讀文學 |《菊與刀》[美]魯思·本尼迪克特
《菊與刀》這個標題具有務實精神，簡單粗暴用兩個事物就表達了日本人的矛盾性：「菊」是日本皇室的象徵，「刀」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體現。
作為鄰國的我們，恐怕對日本人有一些了解，他們好戰而祥和，黷武而好美，傲慢而尚禮，呆板而善變，馴服而倔強，忠貞而叛逆，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
日本人緣何如此？或許本書能給你解釋一二。
而催生這本書的，正是二戰。
1944年6月，作者本尼迪克特被委任研究本國（美國）的敵人——日本。
二戰期間，西方各國畢竟屬於同一個文化系統，有些情況還是可以預測的，日本則是另一個世界，美國要如何應對日本，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而本書全部的研究，由於無法實地考察，只能通過了解在美國生活的日本人和閱讀大量文獻來進行。
本尼迪克特認為這種方式不無道理：
在任何部落或任何最文明的民族中，人類的行為都要從日常生活中去了解。無論一個人的行為或觀點是多麼怪異，他的感受和思考方式總是會和他的經歷有關聯。
困惑之1. 面對戰爭令人費解的集體意識
日本人反覆強調的戰爭，不是軍事上的較量，而是「日本人信賴精神與美國人信賴物質的抗衡」。
日本的飛行員自殺式撞擊美國的戰艦，就是精神戰勝物質。
「神風特工隊」中所謂「神風」，是指公元13世紀成吉思汗東征時，其船隊遇颶風而遭毀滅，這次颶風被視為「神風」，它拯救了日本。
最讓人不能理解的，還不是「神風特工隊」，是日本對待傷員和戰俘的態度。在我們看來，甚至有些不通人性。
二戰期間，日本的救護隊不會及時救護傷者，醫療品補給少得可憐，緊急時負責的軍醫會在敵軍臨近前殺傷病員，或傷病員自殺。
因為他們從不投降。在北緬會戰中，戰死與被俘的比例僅為120：1，而這些少得可憐的戰俘，大部分是因受傷失去知覺，被動「投降」。
日本人認為，只要拼盡全力，他們就是光榮的士兵，光榮就意味著戰鬥至死。
這樣的極端的個性，不太符合中國人在意的平衡。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當然也有認為自殺才是英雄的表現，但也不乏臥薪嘗膽深謀遠慮者，那樣的人同樣也能獲得人們的尊重。
而日本集體思維的高度一致，實在令人費解。
困惑之2. 日本人集體的思維邏輯
要想理解日本人，必須要先理解一個詞：各得其所。
這很不好理解，從某些程度上，全世界都和日本人不同。
怎麼解釋各得其所呢？
就是他們按照恆定的等級制度來構建社會秩序。在家庭和私人關係中，年齡、輩份、性別及階層決定了適當的行為。在政府、宗教、軍隊、工業各個領域中，謹慎地劃分了等級，無論等級高低，一且逾越其特權範圍都將受到懲罰。
而且他們必須要維持這種秩序，只要所有人都維持了這個秩序，只要他們生活在熟知的屏障內，履行他們已知的義務，他們就會信任這個世界，毫無異議的活下去，感到安全。
舉個例子，
妻子要向丈夫鞠躬，子女要向父親鞠躬，弟弟要向哥哥鞠躬，而姐妹不論年齡大小都要向兄弟鞠躬。鞠躬並不是形式，它意味著施禮者明白別人的權利，承認別人有權干預原本由自己處理的事情；受禮的一方也認識到自己要承擔與其地位相當的責任。
這種嚴格的等級制度，以及在相應登記下，人們心安理得的生活，別說美國人，中國人都不大理解。
日本這種制度導致，即使在幕府時代，最有權力的德川將軍，也不會廢除天皇，儘管天皇毫無實權，只是被軟禁在京都，但他依然是天皇，將軍需以天皇的名義統治國家，世世代代都將「挾天子以令諸侯」。
日本的座右銘是：萬物各歸其位，各得其所。
困惑之3. 永恆的負債者
不同於美國，東方民族是有歷史負債感的，有恩就要記恩，有債是要償還的。
在日本也是如此，孩子關懷母親，是不忘母恩。能夠生在日本，是天皇的恩惠。任何的「恩」，都是債務，都要還。
因此在日本，不要施恩給陌生人，因為再無相見的情況下，施恩於人，讓人家負債又無法償還，是很失禮的。
以前雲書寫過NHK出的《無緣社會》，那些背井離鄉的老人，最終寧可死在無人知曉的出租屋，也不會返回老家，給遠房親戚們添麻煩。
恰如日本諺語所說，「天賦寬厚，始敢受恩」。
困惑之4. 與中國截然不同的仁義忠孝
日本人報恩，總體上按照東方的規矩，畢竟日本一再從中國倫理體系中吸取營養。
對天皇之恩，謂之忠，對父母之「恩」，謂之「孝」。
然而，日本的文化吸取，到此為止。
沒有吸取的是，中國忠孝的條件，是更高的道德，謂之「仁」。
在中國，不論忠孝，前提是統治者或父母長輩都具備「仁」，如果統治者不仁，那就別怪我不義，農民也可以揭竿而起。
日本沒有吸收「仁」的倫理，但是有「行仁義」這個詞，它的意思是黑社會、流氓、無賴間的「道德」。中國「仁」的概念被貶低得無以復加，日本人完全重新解釋中國道德體系中最重要的美德。「忠」「孝」在日本則成為至高無上的義務。
