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恨不抗日死，留著今日羞。國破尚如此，我何惜此頭！」
這首慷慨悲憤的絕命詩，作者是吉鴻昌。他1933年組織察哈爾抗日同盟軍，向日偽軍發起進攻，收復多倫。這是「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國軍隊首次收復縣城。但在日蔣的夾擊下，抗日同盟軍——抗日討賊軍失敗了，吉鴻昌在天津法租界被軍統的前身——復興社特務處暗殺未遂，遭租界逮捕，後來引渡給國民黨，大雪紛飛之中，被槍殺在北平陸軍監獄。
按說，吉鴻昌「我以我血薦軒轅」，應是民族英雄無疑了吧，但有的網文，偏偏要把他「分析」成搗亂分子。這些人憑的是什麼？筆者經過多方查找，終於找到了謠言的源頭。
原來是軍統特務陳恭澍在回憶錄里寫的，他說：「目標是假抗日之名，夥同馮玉祥、方振武等在察哈爾組織「民眾抗日同盟軍」，意圖擴大反政府武裝勢力的吉鴻昌。吉某發跡於西北軍，因叛離中央而被通緝。此番充任「抗日同盟軍」第二軍長並自封為收復察東失地的「前敵總指揮」等職。惟心勞力拙，所謂的「抗日同盟軍」卻哄不起來，馮玉祥眼看事不可為，乃半途抽腿再回了泰山，而吉鴻昌則變本加厲，索性改稱「抗日反蔣軍」；不但不打日本軍，反而掉轉槍口公然對國軍開戰，歷時五十餘日之久。雖然終被敉平並將之捕獲，但北平近畿人民卻慘遭戰火蹂躪，飽受顛沛流離之苦。」
陳恭澍說的這段話正是當時蔣介石為了抹黑馮玉祥、吉鴻昌、「抗日同盟軍」，不惜顛倒黑白，虛構事實，編造出來的。沒想到時至今日，依然有一些人將謠言奉為圭臬。為了抹黑我們的愛國民族英雄，有些人已經不擇手段了。他們的目的很陰險，就是「欲要亡其國，必先亡其史。」
真相到底是怎麼樣的呢？
一、從「九一八」到塘沽協定
日本按照其「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的策略，發動「九一八事變」。由於蔣介石、張學良的「不抵抗」政策，東三省很快淪陷。國民黨政府的退讓，並不能讓日本軍閥停止侵華的野心和既定政策，1933年又占領了中國熱河省。中國軍隊奮起反擊，於是有了「大刀向鬼子頭上砍去」的長城抗戰。
前線在戰鬥，背後在談判。1933年5月底，中日在天津簽訂《塘沽協定》，雙方停戰。這個協定僅用了一天時間就簽下，如此速度，在國與國的談判史上堪稱奇蹟。對此，日本大軍閥岡村寧次在他的回憶錄中記載：當中方代表向日方探聽日本談判意圖時，日本駐北平武官故意說，關東軍的停戰條件很苛刻；當拿出具體條款，中方覺得並不如前面所說那樣苛刻，於是急忙簽字。岡村寧次不無得意地說：「這是採取的一種謀略手段。」——如此歷史，心酸心塞！
正在國聯開會的中國外交人員接到相關電報，一聲嘆息。《顧維鈞回憶錄》里說：「它（塘沽協定）造成一種印象，即中國願意通過讓步解決與日本的嚴重糾紛，並且願意默認日軍侵略所造成的現狀。」
別以為簽了協議日本就會停止對中國的侵略，吞食東北、蠶食華北，日本侵略的步伐豈是一紙空文所能禁錮？日本一邊在跟中國談停火，一邊派出軍隊搶占戰略要地。1933年夏初，在日本人的策劃、慫恿下，偽軍李守信占領了察哈爾省的戰略要地多倫。
當時的察哈爾省，位於北平的西北到北方，包括現在的河北、北京、山西、內蒙古部分地區。日偽軍占領了這裡，退可以背靠東北四省（東三省包括已經被日寇占領的熱河省），進可以直接威脅平津、華北地區。可笑的是，有的網文卻說多倫等縣並不那麼重要，「嚴格地講，多倫都算不上城市。」
面對侵略，中華民族的血性，不屈服於日寇的武力，也不齒於當局的軟弱，抗日呼聲一浪高過一浪，紛紛舉起了抗日義旗！
