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卷
所謂共生，並不是理想的適應，而是一種絕不舒服的妥協。沒有共生，就沒有人類的未來。《傳染病與文明》（[日]山本太郎著，朱田雲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23.5）以傳染病為主題，從人類文明的起源開始細數傳染病與人類的愛恨糾葛，並討論了人類與傳染病在未來該如何共處。
原文 ：《共生之路》
作者 |[日]山本太郎 著 朱田雲 譯
圖片 |網絡
麻疹與結核之謎
人類城市出現後，在麻疹已成為常態流行的國家和地區，原先高發的麻疹的死亡率有所下降。死亡率的下降，在現代醫學起步之前就已經發生。結核病也是在現代醫學起步以前就開始死亡率下降的疾病。
工業革命與工業城市興起後，肺結核成了19世紀歐洲最大的傳染病。被污染的大氣、密集的城市生活、在通風差的工廠里長時間的工作造成了結核病的流行。德國作家托馬斯·曼的代表作《魔山》即以1900年代初阿爾卑斯的結核病療養院為舞台，描繪了人的生與死。
事實上，過去150年以來，結核病死亡人數一直在下降。這種下降在科赫發現結核菌（1882年）、BCG疫苗的研發（1921年首次用於人體）、抗生素的登場與導入（1943年發現用於結核治療的鏈黴素）之前就已開始。毫無疑問，疫苗和抗生素的發現有助於減少結核病的死亡人數。但就死亡率的下降曲線而言，其影響是有限的。人們普遍認為導致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營養狀況、生活環境和工作環境的改善，或是這些改善的綜合效果，但人們其實並不清楚，這些因素對結核病死亡人數的減少影響到了什麼程度。
在結核病流行之前的11和14世紀，麻風病曾在歐洲流行。在隨後的幾個世紀中，這種疾病的流行勢頭逐漸消退。當時，人們並不清楚麻風病的病因，也沒有治療方法。雖然對患者數的減少已經有了一些解釋，但謎團仍然存在。也許有一種可能性——從19世紀到20世紀結核病死亡人數的變化和麻疹致病性的變化並非固定在病原體的「病原性」上，其改變取決於社會的變遷與人們的生活方式。
病原體與人類的共同進化
有時候，當人們的行為成為一種選擇壓，病原體會發生進化。強調一下，這裡所說的「進化」，是指病原體的性質因為對環境的適應而發生改變，並非變成「優質的」病原體。
在西歐社會，愛滋病的流行始於1980年代上半期，到1990年代新增感染高峰過後，研究者對荷蘭阿姆斯特丹的男同性戀者進行了一項追蹤研究。愛滋病的平均潛伏期，在同性戀者間的新增感染達到高峰的1980年代下半葉最短，而在之前後的時期則較長。1980年代中期，一場旨在抑制病毒傳播、提倡安全性行為的運動取得了成功。自那以後，在男性同性戀者中，HIV病毒的傳播趨於穩定，平均潛伏期也得到了延長。
強毒HIV毒株因為傳染性高、致死性高、潛伏期短而耗盡宿主。換言之，這種毒株只能存在於一個接一個、不斷出現新宿主的環境中。再換一種說法，即當感染者和非感染者之間的接觸頻率降低時，強毒病毒因其本身的「強毒」性格而消失。從長遠來看，強毒病毒一邊影響支持自身生存的宿主群體（HIV感染的例子中性交活躍的集體）一邊消失，而潛伏期長、感染率和致死性都低的減毒病毒則會占據主導地位。於是乎，病毒與人類之間建立起了某種穩定的關係。
我們在非洲綠猴的SIV（猴免疫缺陷病毒）中看到了這樣一個例子。
與HIV類似的SIV已經感染了非洲綠猴幾千年、幾萬年。現在，這種病毒已經不會在宿主身上引起愛滋病，但可能在過去引起過愛滋病。不能排除大部分被感染的非洲綠猴在其第一次接觸SIV時就死亡了。少數在感染後倖存下來的雄性和雌性生下後代，這些後代在感染後倖存下來少數的後代再生下後代，如此循環往復，非洲綠猴也許就是這樣進化成了與病毒共生的宿主。
