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當說不管是被「誰是兇手」的懸念吊著胃口下不來的觀眾，還是對本片反類型和作者化表達早有準備的觀眾，都不會否認整個觀影中，關於兇手是誰的疑問，漸漸被這些死者和嫌疑人乃至負責偵破案件的馬哲到底經歷了什麼的疑問占據。
搞明白這些，到後來你甚至會得出一個令自己吃驚的結論：不是兇手要殺人，而是人想要被殺。這是本片最核心的反類型之處。
電影中主要人物的悲劇性和求死的渴望是如此深重。他們活在一個不能吐露內心的秘密和自由說出他們所見到的真實的世界上。他們都是一輩子沒等來自己花期的可憐人。
一個試圖捍衛自己眼中真實的人，總要被牢不可破的常理真實粗暴打斷，或打殘。
在么四婆婆一案中，那天到過河邊遇見過她的人不止一個，但只有那個天真的小男孩在發現屍體後想告訴別人。
先是告訴大人，大人不信。再說就要上手打。因為怕惹麻煩上身。無奈只好告訴別的小孩，孩子的反應永遠是尊嘟假嘟，不管尊嘟假嘟先去看看再說。
小男孩報案這一筆，分出了兩種真實世界。孩子的真實世界逍遙於曠野，成人的真實世界畫地為牢。顯然前者這個真實世界是不能久存的，這是小男孩後來也遭遇不幸的伏筆。
而么四婆婆作為整個兇殺案的起點，也承載了最沉重的悲劇性和宿命性——
她捱過前半生被鞭打的牛羊豬狗般的日子（按照電影中九十年代設定推算，么四婆婆年輕和壯年時正逢這個郭嘉最瘋狂、人的慾望最被壓抑的一段時期），後半生用一根鞭子趕鵝度日，收養一個瘋子讓他用鞭子滿足自己隱秘的慾望，過一種有痛感和快感的鞭笞人生。
天花板上的歷歷鞭痕是她真正痛快活過的證明。享用過如此快樂後，她但求一死，要從中體驗最極致的快樂。人有了慾望，有了慾望的一次次滿足，就開始有遺憾。因而么四婆婆臨終時說，可惜人只能死一次。
如此真正活過並決然去死的還有那個寫詩的中年男人王宏。本片找來唱《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裡》的莫西子詩飾演這一角色，是神來之筆，也是別有用意之筆——
王宏小小的個子穿上臃腫保守的黑色大衣，裡面是白色襯衫和綠色毛背心。在滿頭滿臉的鬚髮中架一副眼鏡，在焦渴的嘴唇間點上一支煙。
這種形象設計，會讓對八十年代文學有所了解的觀眾會心一笑——這實在像極了詩人海子。
王宏仰躺於河邊的設計，也容易喚醒我們對海子那張四肢張開在大地的著名照片的記憶。
海子在生命最後的時期，也在品嘗愛情的痛苦中度過。王宏和錢玲的愛情悲劇讓我們想到海子那首名為《新娘》的情詩里的詩句：
今天我什麼也不說
讓別人去說
讓遙遠的江上船夫去說
有一盞燈
是河流幽幽的眼睛
閃亮著
這盞燈今天睡在我的屋子裡
但是這盞燈點亮的屋子，現在有人粗暴闖入。王宏在自己的詩句里寫道：
可詩歌不是我們的避難所
你是我在牢籠里打開的天窗
你是我心甘情願的枷鎖
你是我漂泊的島嶼
也是我安穩的故鄉
我們就是這個世界上最小的烏托邦
在這個真誠的詩歌朗誦只會引起鬨堂大笑、刻骨銘心的愛情遭遇道德審判的年代，王宏別無選擇，他再次來到發生了命案的河邊，隨身攜帶一封訣別信。他是在期待情人的到來，也是在趕赴一場「斬首之邀」。
從詩歌中出走，死亡是他最後的避難所。如同我們都熟知的海子的悲劇。
在紡織廠開理髮店的許亮多年來活在一種不堪忍受的精神重負下。他是影片中最像開頭引述的加繆筆下的局外人形象。他笑嘻嘻的神態和一再要求減省流程一步到位將他拘留處死的怪異訴求，都讓人感到他無時無刻不在經歷精神陣痛和河面一樣平靜的生之絕望。