二、收復多倫
方振武、吉鴻昌為首的原西北軍將領，決心抗日救亡。為了增大影響力和號召力，他們請來了老首長、西北軍創始人馮玉祥。馮玉祥回憶：「就在那天，吉鴻昌來見我，一見面就跪在地下哭起來，我拉著吉的手叫他站起來不要哭，有話可以說。……吉鴻昌說：『我這次來見先生，就是以死報效國家，以死報效先生，我願意死在日本人手裡。』」
1933年5月26日，抗日同盟軍在察哈爾省會張垣（今張家口市橋西區）成立，馮玉祥挂帥，方振武為前敵總司令，吉鴻昌為前敵總指揮，率12萬軍隊誓師抗日，宣布「結成抗日戰線，武裝保衛察省，進而收復失地。」
同盟軍向察北偽軍發起進攻，七月七日總攻多倫。這時防守多倫的李守信偽軍8000人，戰鬥力一般，但得到日本「特設隊」的支持。據李守信自述：日軍派了二十多人組成「特設隊」，附有三輛裝甲汽車並配備六挺重機槍，還有四五挺輕機槍。李守信所說的這些裝備，二十幾個人能否玩得轉，我們暫不求證，從敵我雙方敘述的經過看，這支隊伍憑藉火力優勢，構成防守多倫的重要力量，是不容置疑的。
據馮玉祥回憶：「吉鴻昌帶著軍隊，先打下沽源，後又打下康保和保昌，最後打多倫時費了很大的力，衝鋒的時候連死傷約有兩千多人，四個團長受重傷，結果把日本鬼子趕出多倫，追擊了五六十里。」
《吉鴻昌烈士傳略》描述更為詳細：「敵人（日偽軍）防禦甚堅，倉猝不能攻下。吉（鴻昌）率敢死隊數十人，乘夜伏行至城根下，打算爬城，但先後三次皆為敵軍手榴彈及機關槍擊退。我軍死傷甚多，吉鴻昌亦幾乎被手榴彈擊中。十二日日機多架飛入我陣地轟炸甚烈，偽軍火力亦轉猛，我軍一部分陣地竟發生動搖狀態。吉鴻昌看見事急，脫上衣，揮大刀，呼喊沖入敵陣。……先是吉鴻昌為擾亂敵軍後方計，曾密遣精幹戰士四十餘人，乘夜混入城內。這時候這些人便在城中開槍響應，偽軍以為抗日軍已入城，驚惶無鬥志，我軍士氣益壯。至三點鐘光景，敵軍紛向經棚潰退，我軍遂由西、北、南三門入城，但日人猶在城內督率未及退走的偽軍作巷戰三小時，多倫乃告克服。」
三、奇怪的論調
在這些有關多倫戰役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基本的三點：一、日軍參與了多倫作戰，並派來飛機多架，向偽軍輸送彈藥，並直接轟炸抗日軍。二、多倫有城牆，是激戰後攻克。三、吉鴻昌身先士卒，有勇有謀。
但當今一些網文，對多倫之戰作了有意無意地曲解。一種說法，抗日同盟軍在多倫打的仗，沒有日軍，不過是「搶地盤」。此說不是現在才有，而是拾人牙慧：汪精衛在多倫收復後發電報說：多倫「非取之日本軍隊之手，乃取之偽軍之手。」多倫有沒有日軍，遠在南京的汪先生從何而知？連守城的李守信都承認，他的偽軍中，不但有幾名日本顧問，而且還有日軍「特設軍」，配備了較強的武器。退一萬步說，這一仗沒有日軍親自參與其間，只是打偽軍，吉鴻昌他們就不是抗日了嗎？這樣荒謬的說法，不值一駁。
網上還有一種說法：「嚴格地講多倫都算不上城市，也沒有傳統城市的城牆。」為什麼要強調多倫城小呢？這是為了「說明」多倫並不重要。說無城牆，則是說不但城小，而且戰鬥不激烈。用現在的眼光看，八十年前多倫城小，是肯定的；當時的北平也不大嘛。至於說沒有城牆，網文是抓住李守信的一句話：「多倫雖無城牆，但在房屋上可以放沙袋據守。」所以，這些網文居然玩起了文字遊戲——沒有城牆，何來「入城」？就算沒有城牆吧，但網文忽視了李守信前面的敘述：「多倫寺廟東西兩倉很大，可以駐一萬多隊伍。」大家可以想見，可以駐紮一萬多人的寺廟有多大，廟牆和廟宇不都是可資防守的工事嗎？
