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在一段時間內欺騙所有的人，也可以在所有的時間內欺騙一部分的人，但你絕不可能在所有的時間欺騙所有的人。 ——林肯
眾所諸知，《史記》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由西漢太史令司馬遷編撰。既然是人寫的，那就難免有錯漏。於是就有人思考，是否我們現在所學習到的歷史，卻並非是當時發生的真相呢？
但我們畢竟無法回到古代親眼見證歷史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故而只可從各種古時候遺留下來的史書、文物、古蹟等等進行參考不斷校正。而「二十四史」作為歷朝歷代官方訂正的史書，更在史學家的研究中站了重大分量。
但即便「二十四史」也無法完全詳盡正確，歷史的研究就是不斷發現與訂正的過程。比如在1972年陸續開發現世的長沙馬王堆漢墓中，就出土了一枚「利蒼印章」，此印章是西漢長沙國丞相利蒼之印，在《史記》與《漢書》中均有記載。
但查證《史記》與《漢書》後發現，在史記中，「利蒼」被記為「利倉」，但當時「蒼」和「倉」之間的區別並不大，二者之間可以通用。但《漢書》卻記載為「黎朱蒼」，這就與「利蒼」二字相去較遠了。
雖然這可能只是一個小小的謬誤，但人們還是將目光放在馬王堆了。而隨後又出土了一批竹簡，專家對比之後，發現竹簡所記之事與《竹書紀年》居然有很高的貼合度。再加上「利蒼」印章的影響，使人們將目光都放到這本名不見經傳的《竹書紀年》去了。
《竹書紀年》是由春秋戰國時期的晉國與魏國史官先後編寫完善而成。在公元279年（或281年）時被盜墓賊挖掘而出，全書記載了從五帝到戰國共一千多年的歷史。其中就不乏一些讓我們大跌眼鏡的記載。
在我們的印象中，堯、舜、禹都是上古時代的賢人能君，不同於後世皇權的世襲制度，他們採用的皇權交接制度是禪讓制，看重的不是血脈、宗族、輩分之類的東西，而是一個人的品行和能力。正因為這種制度，讓三位帝王給我們留下的最大標籤就是「先賢」。
但《竹書紀年》中卻並非如此記載，而且其中一些文字更是令人瞠目結舌。書中記載「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堯即位後德行有失，被舜囚禁了起來，甚至還「復偃塞丹朱」，這裡面提到的「丹朱」是堯的兒子，舜把堯關起來之後，還不讓堯的兒子去見他。
也就是說，堯舜之間的本來和平的禪讓，變成了舜的奪權。舜發動了一場政變，將堯囚禁之後才取得王權，甚至還使父子不得相見，導致一場骨肉分離的悲劇。這與儒家曾誇讚的五帝之間任人唯賢的說法大相逕庭。
此外，還有記載，說當年伊尹謀權篡位，將皇帝太甲流放，而太甲想方設法逃出生天后，又回去殺了伊尹成功奪權。而我們聽到過更多的版本是，伊尹讓品行不端的太甲在桐宮悔過，後來伊尹又將皇位還給了已脫胎換骨的伊尹。這兩個版本之間，又出現了極大的分歧。
而這4000多年前的真相已經無法親自考證，兩種說法究竟要聽誰的呢？後來經過史學家的再三查證。發現《竹書紀年》雖然比之《史記》還要早出現兩百年，更加貼近五帝的時代，但《竹書紀年》在被盜墓者開掘出土之後，又於宋朝時經過了原本流失、重新收集、編排、整理和修訂。
這讓《竹書紀年》的可信度大大降低，故而在綜合各種史料資料之下， 依然還是「二十四史」等正史更加具備可信度。但這也告訴我們，歷史並不只是一個死水潭子永遠不變，而是在不斷地修訂校正補充，不斷地發展之中的。隨著越來越多的人投入到歷史的學習和研究中去，我們終會越來越貼近過去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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