滬上學人 | 科學實踐中的「傾向」

傾向性質是一種獨特的性質，對它的關注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他指出，傾向包含著一種內在張力，它既是「真實的」，又是「潛在的」。傾向看似是「真實的」，是因為在科學解釋中和日常生活中無處不需要傾向性質，如易碎性、彈性、易燃性、易溶性等，幾乎任何對象都有一些傾向性特徵。然而，傾向又具有「潛在的」特徵，因為與那些描述正在發生的性質語詞不同，傾向語詞描述的是當某種條件滿足時，事物會有何種表現。換言之，傾向描述的是對象的某種可能性。這種潛在性和可能性又使得傾向的實在性地位受到質疑，當代科學哲學家古德曼稱之為「有些飄渺」。在一些哲學家看來，要肯定某種未實際發生的可能性的真實存在似乎會違反本體論上「如無必要，勿增實體」的奧卡姆剃刀原則。

要注意的是，傾向性質的本體論討論獨立於傾向描述有無意義。即使是反對傾向性質的實在性的哲學家也樂於承認，傾向性謂詞的刻畫是有意義的，只是傾向性謂詞奠基於非傾向性質；換言之，真正存在的是非傾向性質，或稱為範疇性質。例如，他們認為可以合理地說，玻璃杯是易碎的，但並非因為易碎性是真實的性質，而是因為玻璃具有的分子結構性質構成了易碎性的基礎，而只有玻璃的分子結構這種非傾向性質才是真實的性質。

傾向性質是否真實存在，特別是在世界的基礎層面真實存在，成為了傾向的本體論問題的討論焦點。在當代對傾向性質本質的探究中，已經形成了休謨主義與反休謨主義兩大傳統：前者作為占主導地位的形上學觀，否認傾向性質的真實存在；後者則是主流形上學觀的挑戰者，力圖承諾傾向性質的本體論地位。

在休謨主義看來，世界的基礎性質是範疇性質，即非傾向性質。範疇性質的特徵在於，它們具有初始的同一性，而不通過指向超出自身的其他性質來定義自身的同一性。在他們看來，世界的基礎層面類似於幾何點的馬賽克式拼接，在每個點狀性質那裡，只有一定的自我包含的特性，而絕沒有超出自身的因果或傾向特徵。因而，在此基礎層面構建起來的任何事實之間所具有的因果、模態、律則性關係都是偶然的、外在的。這個世界就是許多特殊的事實的集合，任何存在物可能和其他存在物共存，也可能不與其他存在物共存。

反休謨主義傳統儘管在當代是少數派，但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按照這種形上學觀，世界上存在有基礎的傾向性質，它們是以傾向為本質的性質，因為它們的同一性僅僅依賴於與其他性質之間的傾向性關係；它們內在地與因果、模態、律則性關係相連，而不是偶然地受到外在的規則的支配。不過，儘管反休謨主義者在承認純粹的傾向性質的存在上達成共識，但他們內部的爭論也是深層次的。根據休謨主義與反休謨主義在傾向性質的真實存在上的分歧，也將二者稱為範疇主義與傾向主義。

科學實踐對形上學的啟發性意義

讓我們接受反休謨主義，最重要也是最有權威性的證據來自科學實踐。如果要考慮傾向性質是否是基礎性質，就需要去考察世界的基礎性質是否如此。例如，物理世界當中的基本粒子的性質顯然是一種基礎性質。如果傾向主義的觀點是對的，那麼基本粒子的基礎性質應該是傾向性質。與傾向主義相對立的範疇主義，則主張基礎性質應該是範疇的，這意味著基礎性質是不具有因果力的，所有的因果力都應該通過更基本的構成部分來得到解釋。

物理學的研究為傾向的本體論討論帶來了有益的啟發。例如，當代物理學的研究表明，基本粒子的基礎性質，例如質量、自旋、帶電性等，只能通過傾向特徵刻畫，而無法通過更基本的構成部分得以確定。標準的物理學著作中關於帶電性、質量、自旋等的定義都是通過「會引起」「對…的阻力」「會產生的」「動量」等語詞來進行刻畫的，這些語詞無不表明微觀粒子的性質是通過與其他性質之間的關係來規定的。它們都意味著在某些刺激條件下，具有該性質的物體會如何行動；換言之，這印證了傾向主義者的判斷，微觀粒子的基礎性質都是傾向性質。同時，物理學的研究也暗示世界不會是無限細分下去的，因而試圖通過其內在的構成部分為因果力找尋基礎的嘗試是不成功的。總之，物理學的研究表明，微觀粒子的性質是純粹的傾向性質，這為傾向主義提供了關鍵的支持。

不僅如此，科學實踐更為重要的意義是它暗示了一種多元主義或者反還原主義。如果從科學家如何實踐的角度來看，科學的不同領域顯示出有限的「統一性」。傳統維也納學派所刻畫的具有完美統一性的科學，依賴於理論之間完美的還原，每一個層級的科學領域都能還原為更加基礎的科學領域，直到物理學——社會學還原為心理學，心理學還原為生物學，生物學還原為化學，化學最終還原為物理學，科學是一個完整統一的整體。然而，這一點在科學實踐中並不存在。相反，科學實踐向我們展示的是，不同層級的因果力在宏觀和微觀具有各富特色的運作機制。儘管也許可以說，這個物理世界中的所有物體的運動變化最終都可以歸結為基本粒子的運動，但科學實踐的種種案例表明，在不同層級發生的豐富的現象，無法僅通過基本粒子的運動給出有意義的解釋。相反，特殊科學正是由於提供了不可還原的解釋而有獨特的意義，這使得我們重新看待世界的本體論。

生物學實踐為宏觀層級存在基礎的傾向性質提供了典型的案例。例如，基因是典型的傾向性質，這是因為「基因」完全是通過它的功能傾向來確定的，而不是它的結構來確定的。通常對於基因的定義刻畫包括像基因是遺傳的單位，基因是遺傳性狀產生的原因等。這些都是功能性定義，基因對各種生物性狀產生的解釋方式也符合傾向性解釋的特徵，例如環境相關性、非決定性等。生物演化的功能特徵也是如此。正如羅森博格所說，「自然選擇的是功能，對結構是盲目的」。生物演化的性質的統一性已經無法通過低層級的結構基礎進行解釋，因為這些結構基礎只是因為它們突現出來的功能性質而被自然選擇出來。例如，不同物種的視覺結構是差異巨大的，但是它們都進化出「看」的功能。甚至，自然很有可能選擇出另外一些低層級的結構基礎，只要它們能夠有同樣的功能性質。這些性質僅能通過它們所扮演的功能角色確定自身的同一性，而其功能角色就是在一定刺激條件下的顯現方式，也就是傾向性質。不僅如此，正如洛夫所指出的，生物學實踐還為傾向主義提出了新的問題。底層的結構之所以如此排列，是因為高層的功能性質為更底層的性質施加了反饋性約束。換言之，這些生物學實踐中的性質不僅只能用傾向性來理解，而且因此具有解釋其他現象的因果解釋力。

科學實踐為傾向性質具有不可還原的獨特的因果效力提供了證據，這構成了傾向性質具有實在性的重要理由，也構成了我們辯護反休謨主義以及反對其他幾條進路的重要論證。這足以說明，傾向性質儘管是潛在的，儘管是關於在刺激條件下展現某些行為的可能性，卻具有完全的實在性。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867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宋獻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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