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黑惡探尋謎底,《對決》如何從「心」出發?

2022-05-14     影視前哨

原標題:直面黑惡探尋謎底,《對決》如何從「心」出發?

導讀:如果說對決的故事是要向「新」而去,那麼《對決》的創作本身則更像是從「心」出發。

文 | 楊一欣

近期熱播的硬核劇集《對決》,無疑讓觀眾在第二季度的螢屏氛圍中眼前一亮。這部彙集了歐豪和王景春等一眾實力演員的作品,也的確在講述一個有關新警老警聯手出擊對抗黑惡的故事。甚至,從更深刻的程度來說,掃黑除惡還天下太平,本身就是一種朝向新生的語態。

而如果說對決的故事是要向「新」而去,那麼《對決》的創作本身則更像是從「心」出發:無論是來回修改採風無數的編劇創作,還是就地取材忠實還原的美術置景,都體現了創作團隊的「心」之所在。但當然,最重要的是,螢屏背後的「心」,並不等於觀眾的「心」,如何將二者做微妙的連接,《對決》似乎早已預備好了自己的回答。

黑白對決,

重拳出擊彰顯「決心」

《對決》的故事,從一開始便將矛頭直指掃黑除惡的戲劇漩渦:歐豪扮演的武劍和王景春扮演的文陸陽將剝繭抽絲,攜手探案,與盤踞在羅元縣城的黑惡勢力做鬥爭,並將其背後的保護傘與利益網連根剷除。

相較同類型國產刑偵題材劇喜好將劇情構建為單元案件的結構,《對決》的故事線則更像是從一個具體案件切入,在現在時態的展開中逐漸挖掘出更為龐雜的過去時態。換言之,《對決》中的案情並不各自為營,互相孤立,作為主角的武劍和文陸陽二人在處理當前的謎題時,往往同更深刻的謎語有著千絲萬縷的勾連,繼而在這種剝繭抽絲中,逐漸掀開整個迷局的大幕。

正如整部劇集在一開始,不僅扣緊了觀眾的心弦,也似乎埋下了更多說不清道不明的深沉伏筆:豐州市副市長朱慶雲到搬運村談判,卻遭到歹徒襲擊。在武劍奮力追查之後,落網的歹徒卻又人間蒸發,連醫院的接診記錄都一概無存,而用作罪證的制式子彈也不翼而飛,抓捕兇手的武劍反而深陷嫌疑漩渦;負責調查案情的刑偵專家文陸陽甫至羅元縣城,便被不明人士盜走行李箱,而深夜這個遭竊的箱子卻又裝滿現金回到了他的身邊……這些一環扣一環,一局藏一局的情節設置,無疑既提升了該劇的硬核氣質,也從側面書寫出了掃黑除惡的真切所在。也只有立足於此,打擊黑惡勢力的困難性和複雜性才能得以真實呈現,主人公探求謎題答案和尋求民生福祉的決心才得以彰顯。

嚴謹求真,

舉重若輕力求「匠心」

事實上,《對決》在圍繞劇作構建上,始終力求近乎真實的還原性。尤其是在展現相關行政工作架構的方面,編劇進行了兩個多月的採風和調查,美術設計皆面向真實場景做實地取材。從這個角度來說,《對決》畫面內部的「接地氣」,更像是創作團隊力求質感,精益求精的體現,而也唯有對每一處細節負責,最終的作品才能呈現得如此舉重若輕。

而在表演方面,演員為表現真實也鉚足氣力。在《對決》拍攝中,主演常常會討論各自的角色應該是怎樣的人物,甚至在拍攝期間,有一場現場勘測的戲份,兩人在詳詢和參考技偵人員的經驗後,在拍攝現場展開原地的對手戲推演——「這個場景是怎麼樣發生的,怎麼樣出現的,槍是從哪裡打過來的,人是怎麼倒地的,到底是幾個人,是什麼樣的角度,當時他們的距離又有多少……」這樣「求甚解」的表演創作,也成為了全組人匠心始終的表征。