另外，從病原體的角度來看，當病原體第一次遇到具有「感受性」的宿主時，因為是在初期，當然很容易想像，當時的適應並不完美，而是逐漸進行適應的。病原體反覆從一個宿主傳播到另一個宿主的過程中，一定是想逐漸增加在宿主體內的總量。適應越不完美，病毒在宿主體內的總量就會越維持在較高的水平，需要承受來自宿主的選擇。有一種理論認為其結果可能就是愛滋病的發作。根據這種假設，一旦適應，就無須承受任何選擇的壓力。宿主的生病會對病毒自身的生存不利。因此，最終病毒會與宿主建立起穩定的關係。
將博弈論與「進化穩定策略」的概念引入生物學，並對二十世紀的生物學產生重大影響的約翰·梅納德·史密斯更進一步提出，如果病原體和宿主能夠分開生存，那麼自然選擇必須對雙方各自發揮「利己」式的作用；然而，對於像病毒這樣沒有宿主存在就無法生存的病原體，其承受的選擇壓最終會使其在提高宿主的環境適應度的方向上發揮作用。史密斯還談到，一旦形成穩定的關係，病毒的存在可能會提高宿主的環境適應性，即提高宿主自身的生存能力。
共生的成本
不可能存在完美的適應，如果環境發生變化，之前對環境的適應就會反過來變成對環境的不適應。其振幅會因為越適應而變得越大。我們已經看過鐮刀型細胞性貧血症對瘧疾發生了進化適應的例子。在社會文化適應中也存在過度適應造成的副作用。如果狩獵進行得太過順利，生態系統就會失去平衡。如果畜牧業發展得過度順利，牧草原就會變得荒蕪。
某種適應是如何帶來短暫的繁榮以及之後長期的困難的呢？我認為，傳染病與人類的關係亦是如此。消滅病原體可能是一種過度的「適應」。或可說，病原體的根絕會是一種過度的「適應」。傳染病的根絕，會在面臨選擇時，把過去對傳染病產生抗性的基因進行中立化。其對人類的影響，從長遠來看，很可能會變得不能無視。
歷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曾提出過「大災難的保全」的觀點。他舉例美國陸軍試圖控制密西西比河的歷史，認為這是人類可笑的努力。因為一到春天就發洪水，密西西比河流域常被洪水淹沒；在1930年代，美國陸軍工程兵團開始建造堤防，並著手封堵密西西比河，結果，一年一度的洪水是停了，但河床淤泥逐年堆積，堤防也只能相應加高，且越變越高；可這條河不可能在地表100米的位置流動，所以遲早有一天，一定會破防，到那時，很可能會造成駭人的災難，其破壞程度一定遠超堤壩建造之前的每年的洪水。在中國的黃河流域，公元前800年也曾發生過類似的事情。每次黃河毀堤、尋找通往大海的捷徑時，都會有大片區域被洪水淹沒。
同樣地，創建無傳染病社會的努力，也會越努力，越是在為拉開災難性悲劇的序幕做準備。為了不去「保全」災難，我們必須有「共生」的理念。重要的是要明白，在任何時間所實現的適應，都「不算舒服」，而是妥協的產物，沒有哪種適應可以是完全且最終的。舒服的適應只不過是下一場悲劇的開始。
進入21世紀，我們認為需要構建以「共生」為基礎的醫學與傳染病科學。 然而，共生是需要付出代價的，即「共生的成本」。打個比方來說，也許就像「修建堤防之前密西西比河中常見的洪水」。
同樣地，我們面對的是致命的傳染病。許多病原體尚未與其宿主人類建立起穩定的關係。對於那些被病原體奪走的生命，作為一名醫生、一個從事醫學相關工作的人，我無法視而不見。正如人類為了防治每年泛濫的洪水而建築堤壩，雖然不多，但我們手中已經積累了一些應對這場悲劇的醫學和醫療知識。
我們也知道這種積累也許會導致一場災難。我現在還沒有解決這些問題的「處方」。但我堅信，「共生」是一條大道。只不過，當有人要為此付出代價時，我們應該如何應對這個問題？
我不認為存在絕對正確的答案。 正如不存在完全的適應一樣，共生，恐怕也都是「不算舒服」的妥協的產物，需要不斷地探索。對於生活在21世紀的我們而言，這將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861期第8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王立堯
拓展閱讀
傳染病時代，從未離人類遠去 | 社會科學報
視域 | 傳染病防治，教科書能做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