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面的話：各位不要奇怪，一把螺絲刀，名字雖然有點怪，文章卻是極好看的。此文並非老詹所作，《解放日報》記者沈軼倫寫的 。小沈為何要寫此文？那是應了報社之約，囑其寫篇有意思的紀實文學。小沈就近取材，將在《新民晚報》實習時的老領導——曾經的副總編輯朱大建作為採訪對象，寫了一篇精彩的紀實短文，通過一把小小螺絲刀，不但真實再現了那個時代那個孩子那個家庭的命運，也讓讀者隱隱窺見了我們國家的命運。以小見大，由遠及近，原本是文學生命力之所在。有趣的是，這位朱副總編，恰恰是我大學同學，不但住一寢室，而且關係極鐵。每年寒假，我無餘錢回川，只好留校苦讀，大建和同寢室上海同學，一家一家，邀我一起過春節，大圓桌子，七碗八碟，熱氣騰騰，盛情款待，讓我至今仍覺心裡溫暖。嘿嘿，真沒料到，大建小時候還有這麼檔子事情，竟然褲兜里揣一把尖頭螺絲刀，小小年紀，就要捏緊拳頭，保衛家人不受欺侮！唉，如今這位生猛小伙，亦和老詹一樣，年過六旬，垂垂老矣！
朱大建，高級編輯，《新民晚報》原副總編輯，上海作協理事、散文委員會主任，《上海紀實》電子刊主編。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出版著作《時代風采錄》《上海灘新「大亨」》《心弦之歌》《燈下文談》《燈下文談全編》《域外萍蹤》《靜夜凝眸》等。主編《上海作家散文百篇》。兩次獲《萌芽》文學獎。一次獲《上海文學》獎。中篇報告文學《鯤鵬展翅》獲中國作協1990——1991年度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雜文《資源與陷阱》獲2006年全國報紙副刊金獎。2004年被評為全國百佳新聞工作者，2008年獲中國晚報傑出貢獻獎。
一把螺絲刀
原創 依時
14歲，他褲兜里裝一把尖頭螺絲刀。每走一步，冰涼的金屬就碰觸他的大腿。尖頭隔著布料刮擦他的肌膚。讓他感到，自己仗劍而行。
他穿過甘泉新村的街道回家。家在甘泉三村和長征公社交界處，隔一條小河對岸，就住著說本地話的滬郊農民，往南百米遠，過一座小橋，隔著交通路就是滬寧鐵路。有人臨河洗衣，有人在釣魚，遠眺可見菜地，一片田園風光。他步幅頻率沒降，抬頭看一眼對岸，然後一個轉彎，小小身體，隱入新村成排一式一樣的房屋中。
這裡是1953年市政府仿造蘇聯集體農莊樣式建造的「兩萬戶」之一，專門供產業工人居住，新政府的政績之一。房屋都是兩層樓，住十戶人家，合用四個蹲坑，無廚房。相比1949年前的「滾地龍」和「棚戶區」，這裡的屋子是結實、整潔、明亮的，道路橫平豎直，房屋馴順如一，如軍營。他是隨父母在1961年搬進來的。父親，當時是如此渴望跟上時代主流。
父親少時，從常熟到上海吳良材眼鏡店學生意。滿師後去一家小服裝廠當了會計。到1949年已經是高級職員，五十年代初，工資每月119元。在當時，已經足夠可觀到使父親有底氣讓母親做全職主婦。
然後上海解放了。
起先，是政府號召高級職員自減工資，父親收入減為每月79元。不久後，公私合營，小服裝廠併入上棉二廠。1959年，號召知識分子下放，父親去嘉定農村種田一年。回來後，這個向來樂觀自信的會計徹夜失眠。
會計究竟屬於勞方還是資方，是知識分子還是勞動人民，是剝削階級還是被剝削階級？在1960年到來之際，每一個問題，都是關乎一個人生存還是毀滅的問題，也是關乎一個家庭生死存亡的問題。最終，父親辭去會計之職，主動去車間當銑床工人。一整天，刀具持續衝擊工件、工具機震動如癲狂，使站在邊上的人的牙齒、甚至手腳也跟著顫抖起來。但從車間回來，父親失眠症不藥而愈。