在有意淡化抗日同盟軍收復多倫的功績後，有些網文又拋出一個「重磅」說法，那就是多倫不是同盟軍收復的，而是李守信「讓」的。此說法是引自李守信的自述。李守信說：馮玉祥聽說多倫久攻不下，於是派人來與李守信談判，要李守信把多倫讓給同盟軍，以保全同盟軍抗日的「面子」，一個月後「歸還」；於是李守信為了「兩面都討好」，假裝形勢不妙，帶著偽軍撤離了多倫。
這充滿「神劇」味道的橋段，不知道李守信這個投日不到半年的漢奸，有多大的膽子，敢這樣欺瞞軍中的日本顧問和「特設隊」。即便這是真的，就可以否認同盟軍收復多倫的事實嗎？答案仍然是否定的。
抗日同盟軍占領多倫後，馮玉祥下令修建烈士紀念塔，為犧牲的1600多名同盟軍將士舉行葬禮。1994年，在修復這座紀念塔時，從地下挖出一塊石碑，上面鐫刻著300多名烈士的名字。可蔣介石在收到多倫的戰報後卻說：「多倫沒有日本人，哪裡打仗呢？既沒有打仗，怎麼會有傷亡的人呢？這是馮某被共產黨包圍在那裡造謠言。」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這些網文所採取的所謂「證據」，要麼就是漢奸的說辭，要麼就是馮玉祥和吉鴻昌的死對頭蔣介石的否定。連證據的公信力都不具備，孰是謠言，不辯自明！
四、血戰日蔣軍
抗日同盟軍收復多倫後，計劃進一步收復熱河。熱河省所轄有今天的內蒙、河北、遼寧部分區域，省會承德。熱河半年前被日本人攻占，特別是承德被日軍先遣隊128人占領，可謂是國恥中的國恥！現在同盟軍要收復熱河，不但面臨日軍的防線、偽軍的麇集，而且背後有國民政府的阻撓和瓦解。
在蔣介石眼中，「雜牌」西北軍無疑是不聽號令的「異己」。他使出向來好用的「絕招」——分化。蔣介石命令西北軍名將宋哲元回到察哈爾，又任命同是西北軍出身的鹿鍾麟為察哈爾省主席。8月底宋哲元一回來，馮玉祥就離開同盟軍，避入泰山。馮玉祥為何要走？因為他是西北軍的創始人，但當時已經沒有直接率領的實力部隊（方振武、吉鴻昌請他挂帥，實際指揮權仍在二人手上）；而宋哲元剛在長城抗戰中大出風頭，聲望大振，儼然是西北軍的新首腦。如果馮玉祥與宋哲元對峙，必然引起西北軍公然分裂，甚至兵戎相見，這是馮玉祥所不願看到的。
馮玉祥突然離開，同盟軍頓時群龍無首。蔣介石給方振武和吉鴻昌開出「優惠條件」：只要二人停止抗日，交出軍隊，就任吉鴻昌為軍事參議院參議、察哈爾省顧問，方振武為軍事委員會委員，資送出洋。
面對「胡蘿蔔加大棒」，吉鴻昌是有多種選擇的：一是接受條件，保全個人安全和財產，做個「寓公」。二是帶著部隊向西走，找個地盤，再依附國民政府，做個小軍閥。三是投靠日本人當漢奸。四是初心不改，堅決抗日。
不用說，吉鴻昌選擇了最後一項：聯合方振武，將抗日同盟軍改名為「抗日討賊軍」，繼續向熱河進發，準備打下承德。9月下旬，抗日軍進入北平懷柔、密雲一帶，部隊戴著「誓死救國」的袖章，受到沿途百姓的歡迎。但這時形勢對抗日軍逐漸不利，陷於日、偽、蔣的包圍之中——如果不是抗日，而是保存實力「搶地盤」，他們應該向西進入綏遠，而不是「自蹈死地」，向東投入日偽軍占領的平津。由此可見有人對抗日同盟軍潑污水是多麼卑劣！
在北平小湯山一帶，激戰展開。據當時在抗日軍五師一團二營任營長的張公幹回憶：當時已經是下午三、四點鐘，吉鴻昌來到前線，用望遠鏡瞭望後對大家說，現在南京的軍隊在南面，日本軍隊在北面，正面是東北軍，他們有亡國之痛，不會與我們硬拼，我們只要突破這個包圍口，越過平綏線，就能到達冀察地區，在那裡建立根據地。
但這時形勢十分嚴峻，日本飛機每天密集轟炸，蔣介石大軍重重包圍，部隊面臨覆滅的危險。方振武、吉鴻昌為了保存剩餘的兄弟們，被迫答應國民黨方面商震的勸說，離開部隊，前往天津租界避難。
四、攘外安內
也許大家看到這個過程，會很不解：為何日本侵略迫在眉睫，國民黨軍卻與日軍「配合」，必欲把抗日的方振武、吉鴻昌置於死地而後快？
