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可·波羅的假鬍子
作者：陳益
來源：正義網
歌劇《馬可·波羅》
提起馬可·波羅,這個威尼斯商人兼旅行家,誰也不陌生。他曾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賞識和重用,在中國生活了十七年。後來從海路歷盡艱險回到故鄉威尼斯,經由回憶寫下《馬可·波羅遊記》,讓他贏得足夠的名聲。這是我們所獲得的常識。
然而,在曾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劇作家尤金·奧尼爾的戲劇《馬可百萬》中,外號「馬可百萬」的馬可·波羅卻是一個「喜歡信口胡吹的人」,沒有榮譽,也沒有惡名,只有假鬍子。這個利用商會那套雄辯術白手起家的百萬富翁,被奧尼爾諷喻為「美國社會的棟樑」。在一系列實利主義者群像中,馬可·波羅是最貪財、最沒有良心的人物。他和他的父親尼古洛、叔叔馬菲奧不只是義大利探險家,而且也是典型的美國商人。這很有意思。
那麼,什麼是他的假鬍子呢?
據說馬可·波羅是教皇應蒙元大汗提出禮聘一百位賢士之請,派到東方去的。大汗很想了解基督教的情況,誰知馬可·波羅講不出個所以然來,大汗不由得大失所望。馬可·波羅一家三人出現在大汗宮豪華的覲見大殿,忽必烈坐在寶座之上,馬可手裡提著推銷員常用的樣品箱,面對眼前富麗堂皇的景象,不由肅然起敬,也未免惶惑。忽必烈對於教皇未能派來一百名賢士,流露遺憾之情。馬可急忙上前稟報:「他派我來代替他們。我一個人就能抵得上一百個賢士。」忽必烈想知道教皇是否認為馬可具有「西方人想像的人死後繼續存在的靈魂」,馬可回稟道,自己當然有靈魂,還有肉體,因此不得不吃東西。這時,他的父親與叔叔把他拉到一邊,慫恿他向大汗請求,討封一個二等官方商務代表。精明的馬可乘機與父親、叔叔討價還價,直到他們同意自己在公司里當上小股東,才向大汗開口。
馬可一家人的對話中,出現了不少美國商人的陳詞濫調,顯現某種特定的時代感。父親和叔叔希望馬可成為「官商」,這樣才能使家族儘快地發財——我們不由恍悟,官場腐敗從來遵循著相似的規律。將近一個世紀前構思的劇情,如今依然在許多地方不斷地重演……
歷來的戲劇評論家認為,尤金·奧尼爾描繪的馬可·波羅狂熱追求的物質主義,正是所謂的西方成功哲學「美國夢」。《馬可百萬》一開場,15歲的馬可·波羅離開威尼斯,臨別時心愛的女孩杜納塔答應他回國後就嫁給他,並贈予信物。馬可回贈了一首代表浪漫主義的情詩,卻處處以「金子,白銀,黑珍珠,紅玉」比喻美貌的姑娘,連教皇都看不下去了,諷刺他「愛情的天國里未免錢幣稍多了一些」。馬可的心裡始終惦記著日後可以「財源茂盛」,回家「安享富貴」。為了達到這個遠大目標,他甚至可能把「諾亞方舟砍成一塊塊,賣給基督徒當作紀念品」。
還有一個細節:當馬可·波羅和忽必烈的孫女闊闊真公主在漫長旅途中產生朦朦朧朧的情感,兩人即將接吻時,忽然響起「噹啷啷」的錢幣聲,立刻讓他拋下了公主。這是以吝嗇著稱的威尼斯商人典型的一幕。忽必烈很快就看清楚了,馬可「一切都貪,可什麼都不愛一切都想看,卻什麼都沒有看見」,全然是「精神畸形、缺乏靈魂、貪得無厭」。而闊闊真是一個富有詩意的理想主義者,對於人生和世界有自己獨特的理解和追求。她的「真」,恰恰襯托出馬可·波羅的「假」。
自遙遠的中國回到威尼斯時,馬可·波羅因為擁有的巨額財富,被稱為「馬可百萬」。這個帶有諷刺意味的綽號,強化了他的身份和特性——「丁點靈魂都沒有,只有精明狡猾的貪婪」。從謀求財富的手腕看,馬可也許抵得上一百個智者,但在精神上他卻一貧如洗。
第二場,大汗等候著如今已是揚州地方官的馬可·波羅。但是這個威尼斯人再也不會讓他感興趣。很快,馬可登場了,他具有一個走紅的電影明星在化裝舞會上的氣派和外表,「精心擺出一副莊重的負責精神,活像一個美國南方參議員打算提出限制非北歐鳥類遷入德克薩斯州的修正案時的神情」。馬可向大汗說明,他轄下的揚州為什麼徵收空前的巨額稅收。他廢除了一切奢侈品的捐稅,但一切日用必需品都得徵稅,這條法律對於所有人,不管是店家還是乞丐,都一視同仁。隨後,他又提出用花費小的紙幣來代替金幣銀幣,還說發明了玩具炮和「火藥」用於打仗,盤算著把這兩套技術賣給忽必烈,以交換貨真價實的黃金。
尤金·奧尼爾巧妙地設計了這樣的情節:在金鑾殿,馬可·波羅和忽必烈對於「人死後是否有靈魂」,舉行過一次關於東西方思想碰撞的辯論。馬可說,「我的腳就是合不上中國樂調的拍子」。其實不是腳,而是他與忽必烈的思維方式截然不同。對於精神世界之類,他根本就不想關心。他渴望擁有的只是大堆大堆金光燦燦的錢幣。
至此,我們終於明白了,尤金·奧尼爾的《馬可百萬》稱馬可·波羅「只有假鬍子」,是指他作為威尼斯商人和著名旅行家,有著人性迥然而異的兩面。馬可·波羅曾在自己的「遊記」中盛讚中國的繁盛昌明——發達的工商業、繁華熱鬧的市集、華美廉價的絲綢錦緞、宏偉壯觀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驛道交通等,這一切像茂密的鬍子一樣,遮掩了他自己的商人本相——雖然威尼斯的同時代人不相信他的東方見聞,嘲笑他吹牛,這另當別論。
尤金·奧尼爾的可貴,是將「賺得全世界,卻賠上自己的靈魂」者的醜陋面目揭得精光,犀利的筆鋒直指資本主義掠奪的本質。難怪,後人把這位愛爾蘭裔美國劇作家讚譽為「美國的良心」,他則一直堅持自己是愛爾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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