許亮的求死，並非因涉嫌河邊的命案引發的過激反應。當馬哲問他有沒有人到他這裡做過大波浪髮型的時候，他的回答是，我從沒有做過大波浪。這在以大波浪為時髦、滿大街都是大波浪的縣城裡以及女工居多的紡織廠里，是很反常的不真實的回答。
有人認為這表明許亮因此前的流氓罪，一直過著受眾人排擠的壓抑生活。無人找他做大波浪即是明證。
我認為這只是第一層。
更深層是，他因為緊張和敏感，把馬哲的問題聽成了：你有沒有做過大波浪。
這一句錯位的問答當場揭穿了他的內心秘密，許亮把這看作是對他殘存人格的徹底剝奪。這是他後來服藥自殺被救回後，再次從馬哲的辦公室外面跳樓自殺的根本原因。
他是在要求死亡，也是在要求自由的權利。當他發現唯有死亡的一瞬才能讓他獲得一點真正的自由時，他義無反顧。所以我們看到墜落在馬哲的紅色桑塔納車頂上的許亮，終於戴上了大波浪假髮。
在追查和接觸這些人的過程中，馬哲理解了他們，他開始從「兇案發生-死者之間的聯繫-排查嫌疑人-尋找兇手」的偵查邏輯中跳出來，停下來，回到最初的位置，傾聽死者的講述。他漸漸理解了他們選擇死亡的痛苦與喜悅，並感受到了死亡的甜蜜的誘惑。
在最後於破廟中擊斃瘋子的蒙太奇情節後，他對局長說，不是他要殺瘋子，是瘋子安排了自己的被殺。
馬哲從有劈叉才藝的徒弟小謝身上看到了年輕時的自己，又從河北師大附中的桌球老年局長身上看到了未來的自己。這種人生劇本在他們臨時充作辦公場地的電影院裡，他看了一遍又一遍。
他同樣看了多遍的還有那些死者的現場照片資料。他清醒地認識到，除了自己以外，沒有人關心兇手和真相。更沒有人關心這些死者和與命案有牽連的人。
他在爭取重新調查沒得到局長支持後，決定放自己一馬，把擔子卸給了徒弟小謝，接妻子下班，買菜做飯，和妻子過起安穩的生活。就像他之前回到家中，並出雙臂為妻子繃住打毛衣的毛線時一動不動，仿佛戴上了一副溫暖的禁錮的手銬。
馬哲身上的未解之謎是一段雲南往事。他在那裡立了一個三等功。可是關於這項榮譽的存在如今成為一個疑問。既沒有榮譽證書的實證，也沒有公安系統的記錄。是馬哲的記憶出了錯，還是說個人榮譽最終的結局，都不過是被局長一再強調的象徵先進性的集體榮譽貪婪地吞滅？
影片最後，馬哲因緝拿住瘋子破獲了這起連環殺人案，再次榮立三等功。由此我們也知道了三等功的分量。同時也預感到了這項榮譽在不遠的將來的命運。
在表彰大會上，上台領獎的馬哲沒有通常的容光煥發。他軍姿挺拔，敬禮的動作標準有力，在過分瘦削因而略顯剛毅的面孔上方，警帽的尺寸和帽檐構成一個壓迫性的覆蓋並投下揮之不去的暗影——
於是這一幕就像對那些死者和苦難的群像以及一部分的自己的一種無聲而沉重的敬悼。
死去的人已經死去，活著的人正在死去。本片最令人感到驚悚的表達就在這裡：一個人要想實現吐露內心秘密的慾望，就要付出死亡的代價。
由此我們想到馬哲反覆聽的那個錄音帶里的秘密。錢玲說到「我想告訴你一個秘密」的時候，火車呼嘯而來，下面的內容什麼也聽不清了。
這個細節讓許多觀眾把重心和注意力放在了「秘密到底是什麼」上，就像眉頭緊鎖的馬哲那樣。
但事實上它想說的是，無論你有什麼秘密，即便這個秘密像臥軌的詩人海子那些藏在心中的動人的詩句，當你想要張口的時候，當你想要以自己眼見的真實和這個龐大的常理真實抗衡一下的時候，它們的命運都是被如此粗暴地打斷，被飛速行駛的歷史車輪無情地碾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