一切的根源，在於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當時《塘沽協定》剛剛簽署，日本從軍事侵略，轉為談判挑釁；雖然這種挑釁用盡了流氓無賴的手法，搞得蔣介石和坐鎮華北的何應欽、黃郛焦頭爛額，但與明目張胆的動武相比，總還不會一下要命。於是，「忍耐」、退讓、綏靖，成了蔣介石對日策略的主旋律，而掉轉頭來，全力對付紅軍。
塘沽協定簽訂後，蔣介石馬上命令蔡廷楷增援熱河的部隊回福建。岡村寧次在回憶錄中寫道，有一次他與黃郛、何應欽長談，何應欽向岡村寧次說出心裡話：「實際上我們現在最難辦的是共產黨勢力的抬頭，故而不願引起對外的問題。」
不要以為蔣介石的對手只是共產黨和紅軍，更令他頭疼的，是國民黨內部的紛爭，和各地軍閥的各自為政。當時反對蔣介石政策最厲害的是胡漢民。胡漢民提出「攘外中求安內」，聯絡李宗仁、陳銘樞等，向方振武、吉鴻昌提供資助。方振武向胡漢民發電報：抗日討賊軍在南口、昌平、湯山一帶取得勝利，幾天就能到達北平郊外，請「推動各方火速出兵，以收南北夾攻之速效。」
這些軍隊「自主」行動，在蔣介石眼裡，都是「不遵號令」；任何人提倡抗日，都是「倒蔣」的藉口。他在日記中大罵「胡漢民、白崇禧諸逆」，說：「對日固難，而對內更難，倭事乃由國內賣國者所發動也。胡展堂（胡漢民字展堂）、陳友仁之肉不足食矣。」對蔣介石的心理，各地軍閥也是心知肚明，時時提防。白崇禧就清醒地說：「老蔣恨我們比恨朱、毛更甚。」
蔣介石對日妥協的另一圖謀，就是想讓蘇聯和日本打起來，中國坐收漁人之利。他在日記中憧憬道：「日俄重戰之日，即倭寇滅亡之時。」可惜，這一狀況，直到抗戰結束前，日本敗局已定，才得以實現。
如果說那個時代的人，是「只緣身在此山中」，決策錯誤可以理解，那麼時至今日，還有人在網上為「攘外必先安內」辯護，其用心就值得打個問號了。李敖在《蔣介石評傳》中批駁：「先安內再抗戰根本是一張不能兌現的支票。」針對有的人——包括蔣介石本人，認為「日本強、中國弱，應該把抗日的時間往後拖，等中國強大再抗日。」但日本是近代化工業國，中國還是封建農業國，加上日本吞併了中國富饒的東北，兩國的發展速度，必然是日本快於中國，越往後拖，差距只會拉大而不會自動縮小。李敖就說：「這些人似乎認為，那時的日本帝國正在走下坡，而中國正在欣欣向榮。事實恰恰相反，九一八以後日本軍國日盛，而中國情況則每況愈下。」著名歷史學家唐德剛評論道：「抗戰者『玉碎也』，忍辱者『瓦碎也』。欲求『瓦全』不可得也。」
歷史是現實的一面鏡子。大家看看當前的中美關係，無論中國如何韜光養晦、委曲求全，都不可能阻止、逆轉美國遏制中國的國策。美國總統拜登直言：「中國有一個總體目標……成為世界領先、最富有、最強大的國家，在我的任期內，這不會發生。」回想當年的日本，會因為中國的「忍辱」和退讓就停止侵華嗎？
行筆至此，忍不住提出一個困擾我多年的問題：「攘外必先安內」這句貌似正確的話里，存在重大的邏輯錯誤，那就是它的前置條件，必須是在「我」的領導之下攘外，否則「你」出於任何目的和手段的攘外，都是非法的、無效的，我就該出手「安」「你」；至於「我」是不是有這個能力和德行，「你」會不會超過「我」的能力和德行，概不考慮，非「我」領導不可！其實這個道理很淺顯，卻歷來無人指出，令人困惑不已。或許是本人位卑身鄙，所見資料太少，沒有看到；或許他們早就知道這個道理，只是聰明地「看破不說破」……
五、租界被刺
「欲要亡其國，必先亡其史。」網絡上抹黑抗日同盟軍和吉鴻昌等人，歪曲、詆毀英雄人物，正是「亡其史」的手段。