於是就產生了特有的現象，我們在諸多日本文學裡都會看到無法理解的一幕：一個孩子無論多麼憎恨自己的父母，父母甚至破壞了子女的幸福，但子女都要容忍父母的惡行和不義。
在中國已經變換了幾十個朝代，日本卻始終如一，永不更替。無論政權由誰掌握，天皇都像美國的「星條旗」一樣，不管哪個政黨統治，星條旗都是人民「神聖不可褻瀆的」。
因此，雖然忠和孝是日本和中國所共有的道德規範，但日本在觀念上作了改變，導致中國人也無法了解日本人的行為方式。
困惑之5. 極度敏感的日本人
日本人對社會有情理，他們謹小慎微的生活，避免別人指責他是「不懂情理的人」，日本人還對個人的名譽有情理，意思就是一個人的「榮譽」絕不受到玷污，儘管有時候是他自己做錯了。
對社會的情理，舉個例子：
德川時代的法律規定，這個階層的農民可以為他的孩子買某種布娃娃，而另一階層的農民則只能買另一種，搞得跟《綠皮書》一樣。
我們現代人可以接受，有錢人給孩子買電動車，窮人給孩子做玉米棒娃娃，因為我們承認收入的差異，也認為爭取更多收入以獲得更多自尊是合理的。但在日本這是不合理的，不管你的收入高低，都不可以去享受超越階級的權利。
這一點或許歐洲古老的貴族能夠產生共鳴，他們不願奉行平等主義，認為「真正的尊嚴在於安分守己，不失規矩。在各自的地位上，農民可以和王子得到相同的尊嚴。」也就是說，只要你謹守規矩，買什麼娃娃都不失體面。
如果說歐洲的貴族能理解日本普遍對社會的情理，那麼接下來要說日本人對個人的情理，恐怕就有一些詭異。
我們任何人，聽到別人的誹謗當然也會很生氣，但很少像日本人一樣，建立強烈的防禦系統。
在日本，絕對不能當面過多的說別人專業上的失誤。
一段典型的日本人的告白能夠看出，譏諷是最惡劣的罪行：
我常常原諒別人對我發怒，因為人難免有時會有壞脾氣；我一般也能原諒別人對我說謊，因為人性本是很虛弱的，人們常不能堅強地面對困難而說出所有事實；對無稽的流言蜚語，我也可以原諒，因為人們在別人說閒話時難免不附和。我甚至可以酌情原諒殺人犯，但是「譏諷」是沒有任何藉口原諒的，因為只有不真誠的人才會嘲笑無辜者。請讓我告訴你我對兩個詞的定義。殺人犯：殺害某人肉體的人；譏諷者：殺害他人心靈的人。
基於以上論斷，日本人注重心靈超過肉體，可以推斷出，譏諷是最大的罪。日本流傳的很多歷史故事，有一些主題在我們看來十分詭異：錯誤者向正確者復仇；受辱復仇，即使對方是他的君主。
現代日本人慢慢不會殺死譏諷者，而反過來傷害自身，最極端的就是自殺，合理的自殺可以為他們洗除污名，日本人尊重自殺，甚至認為自殺是可敬的、有意義的行為。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防禦系統就是避免競爭。
競爭，在其他國家看來是進步和發展的一個很好的方式，在日本則相反。有測試表明，日本人只要產生競爭，表現就會下降，因為他們覺得競爭是一種侵犯，使其無法專注於手頭工作。
日本有一萬個方法來迴避競爭：
日本的小學沒有留級的制度；老師對孩子的教育是不斷超越自己；成績單只記載操行成績，不記載學業成績；當中學入學考試不可避免要產生競爭，家長和老師都會緊張留意孩子的心理狀態，因為沒有考上而自殺的少年比比皆是。
日本各行各業普遍存在的中介人制度，也是為了防止競爭者直接面對對方。
困惑之6. 日本人的感官世界
對於感官的享樂，全世界沒有人能比日本人更認真、更理所當然，日本人認為自體性享樂並不違背道德，沒有一個民族有這麼多的自慰工具，美國都不行。
中國人對浪漫的愛情和性的享樂會克制，因為維持家庭生活的和諧很重要。美國即使開放，但仍要遵守一定的倫理道德。
在日本，「忠」、「孝」、「仁」、「情理」、「人的感官」都是「人的義務」，他們好像在地圖上的省份，劃分的很清楚。用日本人的話說，人生是由「忠的世界」、「孝的世界」、「情理的世界」、「仁的世界」以及「人的感官世界」等許多世界構成的。每個世界都有其特殊的細則，日本人不通過整體個性評判同伴，而是說他「不懂孝道」或者「不通情理」，他們會明確指出一個人行為的不足之處。
日本夫妻之間遵守禮節，其樂融融，但婚姻的目的更多是家族的選擇、生兒育女，感官的刺激是另一回事。不光是日本強大的「感官市場」，同性戀、酗酒，這些都屬於可以被允許的「人的感官」。
或許，解開困惑，不是我們的責任。而看到這世界上另一個民族有自己有多麼不同，學會觀賞這些不同，是我們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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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生也有涯
而知也無涯
以有涯隨無涯
你真的應該讀點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