而在編劇方面,除了最大化地還原真實外,扎在現實的土壤中對藝術性生根發芽,也成為《對決》不可或缺的創作語彙。正如作為全劇激勵事件中的重要線索,子彈既成為了情節轉折的道具,也形成了某種關乎角色命運與欲求的隱喻——在第二集中,王景春所扮演的文陸陽走馬上任時,便提出要破槍案,得先找槍,而找槍之關鍵,便在於找尋那顆失蹤的子彈。在某種程度上,失蹤的子彈也成為了全劇的一個重要隱喻——每個人不僅要拾起到解決疑難的武器,而且也要尋找到那關乎個人,也關乎集體福祉與正義的答案。

用個人襯托集體,或是用集體反哺個人,既是這個社會和諧運行的標準,也是《對決》在劇作書寫上的獨到所在。正如導演周琳皓表示:「每一個人物,我們要說的是『人』,而不是僅僅說的是一個所謂的好人、壞人。我們不能去臉譜化地創造一個人物,所有人都是有原因的,是有他的人性的博弈、內心的掙扎存在的。」正是有著這樣的創作觀念作為支撐,整部劇中的角色都在有條不紊地「各司其職」:正派有正派的力量,反派有反派的欲求,大人物有大人物的失落,小人物有小人物的弧光。而其中一以貫之的,便是那對於樹立「人」形象的決心,和傳遞「人」思考的用心。

吞吐現實,

同頻共振對應「人心」

從當代觀演關係上來說,戲劇的某種簡易概括性,早已漸漸地趕不上日益荒誕的現實,以及渴望從虛構的已知中探索未知的觀眾心理。故而,單純把概念和符號搬演上舞台,讓一群人換了身衣裳扮演另一群人,早已不再是精益求精的觀眾,渴望追求和抵達的觀劇終點——只有看到螢屏上的世界關聯現實的世界,螢屏上的生命吐露現實的氣息,那麼這些創作才真切地具有生命力。

《對決》所立足的現實根基,便是普羅大眾對於法治與和諧的追求和渴望,而這種抽象的精神訴求,如何以一種類型化的載體去轉譯和呈現,是一個頗值思量的命題。故在此基礎上,《對決》並不如其他同類型劇集一般,只著筆於槍林彈雨的高歌書寫,它更將焦點穿過那枚宣揚正義的警徽背後,去透析那些宏大命題下真正由表及里的喜怒哀樂。

很大角度上,《對決》中的每一個人,都有自己所屬的位置和陣營,但他們有的為換家園清明而搏命以求,有的為求上位而貪贓腐敗,有的維護所愛而以暴制暴,有的為保家人而捨身換命。在現實主義的基礎上,用故事和細節去展現人,讓每一道口子,都掘出百米的深度,這才是《對決》在敘事層面想要傳遞和呈現的創作自覺。

正如導演周琳皓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其實我們更想讓廣大的觀眾看完之後一定要堅信,無論你碰到了什麼樣的事情,受到了什麼樣的挫折,所謂不公正的待遇,一定要相信正義,一定要相信邪不勝正,而且一定要相信,無論社會怎麼發展變遷,格局怎麼變動,要相信我們的黨,相信我們的政府,相信我們所有的這個公檢法的系統。好人是遠遠多於壞人的,正義是一定能夠得到聲張的。」

或許,單純在螢屏上抒發懸浮的呢喃,劃定私人的圈地,早就不該是中國影視創作應有的語態。在類型劇集創作中,只有讓故事的手緊貼時代的手,創作者的「心」緊貼觀眾的「心」,才能在最終交出一份精彩的答卷。從這個角度說來,《對決》將「人」提領到敘事的核心,並在武劍和文陸陽擒凶探案的過程里,真正同觀眾對和諧社會的普遍信念,對正義與法治的永恆追求同頻共振。或許,只有體察到現實世界的冷暖,並能夠以特定的文本傳達普世的價值意義,才能在敘事上真正扣準時代的脈搏,傳達人文的關懷,創造出既接地氣,又具有深遠視野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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