通過政治分化和軍事進攻，蔣介石眼中的兩個「搗亂分子」——方振武和吉鴻昌，被暫時解決了。方振武逃到香港，後來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被日軍占領。1942年初，方振武逃離香港，才進入國統區就被殺害。殺害方將軍的，有的說是中統，有的說是軍統，有的說是土匪……可惜，抗日英雄，竟未死於抗日戰場！
吉鴻昌的結局比之方振武，更為悲壯。
吉鴻昌離開抗日軍，住在天津法租界，繼續從事抗日活動。1934年11月的一天，復興社特務處北平站長陳恭澍組織人馬潛入租界，跟蹤到吉鴻昌正在國民飯店的一間包房內，以打麻將為掩護開會，於是派出一名女特工，帶著一個孩子去偵察。女特工故意將孩子玩的皮球從氣窗投進吉鴻昌所在的房間，然後以撿皮球為名進門，看見吉鴻昌脫了棉袍，穿著白褂衫，坐在暖氣管旁邊。負責下手的特務闖進房間，對著那個位置的人連開數槍。沒想到，裡面牌局正好四圈完畢，這時坐在原來位置上的，是另一個人。這人也因為靠近暖氣管，脫下外套穿著白褂衫，被一槍斃命。開槍距離很近，一顆子彈從地面彈跳起來，傷著了吉鴻昌的肩膀。
吉鴻昌趕緊讓大家疏散。當他想從安全梯下樓時，法租界工部局的巡捕已經將飯店包圍，只好返回樓上。工部局巡捕上樓就問：「吉鴻昌在哪裡？」巡捕來得這麼快，顯然事先早已布置。吉鴻昌慨然推門而出，說：「不用查問，我在這裡！」吉鴻昌先被送到醫院治傷，再關入牢中，後來被引渡到北平陸軍監獄。據說為了引渡吉鴻昌，還悄悄花了四萬元給租界行賄……
六、從容就義
在監獄中，吉鴻昌不斷向獄友宣傳抗日救國道理，並跟北平軍分會軍法處展開了唇槍舌戰。
問：把你們的秘密從實招認出來。
吉：抗日救國，四萬萬國人盡人皆知，沒有秘密。
問：你為什麼要反蔣？
吉：蔣要賣國，我要救國，所以我不得不反蔣；我要抗日，蔣不准抗日，所以我不得不為了抗日而討蔣。如果蔣能夠抗日，我馬上可以助蔣！
問：你是共產黨。
吉：我文官做到省主席（吉鴻昌曾任寧夏省主席），武官做到總指揮，究竟給老百姓辦過多少事情？我毀家紓難，捨生為國，正是黨給我的感化，正是黨的意志！
劇照：吉鴻昌從容就義
11月24日，戴著腳鐐手銬的吉鴻昌，從容走上法場。他在行刑前，折下一根樹枝，在雪地上寫下了篇首這首悲壯的絕命詩，然後對執行官說：「我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槍，死了也不能倒下，給我拿椅子來，我得坐著死。」面對黑洞洞的槍口，吉鴻昌又說：「我為抗日而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背後開槍，你就在我眼前開槍，我要親眼看到敵人的子彈是怎樣打死我的！」
四天後，吉鴻昌的妻子胡洪霞花錢把屍體領出來，在入殮時，發現吉鴻昌的身體上，有著一條條在監獄受刑時留下的傷痕，「眉尖上多了一個小洞，子彈就是從這裡射進去的。」在吉鴻昌的口袋裡，翻出了一綹香煙紙，上面寫著：「暫時不要讓我妻子知道。」下面還有四個字：「不要厚殮」。
本文作者：馬駑，「這才是戰爭」加盟作者 ，未經作者本人及「這才是戰爭」允許，不得轉載，違者必追究法律責任。
編者簡介：王正興，原解放軍某野戰部隊軍官，曾在步兵分隊、司令部、後勤部等單位任職，致力於戰史學和戰術學研究，對軍隊戰術及非戰爭行動有個人獨到的理解。其著作《這才是戰爭》於2014年5月、6月，鳳凰衛視「開卷八分鐘」欄目分兩期推薦。他的公眾號名亦為「這才是戰爭」，歡迎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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