然後父親也把原來位於市區的住房調到城鄉結合部的甘泉新村，和工人同事比鄰而居。改頭換面，大功乃成。父親想。現在自己、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孩子們從各個方面看起來，都已經變成工人階級了。完完全全符合新時代了。
但自己最難改。
父親管不住自己的脾性。廠里開會時讓大家提提意見，父親竟真的提意見。父親批評領導「不關心群眾疾苦」。很快父親被認定是「惡毒進攻」，再然後是父親被人貼大字報舉報為右派。還有同事兼鄰居舉報說，父親中班回家聽收音機，是「收聽敵台」。
一夜之間，那些平素和他一起玩、一起鬥雞條馬捉蜻蜓的小夥伴，手拉手到他窗前大喊「打倒王柬之」。這不是他父親的名字，這是小說《苦菜花》里反面人物的名字。是一個工人隊伍里內奸的名字。半大不小的變聲期男孩們在窗口，齊聲地喊著這樣的口號。一聲又一聲。像有節奏地對著屋內敲入釘子。像在釘一個棺材。像最終的宣判。
他坐在屋內，恨不得刨開胸膛給小夥伴們看看，「我的血和你們一樣紅，憑什麼這麼說我們家，我爸爸和你們爸爸一樣是工人，我和你們一樣是同班同學，我們昨天還在一起玩耍和學習。」但沒有人聽他分辨。有人從窗外扔煤餅到他們家，父親隱忍，哥哥老實，他卻是一把推開大門，要衝出去和人打架。
從此他就不像人了。在工人新村裡，是被開除出人籍的狗崽子。誰都可以踢一腳。大孩子們在路上看到他，毫無理由就欺負他。這裡面沒有敵我矛盾，只有以大欺小的凌霸的快感。他總是還手的。有時他被揍得很慘，鼻青臉腫回家，卻一滴眼淚也不流。他拜了師傅，學少林拳，學扔石鎖、學吊環、舉槓鈴、學摔跤。手掌磨礪出血泡，然後消退，變成黃色的老繭。好像還是在昨天，他用這雙小手和哥哥燒糊了自行車廢內胎的橡膠，纏在長竹竿上，去新村樹上到處粘知了玩。
父親不擔心溫和的哥哥，擔心的是他，叮囑他說「不要打架。如果有人打你，你快點逃回家就是了。」他昂著頭站著，想了一想，從褲兜里掏出尖頭螺絲刀，像展示出鞘的寶劍，他說：「誰敢，我就和他拚命！」
父親見了一怔，劈頭一個耳光打下去「你要闖窮禍啊，一把戳下去，你要出人性命啊！」父親整個人抖起來，一如幾年前第一次進入車間，聽見銑床的轟鳴。而他撅著嘴站著，任臉頰上紅印腫起來。那一刻，父親忽然意識到，二兒子已經快和自己一般高了。父親沒收了螺絲刀。父親決定搬家。
1967年，一家人搬離居住六年的甘泉新村。改去昌化路一處本地農民房子裡居住。1968年哥哥回常熟「投親插隊」，1969年「一片紅」，他到江西生產建設兵團。1977年，他在兵團農場參加高考，高分考入復旦大學新聞系，回上海讀書、工作。
十多年前，我讀大學時在《新民晚報》實習，他是分管我所在部門的副總編輯。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報社走廊。挺高的個子，很常見的上海男人，戴一副眼鏡，頭髮花白。和人說話時，他臉輕微側向一邊，嘴習慣性地一歪。碰到有爭議的事，他未語先笑，客客氣氣和人講道理。他做行政管理工作，閒暇時自己也寫雜文、散文和報告文學，出了書送給我，絲毫不拿架子。看上去和報館裡許許多多文人一樣，和善儒雅。
他說，我會打架。
他說，我敢拚命。
他說，因為，我心裡有想保護的人。
我問，你後來，讀大學和工作後，還打過架嗎？
他說，沒有。因為我再也沒有受過欺負。
他說，如果你當時在我的環境里，你也不會文雅的。你不知道我同齡女孩子當時多少野蠻。
朱大建在青松城接受我的採訪。這裡是上海市局級離退休幹部活動的場所。他幾年前已經退休，現在在上海市作家協會負責編一份雜誌。對許多寫作的後輩來說，他是溫厚長者。我們坐在大堂喝茶，眼前來來往往許多白髮退休的官員。我想，他們和朱大建一樣，經歷過這個時代。這個屬於父輩的時代。坐在我身邊的，還是那個緊緊攥著尖頭螺絲刀的男孩。
朱大建告訴我，他後來還專程回江西曾經插隊的地方看過，看看年輕時奮鬥過的地方。但那麼多年了，他一直在上海。他一次也沒回過甘泉新村。