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社會紛爭塵埃落定，新社會改朔定鼎。由此，一批懷有不同理念的人物，各懷心腸，倉皇辭廟，揮別故土，最終歸骨于海外。
晚年胡適。郎靜山攝，胡適題字並鈐印
在這群人中，論文化人，最有名的，當屬作為知識分子精神領袖的安徽績溪胡適之。
胡適一生，都屬於很開掛的那類現代史人物。
他位高望重，從27歲進北大當教授開始，就古道熱腸助弱扶困，號稱學界「頭號老闆」。可他離開大陸流亡美國那八九年，不要說幫助別人了，自己的日子也不好過。
1949年，他58歲。他的父系祖輩似乎都不長命，其父胡傳就只活了55歲，所以此時的胡適，似乎對生命隨時終結、特別是家國紛憂早有準備，在文章與日記中屢屢談及。
而他對蔣氏王朝也失望透頂，所以一旦面臨選擇時，他決然左右都不靠、陸台都不留不去。那年4月6日，風蕭蕭中他從上海坐船，漂泊到了美國。
新婚前後
這位前北大校長、前駐美大使，暫時卸掉了一身榮華，至此過起了自力更生大學領薪，完全寓公流民式的數年異國落魄生活。
美國一呆，就是九年。住在紐約八十一街公寓大廈。
他原信心滿滿地以為，可以出任哈佛大學一類的漢學教授，可那些洋學者們似乎不希望他去搶飯碗，暗中杯葛。所願不遂，只好到普林斯頓大學應聘為一個小圖書館的館長，年薪是五千二百美元。錢不算菲薄，可地位低，名為館長，其實不過類似大學科系資料室的主管而已。
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
就是這麼一個小圖書館，到了1951年底，校方還嫌費錢，另請了位年薪只需三千五百美元的，技巧性地把他給解僱了。可以說，在美國近十年間，他內心很壓抑，給友人趙元任的信中說「精神上十分痛苦」，過去從來不用考慮的經濟壓力一下子也擺在眼前。
那時的他，一家五口，分居四地：自己夫婦在美國，大兒子胡祖望遠走泰國，兒媳曾淑昭在台北，小兒子淹留北平；此前雖然收入特高，但是花錢大手大腳，還經常資助別人，並沒什麼積蓄，夫妻倆又年老多病，經常要臥床，治病的費用支付都很苦難。
當此時，「小朋友」唐德剛在回憶中說，「適之先生夫婦,年高多病,縛雞無力,自然更是坐吃山空。他的經濟情況與他的健康情況一樣,顯然已漸入絕境」。以往的傭人也請不起了，凡事都要自己動手，經常一人在家看書，水開忘記，導致濃煙滿室。
駐美期間為抗日花費巨大心力
後來，我讀胡頌平《胡適之先生晚年對話錄》、唐德剛《胡適口述自傳》及1948年以後的《胡適的日記》，很多大道理大事件都忘記了，唯有兩件事感慨最深：
一件，他的老妻江冬秀吃不慣西餐，加上經濟困難，就自製很多臘肉、梅菜乾、鹹魚之類，在陽台上晾曬，有些味道，鄰居嘖有煩言。胡適心中不安，一次最盼著老妻外出看戲，把這些東西全扔了。
還有一件，就是他從不帶錢，帶了也記不住，江冬秀就想了一個法子，每晚都給他領帶內夾帶個兩美元，這樣胡適每天上下班就可以買票了，胡適為此還很得意，青年學者唐德剛採訪他，他還把這件事專程告訴他，呵呵大笑。
這兩件雖然都是晚年瑣細小事，但是反倒更能看出很多東西來。比如，胡適為人的自覺和溫和，是不論窮達，至老彌篤的。
而他晚年生活的困窘，那領帶上用來擠地鐵的兩美元，似乎也都是每天的暗示吧。
事情的轉機在1957年8月，彼時島上的「中央研究院」，換屆投票選舉,公推胡適出任新院長。
蔣氏不好違背公意,沒有駁回。而胡適在美，也確實生活艱難，加上思國心切，也有意回來。於是在1958年4月，他終於與前清華大學梅貽琦一起返台。
他回來後，立即就任中研院院長，並長期兼任政府清閒部門的要職。他自知餘生不多，而在台的那些知識分子和「舊部」，也終於等來了他們的「精神領袖」，雙方一拍而合，準備大幹一場。
歸來
晚年在台的胡適，他最大的心愿，也是著手進行的事情有兩大件：
一，促進學術、文化、科技的獨立與繁榮，並竭力扶持年代一代得力人才，擬定出了諸如《國家發展科學培植人才的五年計劃的綱領草案》等要領，為日後對岸科技與經濟發展迅即 、躋身亞洲四小龍奠定了基礎；
二，利用自己的身份與威望，努力保障和拓展空間，對蔣氏父子多有直接或幕後的抵制，反對蔣氏連任,並支持組建反對力量。在政事上，他最終的目標和希望，是可以實現國家全面的民主架構。
與「青年才雋」唐德剛
可惜，那樣的環境，他這樣的想法，無異於異想天開，也完全是與虎謀皮，基本是以黯然神傷告終的，但是他也為後來島上的民主化進程埋下了火種。
那時的他，境況改變了，但生活還是非常簡樸，完全是一個清貧書生學者的狀態。
晚年工作的胡適
他似乎更加急切地預感到生命無多，全身心地撲在工作。白天，各種見客、開會、演講；到了晚上，他常年熬夜的習慣的也沒有改變，晚11點過後，「才開始閱讀、寫作、處理公務，常至凌晨三四時」。
他年輕時起每天都只是休息四五小時足夠，我還記得在《胡適口述自傳》書，他似乎還跟唐德剛說過，一個人每天睡覺超過五小時都是懶人的話。
晚年的胡適，物質生活還是隨意，唯一的「奢侈要求」，就是穿的皮鞋「必須用上好的皮革定製」——他對個人形象的在意是自少及老的。
離世
那時批評他的風氣很猛烈，很多過去的師友對他攻擊起來猶如寇讎。但胡適毫不在乎，心理似乎未受太大的干擾，只是很痛心。好在孫子胡復出生了，也隨父母回台，胡適享受了一種天倫之樂。
每周日，空閒的很多時間，他都陪著孫兒嬉鬧，一起折了很多紙玩具，還頻頻對著三四歲的孫兒道歉，說是自己太笨什麼的，一臉無奈。可萬事都不是完全順心的。他的晚年，最大的痛苦，可能是來自小兒子胡思杜自戕的消息。
離開前夕最後一張全家福
1958年5月，他其實已從「泛亞社」香江來電中胡思杜身死消息了，還是差點一頭栽倒地下。但他此後沒有再提及，大概是拒絕相信吧，死後的遺囑還說到胡思杜的安排。
就這樣，他逐漸走到了生命的終點：1962年2月24日，在中研院酒會上，胡適在大家注目下，發表他人生最後一次講演後，心臟病猝發，倒地身亡，就此離開了人世。他沒有留下什麼話，但可以想見，在那秋風透窗的上午，這位安徽人走的十分安靜，卻又帶著許多無法說出的恨事........
季羨林到胡適墓前拜祭
他死後，除了藏書，身無長物，幾乎沒有留下任何遺產。他的老妻江冬秀也許是懷念吧，此後每每對著兒媳「抱怨」：「適時幫助窮書生，開啟支票來活像百萬富翁，待我如窮措大」。還說他繼續「裝」的像個慈善家，無可奈何的神情，一臉苦笑。
但是，所有人也知道，在現代中國故事中，即便有太多滄桑與絢爛都已經隨風飄逝，但「我的朋友胡適之」這句話，已經是永恆的文化流言，有著古老亘新的味道與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